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出口導向型製造業戰略的頑固支持，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國內收益遞減、國外敵意日益增加的發展道路，中共掉進了自己製造的經濟陷阱。
中共經濟刺激無新意
最近中共當局放出了拼裝的經濟「火箭筒」——中共央行、發改委、財政部先後上陣，釋放經濟刺激計劃，但無一例外都缺乏任何提振消費的重大舉措。
中共人大在本月晚些時候批准發行約2,840億美元的特別國債，但預計大部份債券將用於地方債務置換和為銀行注資。
這表明中共經濟的總體議程幾乎沒有變化，依然沿著國家主導所謂「新質生產力」的先進製造業方向前進，家庭消費並未得到太多關注。
他說，5月17號的時候，中共副總理何立峰提出財政收購庫存房，可是不到兩個禮拜後的6月2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中國籍執行董事張正鑫就公開對講，這會造成道德風險，養成民眾炒房不負責任的心態。
「這絕對不是個人言論，敢公開去打臉何立峰，一定是有習近平的授意。所以這一塊就變成禁區，不能做。」他說。
王國臣表示，習的政策其實一直都沒有變，財政支出尤其是國債部份，仍然用於重大戰略跟重大安全工程。
他表示，這一波救市，各部會好像拚命地開記者會，其實大頭目都不在，何立峰在開會期間在新疆、山西、福建，把中國都跑一遍；總理李強跑到柬埔寨，又去參加上合組織會議；習近平12號跟何立峰一起跑到福建。
「換句話說，真正的大頭目都不在意經濟表現到底如何。負責相關業務的經濟部門本身，經濟太難看可能會被撤職，所以他們一頭熱。」
中共陷入了自己製造的陷阱
中共的政策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讓其掉進自己製造的經濟陷阱之中，這個進程從2020年開始加速，到現在後果大得已無法忽視。
2020年中共當局開始整頓房地產業，很多房地產商在無法得到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很快倒閉，地方政府失去賣地金源而陷入債務困境；中共在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讓經濟雪上加霜，與此同時還伴隨著對中國具活力的私營企業的打壓，扼殺了私人投資並切斷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來源；正是在那時，中美緊張局勢加劇，習近平加注技術自力更生，轉移了原本可能有助於解決經濟困境的資源。
今年到目前為止，中國房屋銷售量已暴跌24%，而家庭儲蓄卻在飆升；由於工廠大量生產無法出售的商品，生產價格指數已連續兩年下跌，消費者價格徘徊在通貨緊縮的邊緣。
面對數百萬空置和未完工的公寓、上升的青年失業率、不斷下降的工資及優先發展高科技產業而非經濟支柱行業的政策，中國經濟的現狀是：企業不投資、消費者不消費、地方政府無法提供公共服務。
除了向貧困家庭提供一次性現金補貼和一些助學貸款資金外，中共對任何帶有「福利主義」的政策都表現出病態的厭惡，這意味著幾千萬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幾乎得不到任何幫助。
經濟數據也變得更加令人擔憂。當局發布的6月份青年失業率為13.2%，8月份迅速飆升至18.8%。9月數據雖略有下降，但仍是今年第二高。
房地產市場崩盤導致消費者不願購買大件商品，許多人都在償還抵押貸款並積攢積蓄。在沒有直接刺激需求的情況下，試圖讓企業和家庭打開錢包，可能會是死路一條。
2024年前八個月，零售額僅增長3.4%，遠低於當局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
9月份傳來更多壞消息，中國製造業連續第二年陷入通貨緊縮，給企業盈利帶來巨大壓力。就連中國經濟引擎的出口也意外地在同月放緩。
《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對出口導向型製造業戰略的頑固支持，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國內收益遞減、國外敵意日益增加的發展道路，中共掉進了自己製造的經濟陷阱。
他說，中共過度依賴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龐大的工業經濟依賴於國外的原材料和能源，也依賴於進入國外市場，但中共的地緣政治野心和其龐大工業基地出口的雪崩式增長，讓外國合作夥伴警惕。
中國已經在全球太陽能電池板市場佔據主導地位，並且有望在電動汽車領域取得類似的成功。北京還希望，取代台灣成為全球最先進半導體的生產國，鞏固中國作為全球軍事和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
其它國家必然會不滿和抵制中共在這些領域的野心，貿易摩擦也會加劇。
目前，「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出口金額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5.1%，佔出口比重也降低0.4%。
王國臣表示，習近平一旦決定要跟歐美對抗的時候，勢必會走向這條路。就變成「自力更生」，更加的工業化，然後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總是要出口，所以讓各國更加反制中共。
「他想要避免供應鏈脫鉤，可是他的作為反而加速了跟全球的供應鏈脫鉤。」
中共打出「火箭炮」 瞄準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台灣
中共一方面要刺激經濟，恢復信心，但另一方面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爆發武裝衝突的風險越來越高。
中共14日清晨對台灣進行「聯合利劍-2024B」軍演，除了海陸空、火箭軍外，這次特別之處在於中共海警也加入了軍演。
王國臣表示，現在很多國家都對中共的政策越來越看不懂，或非常的害怕。你一方面要強調經濟，可另一方面又在軍事擴張；一方面想要去吸引外資，可是到了中國境內就莫名其妙被捕。現在中共國安、軍方的安全系統與包含了商務部、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招商系統（的政策）在打架，就會增加整個全球對中國的不確定性跟失去信心。
孫國祥表示，如果中共與台灣或南海周邊國家發生武裝衝突，將嚴重影響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者對於中國市場的信心可能減弱，撤資或轉移投資至其它地區的風險將增加。
他說，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及其盟友，可能會對中共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涉及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禁令、金融限制、甚至能源供應的封鎖，進一步削弱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
「武裝衝突會迫使中共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軍事支出，削弱本來就受到房地產危機和地方政府債務壓力的國內經濟。軍事擴張和維持國防的高昂成本，可能會限制中共對基礎設施和民生項目的投入，進一步抑制內需的增長。」
共產制度的缺陷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MIT的兩位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與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表彰其「對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繁榮的研究」。
很多網民說，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三句話就可以總結：國家貧窮還是富裕，核心因素是政治和經濟制度；包容性制度保護私有財產、公平競爭、鼓勵創新，為多數人提供激勵，促進經濟的增長；榨取性制度產權不清，法制不明，權力不受約束，它只會成為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工具。
這讓很多人聯想到，中國的經濟困境的根源，其實是中共制度問題。
孫國祥表示，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的高增長，真正動因更多依賴於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開放，而非中共制度本身。
「中共的共產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要求並不相符，它的權力集中於少數領導層，容易導致政策錯誤的產生，糾正過程往往緩慢或無法糾正；其次，經濟資源的配置並非完全基於市場需求，容易導致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第三，共產體制強調國家控制和干預，抑制了企業和個人創新的動力。」
王國臣表示，最近剛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民主才是真正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方式。根據更早期1960年代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當一個國家不斷的成長之後，一定會走向大眾消費的時代，對應的就是服務業的發展和民主化。
「共產政權它就是要專制，在專制的情況下，言論市場都沒有，何來服務業發展呢？我們這幾年的觀察，服務業的年增率已經落後工業增加值了。這種做法當然就會抑制後續的成長動能。」
經濟停滯 各地抗議暴動會更多
王國臣表示，如果習不放棄共產專制，經濟一定會趨於停滯。最糟糕的模式應該是蘇聯解體，它會越來越鎖國，「內循環」變成北韓化；好一點的話，回到改革開放初期。它一定不會比日本的失落20年或30年還要好，所以它的上限或天花板就是日本的失落20年。
「日本失落的20年大概也換算成經濟增長率大概就是0%到1%之間，所以它最好的情況就是1%到0%成長是最好的。剩下的就是中共解體。」他說。
王國臣表示，未來可以看到是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擴張，然後有一大堆的網格員和一大堆的人武部，越來越多是國家養，回到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了。
「經濟不好，社會情緒的不滿當然會越來越多，政治動盪會增加，當然各地的暴動或抗議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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