【名家專欄】舊秩序崩潰 特朗普領導新範式更迭

觀察當前「中共特色全球化」（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瓦解，就如同目睹一項持續數十年的爛尾工程走向終結。無論是出於蓄意策劃還是直覺反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領導的政府都扮演了戰後基於規則秩序的「破除者」的角色，為重建一個主權民族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掃清了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初幾十年裏，「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和冷戰後的全球化，都給美國整體帶來了切實而巨大的利益。它們幫助美國在1945年後鞏固了戰略主導地位，推動了數十年的經濟擴張，擴大了西方技術和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影響力，並促成了冷戰的和平結束。長期以來，這個體系似乎鞏固而非削弱了美國的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安排逐漸削弱了它們曾經帶來的優勢。

從「脫鉤」到「去風險化」

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兩屆政府在推進「脫鉤」與「去風險化」這兩個進程方面，比近幾十年來的任何一屆政府都取得了更大的進展。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總統將美中關係視為一種零和博弈（Zero-sum Dynamic），而非互利共贏的融合。這種博弈，長期以來使得北京通過強制技術轉讓、政府補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簡稱世貿組織）的漏洞等手段，獲得了益處。

從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的301條款關稅、華為（Huawei）黑名單和投資限制——這些措施引發了最初的中美脫鉤（Ddecoupling），並將政策重心從接觸轉向競爭；到第二任期內更嚴厲的升級，包括提高關稅、擴大對關鍵技術的出口禁令以及明確降低供應鏈風險；這股長期累積的壓力已經明顯放緩，並開始逆轉數十年來日益加深的美中相互依存局面。

即使出現經濟停滯、面臨法律挑戰及短期波動的情況下，該整體發展軌跡始終將美國的國家經濟主權置於優先地位，而非傾向於中共（主張並從中受益）的全球效率提升。

在體制方面，特朗普總統果斷地反對日益將國家主權置於聯合國機構、氣候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及類似機構之下的多邊框架。在其第一個任期內，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同時要求北約（NATO）分擔責任，並在言辭上明確強調主權問題。

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極大地加速了這個進程，立即重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並在2026年1月簽署了一份影響深遠的總統備忘錄，指示退出包括聯合國相關重要機構在內的66個國際組織，同時削減其資金並進行全面的條約審查。

這些舉措以交易型的雙邊主義（Bilateralism）和平等夥伴間的自願聯盟（Voluntary Alliances），取代了超國家治理（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事實上，就在特朗普總統第一個任期就職時，這股強大的（社會、經濟或地緣政治趨勢的）暗流已然積聚。這些勢力並非由他一手締造，但是他的個性、時機選擇以及那種務實的交易導向式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本能，使他成為一個影響力巨大的催化劑。

他對傳統妥協的厭惡，以及願意忍受短期痛苦的決心，產生了持續性的壓力；換作是傳統的領導者，往往會選擇規避風險，或回歸傳統的「接觸」（Engagement）模式。

跨大西洋共識的終結

終結跨大西洋共識（Transatlantic Consensus）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美國。歐洲各國最初譴責美國的撤軍和加徵關稅「損害了全球合作」，如今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實現供應鏈多元化、增加國防開支，並重新審視自身與中共之間根深蒂固的經濟聯繫。

澳洲、加拿大、英國和日本等盟友的回應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混合態勢：一方面公開含糊其辭，另一方面卻悄然加速——即使表達了保留意見，也加快推進回流盟友國家的舉措，並收緊技術限制。

最終結果就是，這導致舊有的跨大西洋和西方共識，正在逐漸但無可辯駁地瓦解。中等及較小的國家面臨不斷加大的壓力，被迫作出選擇：是繼續固守日漸式微的多邊秩序不放，還是及早適應這個更加強調主權和利益交換的國際格局。

對於任何理性行為者而言——無論是中等強國的領導人還是跨國公司的行政總裁——明智的做法既非宿命論式的投降，也非正面抵抗。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格局的結構性趨勢，如今已深深根植於安全考慮、經濟現實和國內政治壓力之中，難以輕易逆轉。對抗這種趨勢，只會浪費有限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更明智的做法就是，積極主動地儘早做出調整。

率先行動的企業可以鎖定友好國家的供應商，重新部署關鍵資產，並在競爭加劇前獲得政府激勵。果斷行動的國家可以吸引重新定向的投資，加強雙邊聯盟，並在國防和關鍵產業領域增強韌性。先行者能夠獲得可衡量的優勢：更高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更大的戰略槓桿作用和更低的長期轉型成本等。相比之下，後行者則面臨資產擱淺、突發合規衝擊和競爭力下降等各種風險。

然而，抵制之聲依然高漲且遍及各處。許多商界領袖繼續積極遊說，要求關稅豁免和優惠待遇，而歐洲領導人和其他各方則公開譴責美國政策的轉向，稱其「危害極大」。但這並不意味著這股基本趨勢已經停滯，而只是任何範式層級的轉型都會伴隨的、可預見的社會學滯後現象。

那些既得利益者——因對舊秩序投入巨大——正面臨著多重阻礙：包括對以中共勢力為中心的供應鏈與多邊機構的高額沉沒成本、短期季度財報或選舉周期的壓力、對過往共識的意識形態堅持，以及一種認為局勢仍可能放緩或逆轉的留戀情緒。

這種阻力解釋了為何轉型過程顯得參差不齊且混亂不堪。它也凸顯出：為何那些能正確判讀趨勢並及早行動的人能持續領先，而那些反應遲緩的人則必須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理解這種動態，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為這種變化歡呼。只是為了讓我們能夠以清醒的頭腦應對這種變化——並且，或許能為那些後來者留下一點空間，讓他們在適應的過程中減少不必要的磨擦。

範式轉變

美國現代歷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Kuhn，1922—1996年）在其代表性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一書中指出，科學進步並非知識的穩定線性積累，而是一個由範式驅動的階段性過程。範式（Paradigm）是一套共享的假設、方法和價值觀框架，它定義了「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即科學家們在既定規則下進行的日常問題解決。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現有範式無法充份解釋的異常現象。

當這些異常現象不斷累積時，整個領域便進入危機階段，其特徵是充滿混亂、抵制和臨時補救措施。最終，一場革命性的範式轉變將會發生——這並非通過漸進式的說服，而是一種思維框架的整體性翻轉，從而能更精準地對應現實狀況。

這種動態與當今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秩序驚人地吻合。二戰後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以中共為中心的全球化曾是主導範式。幾十年來，精英們奉行著所謂的「常規科學」：優化全球供應鏈、談判多邊協議，並假定參與能夠促進共產中國的自由化。然而，持續存在的反常現象——包括不曾轉向自由化的重商主義、供應鏈的脆弱性、制度僵局，以及主權意識的反彈等——卻不斷累積。

我們現在看到的來自政府和商業領袖所展現的抵制態度，可以被視為典型的「庫恩式行為」：對一個垂死的範式所進行的結構性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