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打壓金融行業，企業家越來越不敢冒險，即使是北京認為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行業也難以吸引投資；同時，中共政府主導量子技術研究，且被世界孤立而單打獨鬥，這三大因素可能使中美量子技術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打壓金融業 資金逃離
風險投資是現代科技創新的源頭之一，隨著中共對「硬科技」的強調，陸媒報道說，中國風投正在向半導體、人工智能、航太、新材料等硬科技上轉換。
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統計，風投基金2021年新增投資中，電腦運用、醫藥生物、半導體、醫療器械與服務領域的案例數量佔比高達70.62%。
隨著中共打壓金融行業，企業家越來越不敢冒險。調查公司Dealogic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風險投資額比2021年減少了66%；截至2024年5月底，比上年同期減少三成，目前還看不到停止的跡象。
尤其是以美國機構參與的外資風險投資，與2021年相比減少近九成，反映了中美分裂的現實。
中國風投機構也在撤離。《金融時報》報道，紅杉資本、高瓴投資等中國知名私募基金，要麼增加了海外投資，要麼更積極地在美國和歐洲等市場尋找交易機會。
在中國國內難以獲得融資的企業和投資者都在尋求走出國門，《日經新聞》報道，已經有很多創業者和技術人員從中國轉到日本。
隨著外資的離開，國內風險投資也變得更加謹慎，一直是風險資金來源的地方政府也財政惡化，困境進一步加深。
《金融時報》報道，2018年風險投資的高峰期，中國成立了51,302家初創企業。到2023年，這一數字已降至1,202家。
2023年生物技術和製藥初創企業的融資額，較2021年約180億美元的峰值下降了60%。
根據科技諮詢公司ICV發布的「美中量子產業融資比較分析」最新報告，中國企業創投融資不暢且融資可持續性不強，約2/3的量子初創企業已超過1年未有融資。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指出，當前中國風投行業存在的「債務思維」，意味著「能夠推動中國邁向技術前沿的尖端科技實驗將減少」。
根據Quantum Insider預測，到2035年量子計算將帶來1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如果沒有強大的量子初創企業社區，中國可能會失去全球量子技術生態系統中數萬億美元的資金。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對《大紀元》表示，風險投資在高科技發展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特別是在人工智慧、量子計算、電動車等領域。這些投資為創新企業提供了急需的資金支持，加快了技術的商業化和規模化發展。
孫國祥表示，中共對金融行業的打壓使企業家越來越謹慎，不敢冒險。如果投資者缺乏信心，資金將更加稀缺，量子科技領域的研究和應用也會受到阻礙。雖然中國媒體報道呼籲社會資本和風險投資加大對量子科技的資金支持，但實現有難度。
台灣總體經濟學者吳嘉隆對《大紀元》表示，技術的養成有一段時間看不到營收跟獲利，必須不斷燒錢，所以必須讓風險創投的資金能夠進來，只是靠國家級實驗室、大學研究所等技術面的追求是不夠的。
他說，一般商業銀行是穩定地收取利息跟支付利息，做不了風險創投；通常的社會資本或主權基金，可以用財務投資持有部份股權，不宜取得主導權，主導是承擔風險的一方。「但在中國哪怕官方在企業只有1%的股份都可以具有主導性，這樣的體制不適合發展風險創投新興領域。」
國家主導VS私企主導
2022年，研究和分析公司GlobalData表示，在美國量子研究中私營公司處於領先地位，而在中國專業知識越來越集中在國家機構中。
中共政府在量子技術開發方面投入了巨額資金。麥肯錫估計，截至2022年，中共政府已宣布總計153億美元的資金；Quantum Insider則認為，中共的投資範圍在40億美元至170億美元之間。
但中國私營部門量子方面的投資落後。據麥肯錫估計，2001年至2022年間，中國量子初創企業僅從私營部門獲得了4.82億美元，只是美國私營部門投資的一小部份。
根據美國智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最新報告，中共政府對量子研發的控制正在加強，並減少了私營部門的參與，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已經退出量子研究。
吳嘉隆表示，在技術劇烈起伏的新興領域，高風險的創投事業發展，一定要讓民營企業來主持，民營企業去研判市場機會、尋找人才、設計資本結構、組織架構等等。
「風險創投不能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思維，總是強調抓住權力，透過黨組織去控制，其模式完全不是資本主義模式的對手；國營企業也完全不宜介入，完全不適合公務員來做，公務員並不擔風險，擔風險的是民營企業家。」
台灣勵志協會（TIA）行政總裁賴榮偉對《大紀元》表示，中國現在還是以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為主，政策色彩濃厚，但成效很差。
他認為原因首先是，不管是銀行還是地方政府，都以政治思維主導，沒法注意到經濟、科技裏面更專業部份；這些公務員、黨政人士，全部都有政治的壓力，會想盡一切辦法巧立名目，最後可能只是重複投資，變成金錢浪費；他們當然也會用公開招標的方式，問題是評審委員也是這些黨政人士欽定的人，現在在國安當道的情況之下，這些人又不敢講真話。
「其次面對這些來自四面八方錢組成的資金，產生貪腐現象，這在晶片業非常明顯。這是中共一黨專制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沒有辦法改善。」
賴榮偉表示，很多人認為，中共的國有資本那麼多，又是舉國之力。但問題是，它的目標不是面對民間社會和全球社會，只是國家的戰略目的。
「國家預算就這麼大的一潭水，如果全部都倒了所謂的硬科技，勢必其它的領域的投資全部都被排擠了。而且把這些錢都到硬科技，也不代表硬科技真能有所突破。」
他說，台灣早期也是政府推動半導體發展，但後來政府就慢慢地變成協助的角色。半導體技術擴展到民間之後，民間就形成一股比國家還強大的力量。民間的大老闆和專業人士會知道很多政府不知道的事情，因為政府根本沒有在市場裏面求生存。
「他們會告訴政府，哪些地方是可以融資，哪些地方的技術是我們缺的，哪些地方是我們要做的，我們想賺錢的是哪個地方，而不是政府想的是怎麼樣。」
賴榮偉表示，在黨國控制社會的結構之下，技術很難突破，因為技術老是有專業以外的所謂的政治考慮，甚麼東西都講黨的領導、習近平的喜好，久而久之就開始走回頭路，開始用一些次級代的產品。
單打獨鬥VS盟友合作 差距拉大
量子技術是一項複雜的跨學科事業，很少有國家能夠在技術與人才方面獨立維持。
ITIF報告認為，中共有限的全球合作戰略，會限制其維持複雜量子技術持續進步的能力。
報告說，美國可以通過與盟友合作，與具有互補優勢的國家建立深度夥伴關係，建立一個強大、有彈性的量子生態系統，獲得戰略優勢。如德國在量子傳感方面表現出色，澳洲和英國初創企業推動著量子產業的發展。
而中共單打獨鬥，其在量子技術方面的孤立態度變成致命弱點。
同時，美國也在加強量子技術的出口管制。9月5日，美國宣布加緊對量子計算的出口管制；去年8月，美國拜登政府公布了對華量子投資的限制，這更加大了雙方的差距。
吳嘉隆表示，美國聯合盟友，把各個國家優秀人才的成果串起來，彌補美國的不足；同時包括猶太人、東歐、俄羅斯、亞洲等各國人才都被美國吸收過去，得天下英才而用之。
他說，雖然中國人口基數很龐大，如果自己關起門來搞，創新成果又缺乏法律保護最後被收割，大家搞清楚了以後，所有的營運結構就被破壞掉了。
「中共如果老是要靠國家的監控，國營企業的監控這種，或者國有化，要搞這一套的話，將來肯定會被拉開差距。」
賴榮偉表示，現在中國顯然跟西方國家為敵，跟外國打交道有很多的政治限制。在它跟全世界無法有效接軌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跟全世界一起開放競爭，突破原本的技術的門檻？這是很大的問題。
他說，它會不會是變成一個不斷內部封閉的循環，產生內卷化現象。也就是說，技術沒辦法突破，卻一直在原地做一些沒有效率，甚至還浪費時間跟金錢的事情。
「也許在低階技術領域，比如深層AI在做假照片、假文字，成熟到氾濫，可是它的AI就是停留在如此水準，沒有辦法再往更上。」
他說，中共不是開放競爭，最後變成沒有辦法突破新的技術，可能以後再過一陣子，你會發現，中國的老百姓拿到的東西，都是一些比較次級技術、比較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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