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澳門特首何厚鏵侄兒、香港立法會議員何敬康稱,剛過去的周六晚與太太到港島鬧市某戲院,但是由他們二人「包場」,在FB發文反問「香港電影市道有幾大鑊?」有電影人指,香港電影的困境源於香港電影業的生態有「山頭文化」,題材愈趨單一,出品少有佳作,加上,近年《毒舌大狀》、《九龍城寨之圍城》等幾齣票房不俗的港產片都是「曇花一現」。

何敬康的帖文指,他與太太看的是恐怖電影,「已經算係具娛樂性嘅大眾類電影」,但只有他們2名觀眾,「周末賣飛都差成咁,平日市況更加難以想像」,反映香港的電影院市道加上消費市場確實低迷,令人擔心,自己未想得通如何走出此情況。

今年來6戲院結業

翻查資料,2023年聖誕檔期(24至26日)香港票房總收入僅1,959萬元,較前年同期逾3,200萬元下跌四成,創20年新低。

香港票房有限公司數據顯示,2023年中西票房全年總收入為1,433,169,125元,倒退回2011年(1,392,170,518元)水平。今年上半年(1月1日至6月30日),即使有過億票房的《九龍城寨之圍城》加持,票房總收入為640,062,694元,與去年同期的771,861,137元比較,仍少約17.08%。

今年以來,香港已經有6間戲院宣布結業,計有旺角朗豪坊「Cinema City」、銅鑼灣總統戲院、MCL海怡戲院、九展星影匯、嘉禾啟德、九龍城影藝戲院。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8月表示,影藝九龍城開業5年租約期滿便結業,一定是在商業上各方未能達成共存方案,投資方轉為觀望態度,自己早在今年第二間戲院結業時,形容過情況很嚴峻。

電影業務收益反覆下跌

早在疫情開始前,電影的業務收益已經從2008年第三季的高峰反覆下跌(見表)。翻查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電影的業務收益指數,2015年按季平均指數100,2008年第三季以166.6創2005年有紀錄以來新高。

近年高峰則在2019年第二季,達到108.8,之後急跌至疫情期間2020年第三季的49.5。雖然之後疫情緩和,一度升至2021年第四季的87,但是隨後第三波疫情爆發,就急插至2022年第一季有紀錄以來的38.6新低。

即使在疫情過後,2023年第一季的指數回升到89.5,但是後勁不繼,一度急插至同年第四季的57.8,今年頭兩季,分別只回升到77.4及79.7。

業界人士批業界訓練觀眾看明星

一名在1990年代加入電影界的匿名人士向本報表示,香港電影衰落,是業界生態及出品的問題。

他直言,加入電影界後,戲票越來越貴,但「你(電影界)畀緊咩嘢(電影)人睇?(你拍甚麼電影給觀眾看?)」演員陣容方面,部份擔任主角的演員演技欠佳,但是受觀眾歡迎,「觀眾入去是看戲還是看明星?你今日去看電影,會看這部電影戲軌好像幾好,從而入場看看;還是哪個人做,從而入場看?這已經是很大問題」,批評業界訓練到觀眾看港產片是入場看明星,主角不濟,就找其他更不濟的演員襯托,「是否因為業界從無教育觀眾,甚至教觀眾一個錯的觀念,令到當你越來越不行的時候,就無觀眾入場?」

他說,Netflix等網上平台在一些電影上畫不久後就買入播放,對戲院入座人數有影響,但是同時指出,如果一齣電影質素高,觀眾就會入戲院先睹為快。

業界有山頭文化

他說,香港30多年來演員陣容大致不變,同樣情況亦出現在幕後,「唔係個班底就無嘢撈(不是那個班底就無工作)」,具有山頭文化,有情況是有實力的人遭忽視:「有料無人搵(找)你,因為他自己無料」,業界亦視乎幕後人員工資是否夠便宜,相關人士是否懂得「埋堆」,影響電影出品質素。

另一方面,影視工作者袁廸旗曾經在2021年撰文,指出香港電影現今之困局,不能只怪責疫情及政治之影響,行業中曾經有不少前輩向後輩強調,不要對行業、社會等有太多的批評,否則只會影響其工作機會。袁又指出,有人過於強調年青影人不要計較報酬,當年青影人因經濟壓力而不得不放棄電影工作時,卻以「不能吃苦」來形容,反問「香港電影有良好的環境給畢業生發展,以及留住人才嗎?還是自我推動人才流失呢?」

台前幕後新人發展受限

該電影界中人又指,香港演技好的人很多,「但全部你們不認識」,例如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等「是旦(隨便)執一個,啲戲都好過曬(部份電影明星)」。他再舉例,2013年電影《狂舞派》主角蔡瀚億,在該片大收旺場之後,鮮有機會在其它電影再擔當主角。

為何近年《毒舌大狀》、《九龍城寨之圍城》等港產片能票房過億?該電影界中人認為,《毒舌大狀》反映社會不公,「毒舌大狀出來畀返公平大家」。即使《九龍城寨之圍城》叫座,籌備拍第二集,他質疑「如果係差不多嘢,又係嗰啲人,又係嗰啲假髮,戲軌又差不多,你哋又會唔會買單?」形容上述兩片「曇花一現」。

他預料即將上映,由黃子華、許冠文主演的《破地獄》,因演員實力及新穎題材會有熱潮,但是整個市道積累很多問題,出路唯有是「靠自己」。

他說,自己正在同其他電影界人士找新出路,找有實力的人拍電影,作品在不同的平台放映「打返轉頭」,「好過用出名的演員。出名不代表好戲,出名的導演、出名的監製,又是拍回那些東西,又是一潭死水!」

對於業界舉辦「鮮浪潮」短片節發掘新血,該電影界中人認為是好事,更直言「一部鮮浪潮拍的,或者都好過你而家班友做的」,但是指出得獎者之後在參加政府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中,往往被要求起用比較出名的監製。除此之外,有電影拍成後,在首映、慈善場後就銷聲匿跡,因為香港大多戲院不是電影公司擁有,院線認為無叫座力,就往往沒有戲院肯將之上畫,除了獨立經營的高先電影院、寶石戲院、影藝戲院。

影視工作者袁廸旗的文章亦提到,近年不少演員不收片酬出演新晉導演的作品,大多都屬於「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質疑「為何一個政府支援的計劃,因為製作成本問題,出現演員無酬演出呢?演員無酬協助新導演成為常態,真的值得歌頌讚賞嗎?還是突出了支援計劃的缺憾呢?」

題材受限

該電影界人士透露,香港電影業界開拍電影,是「我要幾多,就問佢(投資者)攞幾多」,沒有考慮最終收益,「你蝕本關我嚒事?下次就找下一個『水魚』」,之後又會到大陸找投資者。

加上之後電影有所限制,例如大陸當局的題材限制,甚至禁止唐代古裝「暴露」的禁令,均令電影發展受阻,「為何人家會拍那些?因為對他們(電影界)來說,這是唯一可以行的路」,禁令一下不能上畫,「今日安全不代表明天安全」,「還有無老細肯投資?」香港電影資金多來自大陸,為保能在大陸上畫,亦要「跟規矩」。

國安陰霾 投資者等步步為營

另一方面,2020年《港區國安法》訂立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表示,像《無間道》這種片已不能拍,「『點可能警隊裏面會有臥底呀?你咁樣係中傷!』但係電影是需要有矛盾的!內地觀眾為何鍾意香港片?就是因為內地是看不到的,但你現在如果拍內地的戲,我何必看你?」他並擔心因國安法是重罪,「如果你告訴我紅線在哪裏,我可以躲開,但現在我只能一刀切,碰都不去碰」。

政府2021年提出修訂電檢條例,要求充份考慮國家安全因素。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當時已經指出,業界最擔心在製作過程中誤墮法網,重申國安法的紅線無客觀標準,只能「見步行步」。他又指,新指引存在許多灰色地帶,「作為投資者,你話犯法,幾千萬就無咗」,並批評當局沒有說明何謂「不利」國家安全,認為修例不大影響傳統電影投資者投資意欲,但會令新投資者或「行外」投資者因多了制肘而卻步,直言大陸電影審查制度的情況或比香港更好,因為大陸是電影局先審查過劇本才開拍,而香港是拍完電影再審查,相比之下香港的投資者風險更大。

影評人:戲院業萎縮大勢所趨

今年4月的「全港戲院日」,全港63間戲院劃一票價30元,但是田啟文稱,今年「全港戲院日」搶購戲票的情況不如去年,認為是港人北上消費熱潮所致,今年的戲碼亦不吸引。

他表示,觀眾可隨時在串流平台看電影,整體電影巿道較不理想,全世界的電影業界均思考如何拉開戰線。另外,大陸電院網上購票毋須手續費、甚至有優惠提供,認為香港業界需要檢討營運模式,並呼籲電影商會在電影淡季期間加推「全港戲院日」。

影評人林兆彬在6月撰文,認為戲院業萎縮是大勢所趨,指出現代人有眾多娛樂,分流大量觀眾,「正如在電影和電視機發明之後,看舞台劇和粵劇的人數也大減」,加上疫情大大改變生活習慣,串流平台迅速崛起,家庭影院設備平民化,導致越來越多觀眾選擇在家中享受電影。

他分析,拍電影大投資、高風險、低回報,亦造成惡性循環,令高質電影可能越來越少。

他進一步指,當戲院倒下,便會造成骨牌效應,影響電影業和明星藝人產業的生計,也會削弱香港所剩無幾的軟實力和國際地位。香港政府若要支持創意文化工業,可以考慮減免戲院稅收,提供財政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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