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5日的紐約法拉盛,一個看似普通的午後,卻在數分鐘之內變成了一個帶有象徵意義的場景。

73歲的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在結束一天的講真相、勸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的活動後,正沿著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她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爭執,也沒有意識到危險正在靠近。然而,在Sanford大道與Parsons大道的交匯處,一名迎面而來的年輕男子,突然將她推倒在地,隨即壓住她的腿,連續用拳頭擊打她的頭部,並搶走一個白色布包和手機。

這一幕發生得迅速而直接,沒有任何語言衝突作為鋪墊。受害者是一名高齡女性,攻擊卻集中在頭部這一致命區域。若非恰巧有救護車經過,這宗事件的結局很可能更加嚴重。

2026年3月25日下午3時45分左右,73歲的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在紐約法拉盛街頭被歹徒推倒後擊打頭部數下受傷。(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
2026年3月25日下午3時45分左右,73歲的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在紐約法拉盛街頭被歹徒推倒後擊打頭部數下受傷。(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

73歲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遭歹徒襲擊,膝蓋紅腫瘀青。(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
73歲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遭歹徒襲擊,膝蓋紅腫瘀青。(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

73歲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遭歹徒襲擊,紐約市警察局以搶劫重罪立案。(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
73歲法輪功學員、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呂安敏遭歹徒襲擊,紐約市警察局以搶劫重罪立案。(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提供)

這宗襲擊,在表面上已經被紐約警察歸入城市治安事件的範疇,但當它被放置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軸中觀察,其性質便發生了根本變化。

一、從「偶發事件」到「模式出現」

僅僅一個月內,類似的暴力行為已經出現三次,而且分布在不同國家。

2026年2月23日,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外,一名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法輪功學員張春平在進行和平講解時,被一名旅遊巴士司機突然推倒並毆打。幾天之後,2月27日,在紐約法拉盛全球退黨中心樓下的法輪功真相點及退黨服務點,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對現場義工、法輪功學員Lydia Dong發動襲擊。而3月25日的呂安敏事件,則將這一系列行動推向一個更為嚴重的層級。

這三宗事件之間,存在著令人難以忽視的相似性:目標高度一致,均為全球退黨服務中心退黨義工與法輪功學員;行為模式一致,均為無預警、無爭執的突然暴力;發生地點則集中在海外華人小區與公共空間。

當一個行為在時間與空間上出現重複,其意義就不再只是偶然。它開始呈現出一種「中共延伸海外的暴力迫害模式」。

二、暴力之前:更早的威脅訊號

如果將時間進一步向前推移,這種模式並非突然出現。

2025年4月,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曾接連收到多封炸彈恐嚇信,內容不僅具體,而且帶有明確的操作細節:聲稱已在法拉盛放置爆炸裝置,要求高額贖金,並威脅對紐約法輪功遊行隊伍進行車輛衝撞與槍擊行動。信件中甚至點名具體目標,包括法輪功活動集會地點與公共圖書館等人流密集區域。

技術追蹤顯示,這些訊息的來源經過刻意掩蓋,有的顯示為香港IP,有的則指向美國本土,但均使用了內容分發網絡(CDN)進行混淆。這意味著,真正的操作者刻意隱藏身份,而非單純個人行為。

從恐嚇到實際暴力,從匿名威脅到街頭襲擊,中共行動形式正在升級。

三、為甚麼這些人被暴力針對?

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誰動手」,更在於「為甚麼是這些人」。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圍繞法輪功學員與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義工的壓制,主要發生在中國境內,形式包括拘捕、判刑、監控與經濟打壓。這些手段,構成了一套完整的高壓治理模式。

然而,當類似的壓制開始出現在紐約與倫敦這樣的國際城市時,其意義已經超越了單一國家的治理範疇。它開始呈現出一種跨境延伸的特徵。

這種現象,與近年來多宗被國際社會關注的跨國壓制案例具有相似性:目標群體通常為特定的政治或信仰對象,行動方式則包括威脅、騷擾乃至直接暴力。

四、一個更大的背景:數字背後的變化

與此同時,另一條看似無關的數據線索,卻為這些事件提供了背景。

根據公開資料,2025年全年約有1,500萬人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而2026年前兩個月,這一數字已達215萬。累計總數突破4.5億人。

無論外界對這一數據的解讀如何,這樣的規模本身,已經構成一種值得關注的社會現象。

《九評共產黨》曾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共產黨的統治,不僅依賴組織與暴力,更依賴一種心理層面的認同與服從。一旦這種認同被削弱,制度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退出」黨、團、隊的行為,並不只是形式上的組織關係變動,而是一種對既有邪惡權力結構的心理脫離。

五、壓力的來源:內部與外部的交迭

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多重壓力,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敏感。

在政治層面,高層內鬥與權力重組持續進行;在經濟層面,房地產市場下行、青年失業上升與消費疲弱形成迭加效應;在社會層面,信任缺失與群體焦慮急遽累積。

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一個不穩定的背景。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被視為削弱中共控制力的現象,都會引發暴力鎮壓。

歷史經驗顯示,當一個體制感受到不確定性時,其反應往往不是收縮權力,而是更加強控制。這種控制,既可以表現為制度性政策,也可以體現在非正式的壓制行為之中。

六、從控制到外溢:一種新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當壓制開始跨越國界時,其性質已經發生轉變。

過去,國家權力主要在其領土範圍內運作;而當影響力延伸至海外小區,並對特定群體產生實際威脅時,這種行為就進入了一個更為複雜的領域。

這不僅涉及安全問題,也涉及國際秩序與主權邊界的界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法拉盛與倫敦的街頭事件,不再只是地方性的案件,而是全球化時代中,中共在推行跨國迫害,將暴力延伸到海外,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施實「超限戰」。

七、暴力與恐懼:誰在主導?

回到最初的問題:這些襲擊的真正含義是甚麼?

《九評共產黨》在分析中共極權體制時指出,其核心運作邏輯之一,是透過製造恐懼來維持控制。而當恐懼開始外溢時,往往意味著內部的不安正在增加。

在這一連串事件中,暴力本身是表層現象,更深層的,是對某種「失去控制」的擔憂。

當一位73歲的老人因為講述其信念而在街頭遭到攻擊時,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政治或安全,而觸及到更基本的價值層面:美國社會能夠容納不同的聲音,個體能夠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表達其信念。而如今,中共的跨國迫害已延伸到美國,正在侵蝕美國和西方世界。

八、結語:一個正在形成的分界線

這三宗事件,如果單獨來看,或許仍可被解釋為個別案件。然而,當它們被放置在同一時間軸與背景之中,其所呈現的,則是一種逐漸清晰的趨勢。

這是一條正在形成的分界線:一邊是以控制與暴力壓制為核心的權力邏輯,另一邊則是個體基於信念所作出的選擇。

歷史經驗一再表明,任何依賴恐懼維繫的體制,最終都會面臨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恐懼時,中共還能依靠甚麼來維持自身?

而在今天的紐約法拉盛街頭,這個問題,已經以一種極為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當暴力開始追著良知走的時候,說明了一件事——真相,已經讓中共害怕了。

而歷史從來證明一件事:害怕真相的政權,走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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