撣封塵：聯合國引狼入室 蔣中正一語成讖

蔣中正穿越時空的預言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宣布「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當時，很少有人能意識到這一歷史性事件對聯合國乃至世界的未來意味著甚麼。

然而，醉者自醉，無妨智者獨醒，他就是「世界揭露共產黨陰謀第一人」——蔣中正。1960年，蔣公在《耶穌受難節證道詞》中說：「倘若自由世界仍將試圖與共產黨尋求和平，與侵略者談判裁軍協議，或者相信，共匪一旦獲准進入聯合國，即會接受國際組織的約束，那麼，這座和平的殿堂將會變成窩藏盜賊的淵藪。我們不要忘記主耶穌曾經對十二門徒說過：『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和毀壞。』」

蔣中正一語成讖

2026年3月20日，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公布一項最新調查報告《中國（中共）重塑聯合國戰略內幕》。報告披露，中共正在通過操縱聯合國以實現其自身戰略目標，這種做法不僅損害了聯合國這一機構，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多年以來，中共自我打扮成「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而事實上，這背後都暗藏著中共的算計，是一場精心預謀的超限戰。

報告揭示，中共在聯合國的「系統性運作」，主要通過以下四種方式實現：

一，通過增加對聯合國的財政捐款，用錢來拿捏聯合國。

二，安插中國公民擔任聯合國關鍵職務，用人來實質影響聯合國。

三，部署聯合國維和部隊維護其商業利益。

四，利用與國家有關聯的組織從內部影響聯合國。

「捐助」背後的算計

在聯合國的舞台上，中共再一次完成了「先示以菩薩心腸，再施展流氓手段」的演繹——

過去20年來，中國對聯合國的財政捐助不斷增加。中國在聯合國經常預算中的份額從2006年的2.053%增加到2026年的20.004%，僅次於美國的22%。

報告說，中國在聯合國不斷增加的財政貢獻，賦予了北京新的權力，不但使其能夠通過扣留和延遲付款來換取政治讓步，而且使其朝著有利於自己自身的方向發展。

2023年，由於流動性危機，聯合國被迫凍結招聘並暫停人權調查。報告援引觀察人士的話說，這次事件是源於北京的「蓄意」拖延。在2023年聯合國大會第五委員會上，北京未能阻止對蘇丹、烏克蘭和其它國家的人權調查的資金支持。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北京成功地阻止了其反對的調查。

報告還以北京對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農發基金，IFDA）的捐贈來說明中國如何戰略性地利用財政影響力來引導聯合國任務和預算，並以此作為獲得全球認可和促進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農發基金與各國政府和其它機構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贈款和優惠低息貸款，以滿足其迫切需求並支持農村社區發展。

與其他聯合國主要大國相比，中共的自願核心會費總額相對較低，但有一個顯著的例外，即對農發基金的捐款。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的報告指出，中共對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的捐助是「投資，而非慈善捐贈」。

截至2025年7月，農發基金報告稱，中國是第六大捐助國，也是所謂「發展中國家」中捐款最多的國家，承諾捐款8700萬美元，佔農發基金2025-2027年14.4億美元預算的5.54%。報告指出，作為主要捐助國，中國確保了其繼續有資格獲得農發基金的貸款項目。通過投資農發基金，北京可以影響農發基金的政策和項目，從而有助於維護和促進其經濟利益。

根據農發基金的報告，截至2026年3月，中國自1981年加入農發基金以來，累計捐贈了3.6169億美元的核心捐款和1212萬美元的補充捐款，但同期，中國從農發基金獲得了約13.1億美元的優惠融資。「這意味著中國每投資1美元，就能獲得3.51美元的優惠貸款。」報告說。

農發基金對中國的資金直接促進了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並推進了中國的關鍵國家優先事項，例如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報告指出，這與中共堅持自身既是經濟強國又是「發展中國家」的做法同出一轍。中共利用中國與農發基金的關係來標榜其作為「國際秩序」的捍衛者的同時，也是該秩序的主要受援國之一。

「參政」背後的算計

中共在過去20年中大幅增加了其在聯合國的人員。2005年至2023年間，受僱於聯合國及其機構的中國公民人數增長了約187%，從579人增至1664人。除此之外，中共還戰略性地安插了其公民擔任聯合國高級職務。截至2021年，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已經有四個機構的領導人來自中國。

報告認為，中共是借人員的安排「蓄意改變聯合國決策和運作方式，以支持中國自身的國家議程」。報告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共已經動員了中國公民在聯合國擔任高級別職務以利用其對聯合國系統的影響力。」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自2019年就任該職位以來一直飽受爭議。在屈冬玉的選舉期間，中共被指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他們拍攝選票以記錄他們的投票。身為中共黨員的屈冬玉上任後，推遲了對糧農組織的獨立調查，再次引發爭議。

負責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吳紅波也因在其任期內未能維護聯合國的公正性而受到公眾審查。2017年，吳紅波將維吾爾族活動人士多力坤·艾沙（Dolkun Isa）驅逐出聯合國論壇，儘管他是受邀代表。後來，吳紅波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他說：「我們毫不含糊，堅決捍衛祖國的利益。」

根據報告，中國公民擔任聯合國領導職位後，最大的濫用職權的案例可能來自國際民航組織（ICAO）。2016年，前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柳芳被指控拖延對ICAO員工團隊處理一起與中國黑客組織「特使熊貓」（Emissary Panda）有關的網絡攻擊事件的調查。「特使熊貓」被認為「與中共政府有聯繫的複雜而隱秘」的網絡間諜組織。

委員會的報告說，上述案例體現了中共如何利用高級官員作為渠道，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注入聯合國系統。

根據聯合國規定，屈冬玉、吳紅波和柳芳在接受聯合國職位時，都會被要求宣誓對聯合國絕對忠誠，並且按照聯合國道德辦公室的規定，不得「就履行職責尋求或接受來自任何政府或組織外部其它來源的指示」。

報告說，「這些人為中共的利益行事，明顯違反了他們對聯合國絕對忠誠的誓言，損害了聯合國的聲譽和運作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