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青年群體中，「躺平」與「低慾望生活」成為廣泛討論的社會現象。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追逐高薪，只求一份能維持生活的「正常工作」。分析認為，這種看似「降檔」的選擇，除了與當下嚴峻的就業環境有關，更是對社會信心、對制度的「無聲判決」及抗議。
年輕人從「躺平」到「老鼠人」
「沒事幹再休息一會兒，睏了回床上躺會，躺著躺著不知道甚麼時候睡著了。」一位抖音網紅近期分享了她的慵懶生活，幾乎整天窩在床上滑手機，晚上7點才吃上第一餐的一天，她半夜才拆放了一周的包裹，並在短影音中自嘲是「國內老鼠人實錄」。
這一系列的短影音，成為中國年輕人從「躺平」到「老鼠人」風潮的起點。
這種生活態度源於「躺平」，並被認為是「躺平」文化的延續，是對高強度工作和社會競爭壓力的逃避。在中國經濟放緩、青年失業率高企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退出「捲王」戰場，進入「擺爛」模式。
網上一則熱門評論點出了「老鼠人」的心態：「我們厭倦了強加給我們的精緻、快節奏、高效的生活方式，我們只想隨地大小躺的生活。」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這一次的躺平是被迫躺平，絕大多數年輕人沒有家庭財務的支撐和幫助，也沒有社會救助，同時又面臨就業難、婚姻、住房等一系列生活困難。」
從希望到失望：社會信心的轉折
在吳紹平看來，青年心理變化其實反映出社會信心的逐漸流失。
他形容，十多年前中國社會仍普遍相信「奮鬥改變命運」。當時只要努力讀書或工作，許多人仍有機會改善生活、改變社會地位。然而近年情況已出現明顯轉變。
「七八年前很多年輕人還充滿希望，但短短十幾年時間，人們從希望走向失望，又從失望走向無望，最後變成絕望。」
在他看來，當社會階層逐漸固化，個人努力難以帶來明顯改變時，「奮鬥改變命運」的敘事便逐漸失去說服力。他指出：「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基本上沒有辦法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
在官僚體系、人脈關係與腐敗等因素影響下，社會資源逐漸集中於少數群體，「現在甚至找一份普通工作，都可能需要托關係」。
降低檔次 年輕人生活策略的轉變
在多重壓力交織之下，許多年輕人不得不下調人生預期，吳紹平說，「只要求一份能溫飽的工作，用最低的成本維持生活與活動。」
台灣東海大學前中國大陸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行政總裁洪浦釗在《上報》撰文總結「中國社會近年出現彼此呼應的三個現象」：
首先是年輕人不再盲目追逐大型企業高薪職位，而是尋求一份能準時下班、準時發薪的「正常工作」；再者，洗浴中心成為部份青年暫時躲避競爭壓力的公共空間；第三，低成本的「迴旋鏢旅行」則在社交媒體迅速走紅，年輕人透過精算聯程機票與中轉規則，以極低預算換取短暫的感官體驗。
洪浦釗認為，如果僅將這些現象視為生活方式潮流，便低估了其社會意義。這些行為背後其實是一種「風險收縮」：當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時，年輕人傾向降低投入與期待，以避免承擔更大的生活風險。
就業困局：青年競爭空間持續收窄
青年心態轉變的背後，是日益嚴峻的就業現實。官方統計顯示，2025年12月中國青年失業率約16.5%，同年8月時曾達18.9%。自2023年底起，中共國家統計局採用新的統計口徑，使失業率從21.3%的歷史高點下降。但多數觀察人士認為，青年失業壓力仍然沉重。
2025年中國應屆畢業生人數達1,222萬人，創下歷史新高，而未來十多年每年畢業生規模預計仍將維持在千萬以上。與此同時，房地產、互聯網、教培與金融等過去大量吸納高學歷人才的產業近年普遍縮減招聘。
2025年上半年，面向大學生的職缺較前一年減少22%，求職人數卻增加8%。
當局的統計方式本身也受到質疑。按照現行標準，只要在調查周內工作一小時以上便被視為「就業」。因此，一些分析人士在評估中國青年就業時，往往會在官方失業率之外加入約10%至15%的修正估算，以嘗試反映「隱性失業」或「低度就業」人口，例如學歷與職位嚴重不匹配的工作者，或每周僅工作數小時的兼職人員。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丹丹曾估計，如果將約1600萬名未積極求職的青年納入統計，實際青年失業率可能遠高於官方數據。
制度與階層：特權結構的再形成
勞動市場結構失衡也在加劇青年就業困境。
隨著互聯網與教育培訓產業收縮，大量大學畢業生被迫流入低技能服務業。例如外送平台「美團」與「餓了麼」的騎手中，超過20%擁有大學學歷，其中甚至包括數萬名碩士畢業生。
同時，越來越多年輕人轉而尋求穩定的體制內職位。2025年中國公務員考試吸引約370萬人報名，但職缺僅約3.8萬個；中國核工業集團招聘1,730個職位，卻收到超過120萬份履歷，競爭比例高達150比1。
《六四詩集》主編、美國國會圖書館國藏作家蔣品超對《大紀元》表示，這些現象與中國近年權力與資源高度集中有關。他表示：「習近平對權力與經濟的壟斷，使新的特權階層形成。特權階層形成之後，就扼殺了公平競爭。」
在他看來，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曾讓許多底層民眾有機會透過創業改善生活，然而近年政治與經濟權力重新集中，使這種社會階層流動空間逐漸收縮。「過去幾代人努力打開的社會流動空間，在習近平手上又被翻轉回去了。」
蔣品超認為，中國人本身仍具有勤勞與奮鬥精神，但在制度限制下，這種能量無法轉化為社會動力。他並提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青年思想者遇羅克曾在著作《出身論》中批判「出身決定命運」的制度邏輯，但最終因此遭處決。
他擔憂，當特權階層再次固化、競爭空間收縮時，社會對制度不公平的質疑也可能重新累積。
年輕世代退縮：對制度的無聲判決
分析認為，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降低期待、減少投入並避免冒險，問題已不再只是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是社會結構面臨的挑戰。
近年中國網絡上也流行新的語彙來描述年輕人這類現象，如「內卷」、「躺平」、「潤」以及「政治性抑鬱」等，其中「政治性抑鬱」一詞，據《中國製造學刊》（Made in China Journal）3月9日報道，最早出現在2019年疫情期間，後來在長期的高壓政策與社會壓力下，被用來描述「無力感與耗竭感」的集體情緒。
吳紹平警告，當整個世代普遍陷入失望甚至絕望時，社會活力與創新能力都可能受到削弱。
洪浦釗則指出，過去中國社會穩定很大程度建立在經濟持續成長與「努力即可改善生活」的想像之上。但當經濟增速放緩、社會流動趨於固化，維繫社會信心的基礎也隨之動搖。
他認為，當努力與回報之間的連結持續鬆動，年輕世代的退縮，也被視為對制度與未來的「無聲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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