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居民高飛近日向中共五部委寄送公開倡議書，要求立即全面暫停人體器官移植業務，並發起公民聯署，目前有近450人聯署，引發廣泛關注。高飛在倡議書中表示：「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且唯一的整體，絕非國家機器或利益集團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倡議發起人高飛接受《大紀元》專訪表示，目前自己微信被封禁，被迫遷離，陷入無處落腳的困境，並擔心自己會被「失蹤」；但是他說，生命議題不容止步，「這絕不是一場向官方的懇求，而是與漠視甚至吞噬生命的邪惡力量的長期博弈。」
高飛發起聯署：審查及暫停器官移植 微信被封禁 遷離住所
高飛於2026年3月8日向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國家監察委、國家衛健委五部委寄出《緊急倡議書》。相關郵件於3月11日至12日被簽收。
該倡議書題名為「守衛生命底線：關於全面審查並暫停人體器官移植業務的緊急倡議書」，並在網絡發起聯署行動，截至3月19日，聯名簽署已達到440人次。
倡議書指出，中共自從強制推行器官移植「合法化」以來，社會的恐慌情緒不斷上升。大量涉及「腦死亡」的案例精準地集中在年輕群體，分配過程為黑箱作業，「隱秘犯罪」、「器官黑市」的說法不斷湧現，社會信任與安全感受到強烈衝擊。倡議書呼籲全面審查並暫停人體器官移植業務。
廣州市白雲區公安分局3月12日來電告知高飛，中共公安部已收到該倡議書。然而，來電人員詢問的是高飛是否掌握「某一例器官移植涉嫌非法的具體線索」，而非正面回應倡議書中提出的制度性問題。
3月19日，高飛收到廣州市公安局白雲分局信訪辦公室的書面告知，稱審查並暫停器官移植業務的信訪事項「不屬於本機關及下級公安機關的職權範圍」，並依據《信訪工作條例》指引其向衛生健康部門提出。
與此同時，高飛的微信朋友圈內容遭到全面屏蔽，公民聯署網頁超連結被停止訪問，其微信公眾號在使用數日後被永久封禁。
在發起倡議的過程中，高飛本人面臨持續壓力：凌晨接到警方電話，被要求「到派出所了解情況」，住所因房東「改造」而被迫遷離，陷入無處落腳的困境。
儘管如此，他仍堅持公開所有與官方的溝通內容，並明確表示：「如果政府甚麼都見不得光，我們都不用活了。」
失蹤人口激增 數據消失 高飛：制度性的問題
高飛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我要求的不是一個個案的問題，而是一個制度性的政策問題。這個問題帶給整個社會的威脅和恐慌是真實具體的，政府部門無視民間社會的恐慌和焦慮，本身就是政府的失位。」
他指出，中共官方此前曾披露，2016年至2020年間每年失蹤人口均不低於100萬人次，其中2016年高達326萬，而2021年之後相關數據全面消失，器官移植數據同樣陷入「訊息黑洞」。（延伸閱讀：提議器官捐獻率納入城市考核 人大代表挨轟）
他說：「你沒辦法去說清楚它到底為甚麼這樣，因為整個系統的訊息是完全不透明的，老百姓是沒辦法知道的。」
高飛強調，訊息公開是政府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不應等到公民反覆申請才被動回應。他認為，在關鍵數據持續缺失、公眾無從核查的情況下，繼續推進器官移植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對生命進行不可逆處置的高風險行為」。
高飛要求正面書面答覆 擔心自己被「失蹤」
高飛明確要求五部委就「是否同意立即推動暫停器官移植業務」給出正面書面答覆，而非以個案詢問方式敷衍回應。
高飛指出，在現有醫療保障體系尚存重大短板、大量民眾因病返貧的背景下，官方卻不斷向公眾推動器官捐獻動員，這種「一邊保障缺失，一邊索取器官」的邏輯，令民眾感到極度不安。
不過，高飛告訴記者，警方已通過非常規手段追蹤到與他有過接觸但未有通訊記錄的朋友，並聯繫其湖北老家村委了解情況。他擔心自己會被「失蹤」。
海外人權律師：法律漏洞與監督真空並存
聯署者認為，社會焦慮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中國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蹤，且相關數據在2021年後突然中斷；二是器官移植數量增長與常規供需邏輯不符。
現行《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規定，活體移植僅限近親之間進行，但部份公開案例與該規定存在明顯出入。
更關鍵的爭議在於死亡標準。中國法律以「心臟停止」為唯一死亡認定，而器官移植實踐普遍依賴「腦死亡」判定，兩者之間存在制度性衝突。（延伸閱讀：中共活摘黑幕曝光：活人被圈養 器官待摘）
海外人權律師聯盟負責人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中國器官移植規範目前僅以國務院條例形式存在，立法層級較低，且與上位法存在明顯衝突。
「腦死亡在法律意義上並不成立，但中國絕大多數器官移植都需要在心臟仍在跳動時進行——這意味著，在法律層面，摘取器官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殺人。」他說。
吳紹平進一步指出，現行法規雖設有「移植倫理委員會」，但本質上屬於「內部審查」，而中國紅十字會長期存在的腐敗問題，難以保證公正性。
海外人權律師許思龍則在採訪中對高飛的行動予以肯定，同時對實際效果持審慎態度。他對《大紀元》表示，高飛的倡議至少具有三重意義：讓器官移植與失蹤人口這一議題持續發酵；推動更多人正視兩者之間的關聯；並向中共高層傳遞民間反對聲音。
他認為，器官移植本身並不必然違背人道原則，問題在於制度設計與執行的根本差異：「民主國家的器官捐獻是公益性的，排期公正。但中共把器官移植做成了產業，這已經違反了最基本的人倫原則。」
許思龍還指出，在缺乏透明機制的條件下，巨大的市場需求與利潤空間，為非法摘取器官提供了持續的驅動力。
來自國內的證詞：從個體恐懼到制度性指控
當社會層面的擔憂與焦慮在網絡上蔓延時，部份來自中國體制內部的聲音，為外界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觀察視角。
大陸人權律師沈國梁在採訪中直接將器官摘取定性為「已經成了一個產業」，並警告稱：「活摘相當普遍，所有人都沒有安全。」
他呼籲海外各國政府和民眾不要將這一問題視為中國內部事務，「它正在不斷蔓延」，並認為這是「這個星球上最血腥的反人類罪惡」，應當立即採取行動加以揭露和制止。
一名自稱曾親身參與執行死刑的大陸警察蔣承平，則向大紀元記者講述了一段令人震驚的親歷證詞。他描述，大約在十五六年前，他曾執行槍決，死刑犯倒地後仍在抽搐，隨即被送上旁邊停靠的解剖車，就地摘取器官，再直接將屍體拉往火化車銷毀。
「當時我打第一槍，他還在抽搐。我想翻過來再補一槍的時候，已經不讓了，必須馬上摘。」蔣承平表示，彼時他知道的「90%以上的器官提供者都是死刑犯」，且優先選擇已與家人斷絕關係、無人收屍者。他坦言：「這違不違法？人家說了算。」（延伸閱讀：知情人曝中共軍醫院活摘囚犯器官的恐怖黑幕）
普通民眾的感受同樣怵目驚心。
大陸民眾趙子銳表示：「『活摘』已激起廣泛民憤，人心惶惶，晚上都不太敢出門。」
山東省民眾陳雅惠則描述了當地日趨緊張的社會氛圍：「失蹤人口特別多，街上來往的人越來越少，家長都不讓孩子出門，連上學都不放心。」她表示，這種恐懼已從南方擴散至北方省份。（延伸閱讀：「越來越離譜了」影片爆中國器官捐贈詭異現象）
高飛：生命議題不容止步 與吞噬生命的邪惡長期博弈
高飛告訴記者，他對五部委的等待並非無限期的。他透露，若在規定期限內未收到正面回覆，將把所有公民聯署名單作為民意證明提交有關部門，並視情況啟動第二階段行動，包括準備提交遊行示威申請。
他強調：「這絕不是一場向官方的懇求，而是與漠視甚至吞噬生命的邪惡力量的長期博弈。」
實際上，中國的器官移植黑產業鏈，很早就被爆光。2006年《大紀元》最早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之後多個國際獨立調查顯示，中共在系統性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並形成黑色產業鏈。獨立人民法庭「中國法庭」曾於 2020年3月作出判決指出，法輪功學員曾經或正在整個中國被活摘器官。目前，這個器官供體已經從法輪功學員擴展到全社會。
吳紹平認為，從根本上看，現有體制框架內的改革空間極為有限，因為器官移植所形成的利益鏈條已深度嵌入權力結構之中。他說：「法律上有名義，總比沒有名義要好用——他們不會主動關上這扇方便之門。」
他還指出，中共將龐大的器官資源作為籠絡和影響它國權貴的籌碼，這使得這一問題已超出單純醫療倫理範疇，而具有更深層的地緣政治含義。
許思龍則將倡議的意義落腳於公民責任層面：「做事之前不要考慮有沒有用，必須要發出這個反對的聲音，想方設法來。」
他呼籲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對中國器官移植問題展開獨立調查，收集可供法律定案的證據，並通過國際法律機制追究責任。
高飛在倡議書中寫道：「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且唯一的整體，絕非國家機器或利益集團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出於安全考慮，上述受訪者沈國梁、蔣承平、趙子銳和陳雅惠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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