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鄒幸彤，去年2月申請海外證人透過視像直播作供，但23條在3月生效，修訂了《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I條，規定法庭審理国安案件時，不得批准證人在海外透過視像直播作供。
鄒幸彤認為這項修訂是衝着她的申請而來，剝奪了法庭酌情權，導致国安案件及非国安案件的與訟人之間出現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鄒於是向法庭申請，應該宣布修訂違憲。
三個高院指定法官去年駁回鄒的申請，昨天（2月10日）頒下判決理由。關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問題，法官引述案例及條文，指出「類似情況，類似對待；不類似的情況，則不該有類似對待」，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非指任何案件的與訟人都有相同待遇，而是指「在同一件案件中與訟雙方的待遇」。
判詞又說，本案控、辯雙方同樣不可以藉視像方式傳召海外證人，雙方均面臨相同限制，所以不存在差別待遇，沒有對辯方造成不公。這樣的裁決理由看似頭頭是道，細想則令人啼笑皆非。
不錯，“Like cases should be treated alike, unlike cases should not to be treated alike”，這根本是關於「法律平等」的一般原則，鄒幸彤不會不知道。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法官是否根據合理的差別去支持差別待遇呢？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該有差別待遇，而是差別待遇合不合理。
比方說，這裏有兩個與訟人，一個「十一哥」，一個「Killer」，兩人都衰十一，但「Killer」是初犯，「十一哥」則是慣犯。如果法官說兩人都衰十一，判刑一樣，你認為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表現嗎？當然不算。若法官指出「十一哥」屢犯不改，故判刑比「Killer」重，那就是合理的差別待遇了。
現在看看鄒幸彤此案，有什麼理由支持第79I條的修訂，導致国安案跟非国安案的與訟人有差別待遇呢？判詞引述政府說法，指法庭若容許證人於境外作供，「特區政府不能夠採取任何（或足夠的）措施或建立任何（或足夠的）機制去防止或減低證人被騷擾或證據被干預的情況，不但可能會妨礙司法公正，也會產生國家安全的風險」。
然而即使不是国安案，海外證人同樣可以被騷擾，證據同樣可以被干預，特區政府同樣束手無策，司法公正亦同樣可受妨礙，為什麼同樣的限制不加諸非国安案的與訟人身上呢？也就是說，法官反駁鄒的理由，根本不涉及国安案與非国安案的差異，完全解釋不到何以有差別待遇。
国安案件若要禁止海外視像作供，也不是不可以的，比較合理的理由應該是：視像作供涉及跨境傳送資訊，過程中可能洩漏敏感資料，危害国安。但鄒幸彤此案不牽涉什麼「国家機密」，所以法官並無正當理由禁止。23條立法，一刀切剝奪法庭酌情權，製造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我認同鄒幸彤所說，這是違憲的。
法庭解釋不到修例如何合理，只好重新定義何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同一件案件中與訟雙方的待遇平等。這個說法，儘管也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僅是原則的其中一面，怎可能涵蓋它的所有意義呢？以此混淆視聽，箇中荒謬反而欲蓋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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