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鄧小平拒絕平反的大右派彭文應

他是文革後鄧小平拍板不予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

他的人生不僅與鄧小平有關，還與毛澤東、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曾主張中國應走社會主義道路，熱情支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共多次給予無私援助。他曾激烈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嚮往跟隨中共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但在1957年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他卻被打成大右派，被整得家破人亡，最後在貧病交加中離世。

他就是從江西大山深處走出的才子彭文應。

「安福三才子」之一

上世紀初，從江西省中部偏西的安福縣，走出三位少年才俊。他們先後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先後留學美國，先後學成回國，都曾當過大學教授，都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都曾用手中的筆，為中國的民主憲政吶喊。

他們分別是羅隆基、彭文應、王時造，後人稱他們為「安福三才子」。

彭文應，1904年6月27日，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南鄉西邊村一個小學教員家庭。1917年夏，清華學校在江西招生，13歲的彭文應，與同鄉好友王造時，在全省2000多名考生中，分別名列第一名、第二名。

到清華後，他學習勤奮，功課俱佳，尤其擅長寫政論文，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

1925年，他留學美國，先後入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分別獲政治學學士、碩士學位。

1932年學成歸國後，他受聘擔任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教授。此後，他有很多同情、支持、幫助中共的言論和行動。

1947年，中國民主同盟被國民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後，民盟倒向中共，轉入地下。彭文應加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參與反對國民政府的活動，受到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的通緝。

1949年中共建政後，彭文應成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

為甚麼被打成右派？

1957年春夏之交，毛澤東搞了一個「陽謀」：先是號召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幫黨整風，給黨提意見，此謂「引蛇出洞」。等意見都提出來之後，也就是「蛇」都被引「出洞」之後，毛立即發動「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反右運動，將那些真心誠意給黨提意見的人，來了個一網打盡。

據中共官方數據，當時全國打了五十五萬多右派。彭文應正是中了毛的「陽謀」圈套，而被打成大右派的。

彭文應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被毛澤東兩次點名批判。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兩次提到彭文應的名字：「在你們上海，就是甚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

「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甚麼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第二，被全國各大媒體點名批判。

1957年7月19日，上海市委常委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發表《質問彭文應》一文，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在張春橋的文章發表前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應的文章。

上述報刊發表的文章有：《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彭文應反黨原形進一步暴露》《反黨好漢彭文應》《彭文應借視察尋找火種》《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等。

第三，堅持不低頭認罪。

彭文應在遭受十多次批鬥會後，堅持不承認自己反黨。

他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談會上申辯：「從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是為黨為人民做事。」

他重申：「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數天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上，他又稱：「譬如反革命份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這裏有缺點，那裏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卻是使大廈更好。」

有位朋友勸他：「你不承認錯誤就算了，不要再去辯論去上書了。」他卻正色說道：「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

當時一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多次登門勸他：「只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甚麼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他卻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他拒絕寫檢討。

彭文應的老友王造時也曾勸過他。王造時在一份「思想匯報」中寫道：「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還是老一套，首先說他不懂為甚麼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其次從歷史上說明他是擁護黨、跟著黨走的。」

彭文應有哪些右派言論？

1957年8月2日，中共當局印發《右派份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其中將彭文應的「嚴重反黨言行」分別編為八類。其中有：

「要求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我認為不管新民主舊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過來。例如資產階級民主中有『質詢權』，這是它好的地方，我們可以加以吸收。」

「我從來不想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全套搬過來，但有些是不錯的。如在他們國家裏，官做的不好可以罷免，可以不選他。他們在選舉制度上也有好的。」

「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那種自由競爭，就不可能使經濟繁榮。」

「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今天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學，大才小用，小才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損失和群眾不滿，影響了黨群關係。要解決這一矛盾的原則是：量才錄用，因才利用和有職有權。做到賢者在位（政治領導），能者在職（業務領導），賢者要注意加強業務，能者要注意加強政治，以求德才兼備。」

「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面的報道，報喜不報憂。」

「史太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彭的這些話，現在看來，都是一些大實話。如果說有問題，也只是思想認識問題，確實不存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問題。

但是，毛發動反右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讓知識份子，特別是留學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級知識份子閉嘴。毛說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周恩來沒有幫他

彭文應的老同學潘大逵在《我們不能忘記彭文應》一文中回憶：

上世紀30年代初，彭文應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在暢敘，忽有一位著西裝的不速之客來訪。因見客房裏有陌生人，便不肯進入，只在過道中和其友私語幾句。其友立即跑進寢室尋找甚麼。過了一兩分鐘，其友急步回到客房，對他說：這位來客現有燃眉之急，自己身邊的錢和鑰匙，不巧都被太太帶著上街了，請問你身上有沒有錢。

彭文應立即將口袋裏的錢都掏出來，給了朋友。其友馬上將錢交給西裝客人。西裝客人接過錢，便匆匆走了。隨後，其友告訴他：這個西裝客人就是當局正懸重賞緝拿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因當天拂曉有個中共地下黨員被捕，如通過關係進行賄賂，即可免送警備司令部，周恩來一時手中拮据，所以前來告急求援。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共總理周恩來在上海一個會議上見到彭文應後，專門向他提起當年借錢之事。周恩來特地叮囑上海軍管會主任陳毅，說，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要記住這個朋友。

但是，1957年毛發動反右運動、彭文應被打成大右派後，周恩來卻將這個「朋友」忘到腦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