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文革自殺之謎

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革」文化的命。在這場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中，許多文化人都被中共「革」掉了性命。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是一個文化人，明史專家，因為寫《海瑞罷官》被迫害致死；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是一個文化人，國際問題專家，因為他與宋慶齡的80封私人通訊被抄走而上吊自殺；天津市主管文教的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也是一個文化人，辦過很多報紙，1968年3月1日，因為被強加「莫須有」的罪名，而吞服過量安眠藥自殺。

王亢之何許人也？

王亢之1915年10月2日出生於河北省深澤縣城關一個地主家庭。他家是深澤城裏有名的書香世家，也是城裏的大戶，被稱為「王宅半邊城」。

1931年，王亢之考入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學讀書，1935年，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2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3月，與康世恩等發動學生罷課，因抗爭失利而離校。

1938年春，王亢之回深澤縣參加青年抗日救國會，任宣傳部長，同年8月加入中共。1939年春，他創辦中共深澤縣委機關報《號角報》，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1940年9月，創辦中共冀中七地委機關報《新民主報》。1942年9月，七地委機關報改為《黎明報》，王亢之任社長。1944年冬，調中共冀中區黨委宣傳部工作。1945年，《冀中導報》復刊，王亢之先任副社長，後任社長。

1947年12月，王亢之調《晉察冀日報》工作，任總編輯。不久，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合併為華北區，出版《人民日報》，王亢之任副總編輯。1948年底，王亢之接受籌組《天津日報》社的任務。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報》創刊號出版。1950年，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天津日報》社社長。

1956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工作。

陳伯達的提拔

毛澤東一生先後用過26位秘書。陳伯達當毛的秘書時間最長，前後共計31年。期間，在中共七大上，陳伯達「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

作為毛的筆桿子，陳伯達有兩次差點當了天津市委第一書記。第一次是文革前，當中共中央決定將天津市改為直轄市時，曾決定由陳伯達出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只是文革爆發後，陳伯達出任了更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職才作罷。第二次是文革爆發後，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病逝後，陳伯達曾向毛提出到天津工作。毛也同意了，但幾天後，毛改變主意，此事才作罷。

因為天津離北京很近，陳伯達常到天津調研。1957年至1966年，陳伯達幾乎每年都去天津。1961年，陳伯達奉毛之命，在天津鋼廠搞了幾個月調研。1964年，陳伯達再次奉命到天津小站搞「四清運動」蹲點。這一年，他到天津多達23次。

因為上述原因，陳伯達對天津市一些黨政官員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都比較熟悉，對天津官場的影響較大。

王亢之長期從事宣傳工作，與陳伯達一樣都是筆桿子，「四清運動」中，又被任命為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團」團長，與陳伯達接觸更多一些，兩人的私人關係比較好。

毛澤東發動文革，在中央，要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地方上，要打倒一批劉、鄧的「代理人」。

1967年，被毛確定為文革中的奪權年。在毛的全力支持下，1967年1月，上海掀起奪權風暴，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權。之後，全國各地紛紛仿傚。

天津也不例外。到了1968年12月，天津市一批黨政官員被奪權後，成立了「三結合」的天津市革命委員會。

誰能進新成立的革委會呢？

陳伯達自然想用他熟悉的一批人進革委會。於是，在陳伯達的提議下，王亢之當上了天津市革委會常委。

天津市革委會的其他一些領導，不少也是陳過去熟悉的人。

王曼恬的告密

毛澤東發動文革，在北京，主要藉助於他的妻子江青；在天津，主要藉助於他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兒王曼恬。

天津市奪權之後，王曼恬當上了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

1968年初，王曼恬給江青寫了一封告密信，說天津市出現了「黑會」和「黑戲」。所謂「黑會」，是指1967年全國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藝界的造反派聯合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座談會」。王曼恬稱，這個會議陰謀奪文藝界的權，後面有「黑手」。所謂「黑戲」，是指天津人民話劇院「11·3」革命造反隊排演的《新時代的「狂人」》。

王曼恬的這封信一下子便觸動了江青敏感的神經。因為在文革中，江青自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在文藝界，她是說一不二的人物，豈容別人染指文藝界，而且還敢妄稱要奪文藝界的權。

江青與陳伯達矛盾的激化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上面有毛撐腰打氣，下面有一幫子吹喇叭、抬轎子的。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真正的老大，不是陳伯達，而是江青。

江青自恃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飛揚跋扈，根本不把陳伯達放在眼裏，動不動就訓斥陳伯達，甚至痛罵他。陳伯達不甘心當「劉盆子」（意即傀儡），常與江青發生爭吵。

兩個人有一次互嗆，江青說：「我看不起你！」陳伯達也回敬一句：「我也看不起你！」陳伯達還對其他人說：「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兩人的矛盾在江青收到王曼恬的告密信時，已到了很嚴重的地步。

而天津市是陳伯達分管的地盤。這封告密信給了江青插手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收拾陳伯達提拔重用的王亢之等人的絕好機會。

江青發難

1968年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秘密通知天津市革委會委員和天津市群眾代表以及駐津部隊、文藝系統代表一千多人到北京開會。

2月21日晚9點半至11點半，江青在京西賓館接見了天津赴京的代表，並作了極具煽動性、傾向性的講話。

江青開門見山就提出所謂「二黑」問題。她首先問大家：在你們天津，去年「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代表座談會」，有這麼一個黑會，知道嗎？（眾答：知道。）黑的！還有一個黑的戲，叫做甚麼《新時代的『狂人』》，有沒有？（眾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你們談一談。

江青在講話中猛批天津市領導，點了天津文藝界許多人的名字，如方紀、孫振、楊潤身、王昌定、袁靜、董陽、邵文寶、張賀明、滑富強、王靜、李啟厚、尹淑坤等。

她還說，河北省深澤縣有一個大叛徒集團。而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就是深澤縣的。

江青談到天津市作協主席方紀時說：「方紀他們到北京來坐的汽車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確鑿的證據，因此建議，上次我和總理就點過你們天津文化界、公檢法，現在我著重地建議，公檢法的問題，應該徹底揭開。」她要求天津市立即揭開公檢法和文藝界的蓋子，深挖後台。

正是在這次會議後，天津開展了批判「二黑」（黑會、黑戲）及「一砸」（砸爛公、檢、法）運動。「揪出變色龍、小爬蟲」的標語遍布大街小巷。天津市文藝界對所謂的「黑戲」「黑會」「黑線」「黑網」「黑後台」進行了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全市文藝界被批鬥、拘捕、綁架、審查監禁的有八百多人。

江青怒斥王亢之

由陳伯達提名，結合進天津市革委會，分管天津市宣傳、文教、統戰等工作的王亢之，更成了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1968年2月28日，江青在接見天津市各方代表時，硬說天津作協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是他的「黑後台」。

江青還氣勢洶洶說：「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務，你領過帕司（通行證），你要老實交代！」

在眾目睽睽之下，王亢之忍無可忍，當場站起來辯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務，更沒領過甚麼帕司。」

王亢之怎麼成了「叛徒」「特務」呢？原來，1942年9月，中共冀中七地委機關報改名為《黎明報》，王亢之任社長。當他為創刊號寫發刊詞、編輯新華社的國際、國內要聞時，被日偽軍抓獲，在押往深澤縣城的途中，王亢之瞅準時機，閃進側面的道溝裏，藉著道旁蓖麻的掩蔽，奮力跑回了北冶莊頭。然後，拖著傷病之軀，將《黎明報》的創刊號編輯完成。

但是，被日偽軍抓到，卻跑脫了，是怎麼回事？如果不是叛徒，他怎麼能跑脫呢？日偽軍放他回去，不是讓他潛伏下來當特務嗎？

這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年代，是非常自然的邏輯，不需要確鑿的證據。

就因為江青的這一句話，天津市抓了307個「深澤叛徒集團」成員。河北省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成立「抓叛徒辦公室」，先後揪出一千五百多個叛徒，株連人數達三萬多，佔全縣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