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共紅軍高級將領龔楚為何脫離中共？

龔楚（1901~1995），粵北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巿立一中就讀。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5年加入中共，回鄉從事農運。1927年8月，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與朱德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朱德、毛澤東、龔楚組成紅軍前敵委員會。

1929年12月，龔楚參加廣西百色暴動，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

1934年10月中旬，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力部隊被迫西撤後，龔楚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他的最後一個職務是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

但是，到了1935年5月2日，龔楚卻突然脫離中共，隻身走人。這到底是為甚麼？

根據《龔楚將軍回憶錄》等資料分析，龔楚「脫共」的原因大致有五：

第一，林野夫婦無辜被殺令他心寒。

林野，福建龍岩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1928年初參加朱德發動的湘南暴動，任中共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

林野出生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佔龍岩，其父母被當地中共農會在暴動中殺死。當地的農會幹部擔心林野報復，要求朱德將林野交給他們處置，被朱德拒絕。

1930年6月，中共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在工作中，林野得罪了軍政委譚震林，被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

1934年秋，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力紅軍不得不突圍求生。林野任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蘇區軍區（留守部隊）工作。

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與他團聚。夫妻久別重逢，他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

但是，因林野父母被中共殺害，擔心林野「謀反」，當時中共「政治保衛分局」局長譚政林，與中央蘇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項英合謀，在林野夫婦吃完晚飯回住處的路上，將其殺害。

事後，兩個奉命殺人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了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黃姓特務員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姓特務員殺死。

一年輕恩愛的夫妻，並沒有犯甚麼錯，在父母被殺之後，又雙雙被殺，這件事對龔楚的刺激非常大。

第二，政治保衛局濫打濫殺令他窒息。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國民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對紅軍進行了嚴密整肅。所謂「嚴密整肅」，就是一個字：殺。

龔楚在他的回憶錄中講，當時，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官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人，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

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裏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

「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所謂長征）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第三，無端被批鬥被開除黨籍令他壓抑。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冶局在瑞金召開了一次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由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雇農為基礎。

周恩來講：「地主階級的實質是反革命的。為了鎮壓蘇區內反動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毫不姑息的斬草除根，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所說的：『對反革命分子的姑息，便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

在會上，龔楚婉轉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被周恩來以「這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加以壓制；這一極左政策被通過並強制執行。

某日晚，周恩來主持召開規模頗大的思想鬥爭會。龔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廣西右江主持蘇維埃運動時候沒有大開殺戒屠殺土豪劣紳，被認為執行黨的政策不力，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龔楚在巨大壓力下，被迫違心檢討，之後繼續接受的「猛烈鬥爭火力」。

一個叫黃蘇的年輕幹部，無中生有，揭發他生活腐化，曾用一千元代價娶一個妻子，令他忍無可忍。

周恩來宣布給予龔楚「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送紅軍大學學習。

第四，打AB團人人自危令他無安全感。

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向黨中央寫信指出其發現大量AB團分子「充塞領導機關」，故需要為肅清AB團分子「來一番根本改造」；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發動了半個多月的「快速整軍」，在4萬紅軍中肅清「AB團」四千多人；12月，反毛澤東的「富田事變」爆發，反AB團運動持續展開。在中央蘇區，一批又一批紅軍被中共殺害。

殺了多少人呢？一種說法是7萬人（1），一種說法是10萬人（2）。

在打AB團中負責殺人的，主要是政治保衛局。

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不同意見，1932年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紅軍中除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

龔楚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第五，民眾遭受的苦難也令他異常痛苦。

龔楚回憶說：「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50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地告訴我：『30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裏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裏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唯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甚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人，請他查明辦理。」

「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結語

龔楚曾經反思說：「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對共產主義理想幻滅，可能是龔楚最終下決心脫離中共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