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外多家媒體披露，3月份，伊朗又有兩名駐外外交官向所在國申請政治庇護。他們是伊朗駐丹麥哥本哈根大使館外交官阿里雷扎‧索赫巴蒂，以及伊朗駐澳洲坎培拉大使館外交官穆罕默德‧普爾納賈夫。後者曾任伊朗駐澳洲使館臨時代辦，屬於級別較高的外交官。據悉，普爾納賈夫的庇護申請早在2023年就已提交，但卻在最近被曝光，兩人的申請已被當地政府受理。

而在過去幾個月時間裏，還有另外兩名伊朗外交官申請政治庇護。他們是伊朗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外交官阿里雷扎‧傑伊拉尼‧哈卡馬巴德，和伊朗駐奧地利大使館臨時代辦戈拉姆雷扎‧德里克萬德。他們均向瑞士政府提交了庇護申請。

在伊朗與美以關係緊張，包括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內的伊朗高層被團滅、伊朗軍事力量被大力削弱後，伊朗外交官的選擇就是用腳表達對伊朗政權殘害民眾的不滿，對伊朗政權統治的不信任，而這也在昭示著伊朗政權內部正在加劇分崩離析，每個為政權服務的官員都在思考，該何去何從。

另有消息披露，在過去五年，隨著伊朗社會動盪的加劇和民眾抗議的增加，已有多宗伊朗官員棄職並尋求庇護的案例。如2022至2023年間，多名伊朗外交人員在歐洲和中東國家出逃。《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曾報道，這種「外交人員逃離」通常是政權衰落的早期徵兆。這種徵兆在上個世紀蘇聯解體前也曾密集出現。

蘇聯解體前，在蘇共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上，身為俄羅斯議會議長的葉利欽公開宣布退出蘇共後，引發了蘇共黨員的退黨潮，蘇共失去了270萬黨員，這其中就包括大量蘇共駐海外的外交服務人員和在西方工作的蘇聯專家。

在1990年的最後四個月中，在日內瓦國際組織工作的14名蘇聯官員都選擇了退黨，他們與葉利欽保持了緊密的聯繫，並籌劃在日內瓦建立反對派「俄羅斯共和黨」的分支。

不過，脫離蘇共的外交人員並不只出現在日內瓦。蘇共中央得知，在紐約、維也納、巴黎、內羅畢的外交使館和社區也出現了類似情況，而位於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達了外交服務區政治化的訴求。

此外，一些駐外人員根本不想回國。蘇共中央備忘錄顯示，從1989年到1990年，有7位在日內瓦工作的官員在任期已滿後，拒絕回到蘇聯，而且，他們還私自簽訂了合同，繼續留在海外工作，並不再接受蘇聯使館人員的命令。

無疑，這些蘇聯精英的「背叛」表明蘇共的統治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身在西方的他們，親眼所見所聞西方社會，明顯與蘇聯宣傳的不同。習慣了自由生活的他們，內心對於所服務的政權已經無法認同，又如何願意再回到那個封閉、壓抑、殘害異議者的社會？

在蘇聯外交官「背叛」蘇共後一年多，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結束了長達74年的一黨專政地位，分裂成不同國家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這些國家大多走上了西方民主之路，民眾享有一定的自由，其中的俄羅斯雖然近些年開了倒車，但也沒有跡象表明其將重回蘇聯專制時代。

在蘇聯解體幾十年後，伊朗外交官基於同樣的想法，選擇了近似的道路，這同樣預示著伊朗變天在即。

沒有人否認，一年多來，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大刀闊斧下，美國正在重塑世界新秩序。隨著中共的好朋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美軍活捉，伊朗高官被團滅，古巴向美國低頭，中共打造的世界大國虛幻景象被擊碎……不僅中南海高層坐臥不安，就連中共各級官員都對未來感到迷茫。

因為此時中共內部更是驚濤駭浪。不僅政治動盪不安，權力鬥爭綿綿不休，而且經濟凋敝，民怨沸騰。可以說，對於中共的敗象和民心的喪失，中共官員們是最為了解的。內憂外困下，包括外交官在內的中共官員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想的紅朝覆滅，應該已經為期不遠。此時是仿傚蘇聯、伊朗外交官向西方投誠並退出中共，為埋葬中共添磚加瓦，也為自己搏一個光明的未來，還是為中共陪葬，已經到了關鍵的節點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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