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伊朗試射了其所謂的「流星-3」（Shahab-3）導彈。在大多數觀察人士看來，這次發射似乎是德黑蘭在地區影響力的漫長征程中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是分析人士後來指出，一個細節本應引起外界警覺：伊朗的這次所謂試射實際上只是朝鮮「勞動」（Nodong）系列導彈已知的第二次飛行測試——據報道，朝鮮此前僅在1993年成功試射過一次。伊朗並非僅僅是在購買武器裝備；它實際上是在參與一個夥伴國家的研發周期。這正是德黑蘭和平壤之間的「互惠共享」（reciprocal sharing）三十年來一直存在的意義：縮短研發周期、交流經驗，並將制裁壓力轉化為合作的動力。

早期交易：導彈換現金 然後還有更多

第一階段比較直接。在兩伊戰爭（Iran–Iraq War，伊朗-伊拉克戰爭，1980—1988年）期間及戰後，伊朗急需導彈能力。而在當時孤立無援的朝鮮軍事化程度比較高，且急需硬通貨，於是向伊朗出售了「飛毛腿」（Scud）導彈的變體（據信「勞動」導彈的大量科技來自早期「飛毛腿」導彈的仿造）及其相關支持。軍控報告指出，伊朗官員承認在1980年代「從朝鮮等外國」購入過「飛毛腿」導彈，而美國情報部門後來的評估也描述，朝鮮實體在21世紀初繼續與伊朗開展「彈道導彈相關合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在軍事上的關係從單純的武器裝備供應，發展到基礎設施的維護、培訓和持續改進等建設項目。到了1990年代，朝鮮開始向伊朗提供「勞動」導彈及相關援助，而伊朗的「流星-3」導彈則成為這個合作模式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技術交流的核心優勢並非「宣傳冊上的產品範圍」，而是研發效率。一個國家如果能夠獲取另一個國家的測試歷史——包括失敗案例、解決方案和變通方法等——就能避免代價高昂的失敗嘗試。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加速發展。

伊朗和朝鮮在西方制裁下的互惠原則

互惠（reciprocity）常被誤解為對稱（symmetry）：一方付出X，另一方付出Y，賬目平衡。但是更重要的現實卻是反饋（feedback）。朝鮮提供的是工程技術的傳承，也展現出願意對外輸出的態度。而伊朗提供的則是資金、採購渠道，以及一個至關重要的環境：也就是可以讓導彈、無人機和打擊概念得以使用、改進和擴散的環境。

伊朗需要依靠導彈和無人機，這一戰略邏輯已經得到充份論證：由於缺乏現代化的空軍，伊朗把重心放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飛行器上，同時建立了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所稱的該地區「規模最大、種類最多」的導彈武庫，並且有向外部勢力提供這些系統的記錄。

當一套系統被廣泛應用時，其設計並非一成不變。用戶會調整發射程序、偽裝、基地布局、誘餌和飽和攻擊戰術。哪些策略有效，哪些策略無效，這種實戰經驗的重要性不亞於設計藍圖。最終，雙方會建立起一種合作關係，將戰場上的「經驗教訓」轉化為下一代產品的研發應用。

核能合作：不同的問題 相同的戰略效果

要客觀解讀雙方的合作，必須將導彈合作（公開報道對此有充份佐證）與德黑蘭和平壤之間直接核貿易的說法區分開來。後者的公開證據較為匱乏。十幾年前，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簡稱CRS）發表了一份題為「伊朗-朝鮮-敘利亞彈道導彈與核合作」（Iran-North Korea-Syria Ballistic Missile and Nuclear Cooperation，04/16/2014）的報告，這份關於伊朗、朝鮮和敘利亞軍事合作的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伊朗和朝鮮之間的導彈技術合作是「重大且具實質意義的」，但是截至該報告發布時，「沒有公開證據」表明兩國之間存在核相關的貿易或合作。

公開證據方面的侷限性並未降低兩國的所謂互惠共享所帶來的威脅；它只是闡明了合作的機制。導彈是核彈運載工具和區域脅迫手段。即使不存在核合作，持續的導彈合作本身仍會成倍增加風險——因為它擴大了每個獨裁政權能夠威脅的範圍，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提高了導彈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

同時加速兩個地區的威脅

分析人士有時會談到「兩個擴散問題」——伊朗這邊的核擴散和朝鮮那邊的核擴散。而德黑蘭-平壤通道卻將這個問題簡化為一個包含兩個節點的問題。

首先，兩國的合作縮短了研發時間。雙方都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如果朝鮮推進某項設計，伊朗就能繼承其成熟度。如果伊朗展示新的作戰方式——例如大規模發射、無人機/導彈混合打擊、分散部署等——這將成為其它國家可以借鑑的模板。

其次，它會削弱西方制裁的效果。制裁的最佳效果在於切斷項目的供應鏈並減緩其疊代速度。而伊朗和朝鮮如果成為持久的合作夥伴，則可以互相提供替代途徑：零部件、機床、測試技術、文檔以及難以攔截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因為這些知識是通過人員和培訓流動起來的。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關於合作與擴散問題的更廣泛討論，凸顯了政策層面的擔憂：即使在制裁的壓力之下，便利的網絡也能使合作的項目持續存在。

第三，這使兩個戰區產生了融合。一項因中東局勢而推動的導彈技術改進，可能對東北亞產生影響，反之亦然。這並不是意味著它們的打擊目標完全相同，而是意味著脅迫手段在共同發展。

將兩國網絡與打擊伊朗的決定聯繫起來

這就是當前軍事決策的關鍵所在。2026年2月28日，美國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簡稱CENTCOM）宣布啟動「史詩之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這是一項由美國總統下令的軍事行動，旨在摧毀伊朗軍事能力的關鍵要素——明確包括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場、防空系統、指揮控制節點和軍用機場等。

隨後幾天，美聯社（AP）發表題為「隨著與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爭進入第五天，伊朗首都響起爆炸聲」（Explosions sound in the Iranian capital as war with US and Israel enters a fifth day，03/03/2026）的報道，描述了襲擊和局勢升級，包括涉及伊朗核基礎設施環境的指控和評估，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IAEA）對核設施附近風險的警告。

無論人們是否同意打擊伊朗的選擇，這個決策的戰略邏輯都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將伊朗視為一個更大規模的能力生態系統——一個與朝鮮等夥伴共享、適應和學習的生態系統——中的一個核心引擎，那麼削弱伊朗的打擊能力就被視為可以減緩敵對勢力學習周期的一種方式，而不僅僅是只懲罰一個國家。

但是同樣的邏輯也為空襲所能達到的效果設定了無法逾越的限制。設施會被炸成彈坑，庫存會被摧毀。在互惠共享中，最持久的資源是專業知識——工程判斷、生產技巧、採購關係和作戰適應能力等。如果這些連接紐帶得以維繫，加速發展就能恢復，有時甚至比預期更快。

伊朗與朝鮮的關係之所以能夠維繫，是因為它的務實性：長期的交流將孤立轉化為合作。在美軍「史詩之怒行動」之後，戰略問題在於，選擇發動打擊的聯盟能否同時承擔起那些不那麼戲劇化的工作——例如封鎖、經濟施壓、出口管制執法和情報合作等——以防止「第三版」（「互惠共享」）在兩個地區同時升級演變成為「第四版」。#

作者簡介：Charles Davis 是美軍退伍軍人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講師。他獲得的軍事獎項包括：兩枚銅星獎章（BSM）、國防部軍功獎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兩枚榮譽獎章（MSM）、北約服役獎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參戰獎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參戰獎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勛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勛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How North Korea and Iran Accelerate Missile Threats Through Shared Learn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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