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軍工產業給人發展迅速甚至趕超美國的印象。然而,如果透視中美國防工業的底層邏輯,就會發現二者固有的根本差異,導致重型武器研發效率與風險控制存在天壤之別,進而決定未來武器系統對抗的結局。

2024年11月12日,在中國廣東珠海舉行的國際航太博覽會上,由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旗下瀋陽飛機工業集團研發的殲-35A隱形戰鬥機進行了首次公開飛行展示。隨後,2025年3月21日,美國空軍在華盛頓特區宣布,波音公司成功擊敗洛歇馬丁,贏得了價值200億美元的「下一代空中優勢」(NGAD)戰鬥機項目合同,該型號被正式命名為F-47。幾乎同時,商業衛星圖像顯示,在中國新疆羅布泊秘密測試基地,中國的兩款第六代戰鬥機原型機J-36與J-XDS(外界也稱J-50)正在進行密集的地面和飛行測試。這一系列標誌性事件將中美兩國航空工業競爭推向了歷史高點。

第六代戰鬥機的設計概念已遠超傳統意義上追求速度與機動性的單一飛行平台。它被定義為高度融合人工智能、無尾氣動布局、自適應變循環引擎以及能夠指揮無人機群的空中指揮節點。且不說中國的第六代戰鬥機的設計理念是否達到如此高度,就是第五代戰鬥機,中美軍工產業所面臨的技術挑戰,也因二者軍工體系固有機制(無論是優點還是缺點)被無限放大,而導致最終產品存在本質的區別,比如F-35與殲-35,不論它們在外形上看起來有多麼相似。

中美軍工產品對比。(AI製作)
中美軍工產品對比。(AI製作)

中美軍工企業的根本區別是,美國選擇讓資本與技術在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淬鍊精華;而中共則選擇按照國家計劃與行政命令進行資源和任務分配。這種底層運作機制的差異,深刻塑造了最終裝備的作戰效能、全壽命周期、可靠性以及後續升級潛力。

美國軍工產業運行的核心邏輯是,市場競爭機制、國會監督預算與採購,以及制度性避免政府插手企業運作。政府只負責制定需求和標準,企業競標產生最優方案,最後政府和用戶(軍隊)驗收。

在重大軍購項目中,美國政府扮演「甲方」,通過簽署商業合同向「乙方」即私人承包商購買所需的產品和服務。這種基於私人資本的武器採購模式,其強大的驅動力源自市場競爭。當五角大樓提出一項新的武器採購計劃時,軍方會啟動一個公開透明的招標程序,吸引實力雄厚的私營軍工巨頭參與競標。軍方通常要求參與競爭的企業前期投入巨額資金,完成原型機的設計、研發、製造和測試,並在真實環境中進行面對面的全面性能對比。最終篩選出優勝方案。

歷史上,這種「原型機對決」優勝劣汰的例子比比皆是,並為美軍提供了震驚世界的武器裝備,其中一些經歷數十年的實戰考驗仍然佔據統治地位而無法被對手超越,如F-22和F-35隱形戰機,以及B-2隱形轟炸機。

以F-22為例,其最初被稱為「先進戰術戰鬥機」(ATF)計劃,當時美國空軍急需一款具備超音速巡航和隱身能力的戰鬥機。在該計劃最終決選階段,洛歇馬丁主導研發的YF-22與諾斯洛普公司主導研發的YF-23進行了激烈的原型機性能測試和全面能力對比。美國空軍試飛員在長達數月的試飛中,對兩款原型機進行了詳細評估,包括雷達反射截面積、大迎角機動性、航電系統整合度以及後勤維護便利性等多方面。最終,軍方認定YF-22在敏捷性和項目管理的風險控制上更符合整體戰術技術需求,從而造就了後來的F-22猛禽戰鬥機。

同樣的競爭在後續的「聯合攻擊戰鬥機」(JSF)計劃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場被譽為「世紀合同」的競標,要求研發一款同時滿足空、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不同需求的多用途隱形戰鬥機。波音公司推出了外形獨特的X-32原型機,而洛歇馬丁則推出了X-35。兩間公司在原型製造和試飛階段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原始開發資金。在關鍵的短距離起飛與垂直降落(STOVL)測試中,X-35憑藉其創新的升力風扇設計,展現出遠超X-32的過渡飛行穩定性和垂直懸停能力。這種在極限狀態下的原型機對比,讓軍方得以在量產前就看清兩種技術路線的優劣,最終洛歇馬丁贏得了這份價值數千億美元的歷史性合同,誕生了如今主宰天空的F-35閃電II戰鬥機。

研發初期,設計和製造多架參與實驗、測試、試飛和性能對比的原型機,無疑需要投入極高成本,但這種做法為最終產品的全壽命周期帶來的長期收益和風險規避效應是無可估量的。它使承包商在原型機階段就必須毫無保留地展示其最高技術水平,並在軍方嚴苛審查下儘可能暴露和解決所有技術風險和設計缺陷。一旦某個型號在競爭中勝出並獲准進入量產階段,意味著其系統能力已經過篩選優化,其技術成熟度可以輕鬆應對長期服役和作戰考驗,而不會因潛在顛覆性問題被推倒重來。

相比之下,中國國防工業體系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運作邏輯。其重大武器研發項目高度依賴國有企業,特別是像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這樣的超級國企。在集權和計劃導向體制下,幾乎不存在自由市場競爭。雖然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內部存在多個不同的飛機和引擎設計研究所和製造廠,但在本質上屬於同一個龐大行政機器下的不同部門,缺乏市場意義上的獨立競爭地位。一個大型國防項目從立項到最終完成,通常從一開始就由國家相關部委和軍方通過指令性計劃分配給特定的國有企業來主導開發。

以戰鬥機研製開發為例,不同的飛機型號傳統上被嚴格固定在特定的骨幹企業名下。位於中國西南地區的成都飛機工業集團(CAC),歷史上負責開發了殲-7、強-5、殲-10,以及目前作為中共空軍主力的殲-20戰鬥機,據稱外界熱議的第六代戰鬥機殲-36也在該公司麾下。位於東北地區的瀋陽飛機工業集團(SAC),曾負責開發殲-8,和在消化俄羅斯蘇-27戰機基礎上開發的殲-11、殲-15、殲-16,以及後來的殲-35等。

雖然在項目規劃初期,這兩大集團的設計團隊可能會在初始論證階段,有向上級主管部門進行內部匯報、爭取,但這種行政性質的內部評估,在初始設計階段開始之前就已完成。這種指令性分配體制的結果是,一旦某個型號立項並確定了研發單位,該項目就會進入單向封閉開發過程。成飛與瀋飛在各自負責的重大型號上互相各不相干,所有飛機從初始設計到原型機開發以至批量生產,就再沒有同等量級的外部對手進行橫向對比,或任何系統競爭與方案對比優化機會,通常也沒有兩大集團之間的內部交流機制。完全不同於美國那種將競爭機制一直延伸到完成至少兩款完整原型機,並進行實際飛行對比的全性能方案篩選。

軍方只能根據型號自身的測試數據來評估其性能,缺乏清晰的外部參照。由於沒有可用於對比的原型機作為備選方案,項目在研發過程中如果出現了方向性偏差或嚴重技術樽頸,決策者很難規避方案固有缺陷。如果軍方的戰術技術要求得到滿足則無話可說;如果不滿足,要麼以犧牲其它性能為代價來滿足某個單項要求,要麼軍方降低要求接受既成事實,沒有同級備選方案。這種缺乏實體競爭對比的開發模式,在技術探索進入未知領域時,隱藏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原型機在完成基本飛行測試後,往往會直接過渡到小批量生產階段。此時,軍方在接收產品後,實質上充當了裝備測試和試錯單位。大量問題和缺陷在量產和服役階段暴露出來,再反饋給承包商進行下一批次的改良。請注意這種所謂的「改良」本質上屬於糾錯,與系統升級截然不同。這與美國在原型機階段解決大部份核心問題的邏輯完全相反。

殲-20的發展歷史就很說明問題。從2011年首飛的2001號原型機,到目前批量裝備的新型殲-20A,經歷了漫長且複雜的調整期。其中最顯著的挑戰來自航空引擎。早期小批量生產階段,只能依賴進口的俄羅斯AL-31F系列引擎。後來逐步換裝過渡性質的國產渦扇-10C引擎,前不久才開始換裝推力滿足最初設計的渦扇-15引擎。這種將動力系統問題留到量產或服役階段的模式,不僅讓裝備在早期批次的性能無法達到設計要求,也極大地增加了整體項目的時間成本和後勤維護的複雜度。

從供應鏈和產業生態角度審視,中美模式還存在截然不同的經濟效應。美國的競爭模式促成了極具活力且多層次的軍工產業鏈。主承包商為了在原型機對決中獲勝並控制成本,必須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尋找最優秀的二級供應商。這種壓力傳導,推動了整個產業鏈的技術創新。相比之下,中國國有企業的封閉循環意味著裝備供應鏈更多地依賴體制內流轉,容易導致供應商缺乏競爭壓力,使二級供應商技術創新動力不足,且在面對技術樽頸時,整個系統缺乏靈活性和調動外部能力的機制。

在國家戰略風險管理方面,兩種模式的差異也非常明顯。美國軍方通過投資兩款甚至多款原型機,本質上是對不同的技術路線進行了對沖投資。即使其中一款原型機因各種原因(如設計激進)遭遇挫折,仍有一款相對穩妥的備選方案可以接替。這大大降低了國家安全風險,避免因武器研發失敗而出現裝備空窗期。相反,中共的計劃分配模式則將絕大部份戰略資源集中在一條技術路徑上。一旦特定國企在項目開發上遇到無法在短期內逾越的技術障礙,整個軍種的現代化時間表就會受到嚴重衝擊或者帶病上陣(實際上,中共開發的項目大多存在類似問題),且沒有同級別替代方案彌補空白。

成本控制機制的不同,也顯示出兩種邏輯的差異。美國承包商在追求商業利潤的同時,還要面對國會預算、獨立審計機構以及公眾媒體的監督。儘管美國軍工項目在執行過程中也時常面臨預算超支問題,但其定價機制相對透明,各項成本構成具備可控和可追溯性。而在中共的體制下,國防預算分配和軍工企業內部財務運作對外高度保密,企業在缺乏競爭和監督壓力的情況下,產品定價依賴行政協商,完全脫離了市場規律。這種暗箱結算方式不可避免地掩蓋了潛在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和貪腐問題。

隨著現代戰爭形態加速向數碼化、智能化和無人化方向發展,裝備研發的複雜度正在呈指數級上升。美國的市場競爭模式正試圖通過引入更多創新科技公司來滿足軍隊需求;而中國的國有壟斷模式則仍然滯留在國家統籌和類似計劃經濟階段。兩種模式的優劣,讓時間給出答案。然而,不可忽視的事實是,缺乏競爭的發展路線,註定要在量產後的漫長歲月裏,用成倍的時間和資源為早期開發階段的缺失付出更高成本。@

「新世紀期刊」雜誌創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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