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年裏，有那麼一些惶惑的時刻，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好像有）鱗從我們眼睛上掉下來（讓我們看得見）。我們意識到，幾乎所有最瘋狂的想法和政策——這些讓民眾因困惑和憤怒而幾近瘋狂的東西——其推動者都不是來自草根階層。這些奇談怪論來自長春藤聯盟人士，並且被世界上資本最雄厚、權力最大的企業、政府和媒體機構所放大。

為甚麼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呢？因為這些理念幾乎總是以相反的方式進行推銷。它們被包裝成用於加強邊緣化群體的能力、關愛被剝削的勞工、扶助貧困人口、幫助受害者群體、保護弱勢群體、援助小國、為無聲者發聲等的方法，向大眾灌輸。我們一再被告知，這些只是「保證民眾安全」的「常識性」措施。

該特定問題幾乎無所不包：跨性別者的權利、學生貸款豁免、食品雜貨的價格控制、疫苗接種、對烏克蘭的無止境援助、「選擇喜歡的人稱代詞」運動、強迫佩戴口罩、對傳染病的無休止的焦慮、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難民的悲慘遭遇、公共部門員工受到不公待遇、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或者任何一個他們可以想要的訴求。

隨著媒體的去中心化和訊息流動的增長，許多人意識到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正在發生。在每一種情況下，這些被包裝成崇高事業的訴求，實際上並沒有得到社會中下層普通人的支持，而且毫無例外地在變相地強加給我們一個主題，那就是「我們需要更少的自由和更集中的社會管理」。

推動這些訴求的主體力量是輿論界和機構中的精英階層，是那些擁有信託基金作為後備安全網、上過普通收入家庭上不起的貴族學校、生活在我們其他人無法進入的稀有圈子裏的那一群人。在我們這個時代，進步派的投票群體在人口構成上比一般人所了解的更為同質化。而如今，正如2024年美國大選的選舉結果所顯示的那樣，那些所謂支持他們想像的奇談怪論的少數群體正變得越來越少。

這就像美國動畫片電視連續劇《史酷比狗》（Scooby Doo）故事中的結局一樣，所謂的幽靈或魅影一直都是鎮長一手導致的。

一旦我們掌握了這個事實真相，很多事情就會變得截然不同。我們會開始對企業媒體為支持強大的企業利益集團所推行的政策而經常派出的專家隊伍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得逞，然而傳染病和注射疫苗的經歷似乎引發了大眾難以置信的懷疑態度。

各大媒體的觀眾們根本沒有辦法相信，在自己的公寓裏窩上一年不出門，就能對付呼吸道病原體，更不用說理解那些奇怪的規定，如保持六呎社交距離、佩戴口罩、安裝有機玻璃隔板、空氣過濾、區分髒筆和乾淨筆、按鍵上罩上塑膠膜、禁止唱歌的規定、電梯容量限制、禁止家庭聚會等等。這一切都太過份了。然而，大眾媒體卻宣稱這一切都是科學真理。

那段經歷對全世界的人們來說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訓。它揭示了這個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從精英利益集團通過各大媒體進入每個家庭的客廳，直接進入我們的生活，威脅著我們的自由和權利。這些都不是真正來自基層。它來自社會中的一小部份人，他們制定規則，讓我們其他人遵守。

在新冠病毒（COVID-19）的威脅消失很久之後，這種情況仍在繼續。我有一個親身經歷。有一次我在紐約林肯中心欣賞紐約愛樂樂團的交響樂，決定在演出前去男廁所。令人驚訝的是，那裏沒有男廁所。只有一個標明所有性別的大房間。我和所有男女觀眾一起排著隊，他們都對這種荒謬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怒。我們可以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到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們的周圍感受到這一點。

這些人裏面，有人花了幾百美元買票，有人遠道而來，有人穿上了最體面的衣服，而現在，這個機構卻在洗手間這個生活中最私密的地方，強迫他們進行性別融合，這讓他們感到極大的羞辱。事實上，我沒有看到一個「跨性別者」為自己新獲得的權利而欣喜若狂。我看到的是一眾憤怒的人，一眾對這種儀式性羞辱感到憤怒的普通人。

幾個月過去了，我給相關機構寫了很多信件，收到的回覆都是敷衍了事。最後，愛樂樂團打來電話，是為了向我尋求新的捐贈。我儘可能禮貌地說，如果他們真的想吸引捐款，就需要考慮一下他們的洗手間政策。我對此作了詳細解釋。最後對方真誠地道了歉，但卻承認他們也無能為力。一小群有影響力的活動家已經掌控了局面，這群人正在發號施令。

看，又是這樣的結果，事情總是這樣。

也許我們應該據此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

幾十年前，奧地利-英國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年）寫過一篇題為「知識份子與社會主義」（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1965年）的顛覆性文章。他在文中指出，要求社會主義的從來都不是工人和農民，總是那些在統治階級機器內工作的知識份子。所有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言論都是胡說八道。知識份子和他們的恩人通常缺乏工業或經濟方面的所有實踐經驗，經常高估自己理性的光輝，同時貶低社會團體中蘊含的分散化知識。

之前我不知道的是，他的批評不僅適用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也適用於一般的進步主義政策。

在我後來對優生（eugenic）政策的研究中，我發現了同樣的動力：精英知識份子將他們對理想人類的憧憬強加於人，並使用邪惡的手段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上，我在閱讀這一時期（從1890年持續到現在，然而何時結束並不確定）的文章時發現，西方世界確實還沒有從種族主義的過去中走出來。然而這裏產生了一個轉折點：種族主義變成是官方的、強加的，而且源於精英階層。這個思潮不是普通人的產物。

我還做了其它深入調查，揭示了一些經常被錯誤地描述為民粹主義的機構和政策背後的精英/企業/政府起源。中央銀行、食品和藥品監管、反托拉斯、所得稅、戰爭和徵兵以及一般的行政國家體系莫不如此。

關於這一點，有兩本書尤其引人注目。美國歷史學家加布里埃爾‧科爾科（Gabriel Kolko，1932—2014年）的《保守主義的勝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1963年）一書對從1912年到1920年左右的進步主義改革時期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歷史梳理，揭示了這個時期許多政策背後的企業和顯赫財富繼承的淵源。與此相應，美國經濟學家默里‧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年）的《進步主義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2017年）一書對整個時期進行了精彩的重構，揭示了機構俘獲和企業陰謀是如何源遠流長的。閱讀這兩本書，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史學是如何將這一切完全顛倒過來的。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一點比過去更容易看清，因為我們現在擁有快速多樣的訊息，誰是誰，甚麼是甚麼，都能實時掌握。相比之下，1913年的情況並非如此。當時的人們別無選擇，只能相信別人告訴他們的一切。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持續到最近。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們可以獲得不同的新聞資訊和不同的觀點，而它們都指向同一個新認識。

那麼，這個新認識究竟是甚麼呢？幾個世紀以來，各種力量一直在鼓動我們，令我們相信：我們的自由和決策權永遠不應該託付給普通人；社會進程已經崩潰，需要精英的監控；我們需要大型利益集團來掌管我們的生活，否則生活本身就會崩潰。然而，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和過去，就會發現事實恰恰相反。

這個新的認識解釋了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投票模式和政治觀點的巨大變化，這種巨變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世界各地。通常被蔑稱為「民粹主義」（populism）的思潮，實際上只是反映出普通人已經意識到：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被那些以犧牲公眾利益為代價來推動自身利益者的不實之詞所蒙蔽。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無法對此無動於衷。#

作者簡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

原文：The Long History of Elite Delus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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