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的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狹窄綿長,長期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動脈。在其最窄處——寬度約21英里——每天約有2,000萬桶石油通過,約佔全球石油消費量的20%和海上石油貿易量的25%。

來自卡塔爾的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簡稱LNG)運輸加劇了這種脆弱性。幾十年來,其關閉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假設階段:是戰爭演習、智庫報告和應急計劃中的一個爆發點。

但是到了2026年初,伊朗捲入的周邊衝突不斷升級,將這個假設變成了殘酷的現實,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領導的政府在「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啟動前可能就已經預料到了這種情況。由於襲擊、威脅和保險拒賠等多重因素,油輪運輸量驟降,有時甚至接近於零。航運公司暫停了營運,海軍護航成為常規行動,各國政府都在爭相尋找替代方案。

全球油價已經飆升。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勞合社(Lloyd's,也譯為勞埃德保險公司)等保險公司紛紛撤出保險業務,迫使美國政府出手提供緊急保險或擔保。世界長期以來一直迴避的問題如今已經無法迴避:如果霍爾木茲海峽不再能作為海灣能源的主要出口,世界如何才能維持電力供應和經濟運轉?

眼下可行的選擇雖然有限,但卻切實可行。海灣國家很早就預料到了這種風險,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兩伊戰爭(Iran–Iraq War,1980—1988年)期間,當時油輪襲擊事件屢見不鮮。沙特阿拉伯修建了東西輸油管道(石油管道),這條750英里長的管道從沙特東部的油田橫跨整個王國延伸至紅海港口延布(Yanbu)。近期的擴建工程已將其輸送能力提升至每日約700萬桶。在當前的危機中,沙特阿美公司(Aramco)已將其產能提升至接近滿負荷運轉,以便將石油出口改道至歐洲及其它地區,從而完全避開霍爾木茲海峽。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擁有自己的繞行管道:哈布山-富查伊拉(Habshan-Fujairah)輸油管道(ADCOP),該管道從阿布扎比(Abu Dhabi)陸上油田延伸至阿曼灣的富查伊拉港(Fujairah)。其日輸油能力約為150萬至180萬桶,使阿聯酋原油——尤其是穆爾班原油(Murban)——無需經過海峽即可輸送至公海。這些管道在過去的緊張局勢中已證明了其價值,目前正處於高負荷運轉狀態。

即使以最大輸送量運行,這些管道也只能處理霍爾木茲海峽通常約2,000萬桶石油輸送量的一小部份——合計每天可能只有800萬至900萬桶。來自伊拉克、科威特、卡塔爾和其它產油國的石油實際上仍然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咽喉要道之上。儲油罐正在被填滿,減產或停產迫在眉睫,全球市場正準備應對長期的石油短缺。

而一條擁有百年歷史的黎凡特(Levant)輸油管道繞過了海灣地區的咽喉要道。隨著2026年油輪運輸陷入停滯、油價飆升,這條廢棄的路線或將成為確保能源安全的關鍵所在。

歷史重現

歷史或許能在此提供一些令人驚訝的啟示。將中東石油的運輸路線從波斯灣轉移開來的想法並非新鮮事。近一個世紀前,當石油正在重塑全球權力格局版圖時,那些英國戰略家和伊拉克石油公司(Iraq Petroleum Company)也面臨著同樣的地理現實脆弱性。1930年代初,在伊拉克北部基爾庫克(Kirkuk)附近發現了儲量巨大的石油。向南經波斯灣繞過阿拉伯半島的運輸路線漫長且充滿風險。而更短、更安全的路線是向西——穿越沙漠到達地中海。

到1934—1935年,一條重要的輸油管道系統投入營運:兩條管道從基爾庫克出發,在哈迪塞(Haditha)分岔。一條向北通往黎巴嫩的黎波里(Tripoli);另一條向南通往當時處於英國託管巴勒斯坦的海法。十多年來,這條通道將伊拉克原油直接輸送到地中海港口,油輪可以在那裏裝載原油運往歐洲,無需長途海上航行。其邏輯無可挑剔:黎凡特地區(Levant)是連接海灣和中東北部能源市場與歐洲市場的天然陸路橋樑。

這條路線為何逐漸被遺忘?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凌駕於地理因素之上。1948年以色列建國引發了地區抵制;阿拉伯國家拒絕途經以色列領土,導致海法支線(Haifa branch)關閉。的黎波里支線雖然斷斷續續地存在,但卻飽受過境費糾紛、阿以戰爭(Arab–Israeli wars)和冷戰緊張局勢的困擾。

與此同時,戰後創新——超級油輪和規模經濟——使得長途海上運輸比維護跨越動盪邊境的龐大輸油管道成本更低。基爾庫克-地中海輸油管道系統(Kirkuk–Mediterranean system)逐漸被棄用,其戰略價值被新的現實所掩蓋。

但是地理環境亘古不變。油田依然位於原地。歐洲隔地中海相望。最短的陸路通道依然穿越黎凡特地區。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大部份時間裏,阿以衝突使得其復興在政治上成為不可能。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似乎也遙不可及。

危機再次發生?

然而,近期的種種變化已經打開了這扇門。《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2020)實現了以色列與幾個阿拉伯國家——阿聯酋、巴林、摩洛哥和蘇丹等——的關係正常化,為曾經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經濟聯繫鋪平了道路。各方對海上咽喉要道的共同擔憂日益加劇:2021年埃及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封鎖、也門胡塞武裝(Houthi)襲擊造成的紅海交通中斷,以及如今的霍爾木茲海峽事件,都暴露了海上交通要道的脆弱性。

在2023年G20峰會上宣布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簡稱IMEC)應運而生。這項雄心勃勃的多式聯運計劃將印度與海灣地區(途經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連接起來,然後經由約旦、以色列以及其它潛在國家延伸至歐洲。該計劃設想建設鐵路網絡、升級港口、電網、數字電纜,以及至關重要的能源基礎設施,包括氫氣管道、綠色能源輸送和綜合物流等。

儘管IMEC主要關注貿易、互聯互通和清潔能源,而非大型原油管道,但它重拾了舊有的戰略藍圖:利用黎凡特地區作為橋樑,繞過脆弱的海上航道。出於同樣的原因,IMEC也與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BRI)形成對比,而伊朗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點。

實現這樣一條通道面臨著重重阻礙——持續不斷的衝突、資金需求、政治協調,以及長達數十年的建設周期等。然而,其動力卻從未如此強烈。一條持久的西向通道將永遠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場的影響力,無論伊朗由誰統治,統治時間長短。如果海灣石油能夠多方向流動——通過現有路線向東輸送至亞洲,向西經陸路輸送至地中海——那麼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威脅將大大減弱。

後續影響

霍爾木茲海峽事件更廣泛的影響是深遠的。新的基礎設施可以促進長期以來以競爭為特徵的地區經濟相互依存,使昔日的對手轉變為共享繁榮的利益相關者。地中海港口或許能夠重拾其作為中東能源門戶的歷史地位。歐洲可以實現供應多元化,擺脫對海灣地區海運進口的過度依賴,或許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俄羅斯進口的依賴。

當然,這一切都不會一蹴而就。大型項目需要數十億美元的投資、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多年的工程建設等。但是危機能夠加速變革。當前的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已經從假設變成現實——可能會迫使各國政策制定者重新審視舊有的政策藍圖,直面那些亘古不變的真理。

霍爾木茲海峽或許終將重開,但人們對其作為無可撼動的交通大動脈的信任,恐難完全恢復。當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問題不再是「是否」需要替代方案,而是「如何」儘快建立這些方案。歷史表明,當地理條件與實際需要相契合時,即使是早已被擱置的想法也能煥發新生。#

作者簡介:Tamuz Itai 是一名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現居以色列特拉維夫(Tel Aviv)。

原文:Dire Straits—Hormuz Alternatives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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