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續8月19日B3版)
至於江澤民的所謂親西方立場，塞耶認為這始終是戰術性的、暫時的。
塞耶在最近出版的《擁抱共產主義中國：美國最大的戰略失敗》（Embracing Communist China: America's Greatest Strategic Failure）一書中說，《紐約時報》和其它媒體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認識到江澤民的兩面性，導致了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有害的失誤之一。這本書是他與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法內爾（James Fanell）合著的。
《紐約時報》的文章更進一步聲稱，江澤民的影響力本應鼓勵新領導層「建立一個可信的法律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在黨之外獨立運作」。
分析人士一致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他們指出，恰恰是江澤民派系削弱了之前為加強司法獨立所做的嘗試。
該文章末尾還迷糊地承認，江澤民的「動機並不完全清楚」，因為他推舉進入常委會的官員不太可能實現任何經濟改革，他們大多是強硬派。
正如章天亮在《大紀元時報》當時的專欄標題中總結的那樣，「北京的新領導層意味著改革的終結」。
他寫道：「新陣容將徹底摧毀中共自我完善的希望。」
不再等待時機
經過一年對中共官員的窮追猛打，《紐約時報》領導層不得不承認，他們曾努力在習近平身上重演他們在江澤民身上所做的一切，但最終失敗。
帶頭創建該報中文版的史密斯（Craig Smith）寫道：《紐約時報》代表曾會見過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和外交部，與中共主要宣傳喉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合作，並嘗試通過多種渠道與習近平溝通、安排與他會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紐約時報》的使者甚至聯繫了美國新聞集團，利用其與中共的一些聯繫。卡恩在2007年揭露時任新聞集團掌門人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與中共的關係時曾批評過這一點。
習近平顯然對此不以為然。
塞耶和法內爾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
大約從2009年起，中共就開始轉變方向。江澤民帶頭的快速軍事擴張以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讓中共自信可以毫無顧忌地展示中國的實力。
鄧小平確立的「隱藏實力、韜光養晦」的策略逐漸消失，轉而採取與美國日益對抗的姿態。
多位專家表示，中共對自己的實力越有信心，就越覺得沒有必要假裝開放和謙遜。
與此同時，事實證明，習近平比他平淡的外表所預示的更具侵略性。他在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有力盟友王岐山對被認為不夠忠誠的官員實施了「黨紀處分」，在中共隊伍中散布恐懼。
如果江派指望習近平會是個推手，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習近平著手瓦解江澤民在政法委建立的另一個權力中心，對周永康及其親信展開大範圍調查。他還開始清洗軍隊中對江澤民死忠的人。
2015年，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批評前官員在退休後仍緊握權力。分析人士一致認為，這是對江澤民的不太含蓄的狙擊。
一些積極的事態發展產生了副作用。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解散，龐大的勞改營網絡被關閉。然而，這些機構鎮壓異己的職能卻被安全機構的其它部門所取代。李林一說，習近平並沒有變得仁慈，他是在接管。
在經濟領域，通過利潤豐厚的合資企業汲取西方技術的策略逐步讓位於國家支持的企業集團，以壓制外國競爭。李林一指出，江澤民在經濟上向外國投資者出賣中國的自然和人力資本的做法即將結束，中共要親自處理開發問題。
接觸理論
美國對中共不斷升級的侵略反應遲緩，而《紐約時報》也沒有幫上甚麼忙。
塞耶和法內爾說，《紐約時報》正確地察覺到了中共政權不再隱藏實力，而是在等待時機，但它未能指出中共為何一直在等待時機。
法內爾告訴《大紀元時報》，「他們（《紐約時報》）知道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必須在思想上誠實，但他們做不到的是把點連起來，來談論戰略趨勢線。」
中共有意模糊其最終目標，而將自己描述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崛起」。但專家們說，發展趨勢並不難描繪。
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超越美國的目標反映的不是對開放的追求，而是對控制的追求。
法內爾說，中共關於「和平崛起」和「多極化」世界（美國、中國和其它國家共同承擔維持秩序的責任）的言論不過是「煙霧彈」而已。
他說，「他們知道，世界上只會有一個強國，他們想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他們已經用很多很多方式表達了這一點。」
專家們說，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將使中共有能力主導全球政治和貿易規則。美國大同（Pax Americana）雖然有很多缺點，但允許一定程度的普世價值觀、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和經濟自由。他們警告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同」（Pax Sinica）不會有這樣的慷慨承諾。
法內爾說，「我們知道這將會是甚麼樣子，我們在中國每天都能看到全面控制、社會信用體系、國家控制著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這樣。」
塞耶認為，中共的霸權野心是無法打消的。
他說：「習近平可能明天就死，他可能今天下午就死了，而接替他的人不會重新擁有幸福時光。」
他說：「接替他的人將會維持同樣的政策、同樣的侵略，因為歸根結底，個人遠不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他們權力增長的事實重要；這種與權力緊密結合的意識形態解釋了他們在國際上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行為。」
特別是自COVID-19大流行以來，美國兩黨達成了相當大的共識，即必須正視中共的野心。這是塞耶和法內爾贊同的策略。
然而，《紐約時報》卻不鼓勵美國人將中共視為敵人；相反，它主張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
去年，該報編輯部撰寫了一篇題為《與中國對抗對誰有利？》的專欄文章。
該署名文章指出，「強調與中國競爭，同時儘量減少對抗，最符合美國人的利益，輕率地援引冷戰是錯誤的。」
儘管「接觸政策」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幫助中國變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對手，如該文章所說，「其結果不如其支持者所希望和預言的那樣」，但該文章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會「繼續為兩國居民和世界其它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塞耶指出，《紐約時報》的這種說法「令人震驚」。
他說：「接觸理論」使中共政權得以度過危機時刻，並阻止了推翻該政權的努力，「接觸論者所做的就是阻止我們擺脫這個可憎的政權。」
利益與懷舊
《紐約時報》堅持「接觸理論」可能有幾個原因。
塞耶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無知，拒絕看到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他說：「在譴責可惡的政權時，他們一點顧慮都沒有，但共產黨的可惡政權卻是他們意識形態上的盲點。」
法內爾指出，《紐約時報》在避免與中共對抗方面有著既得利益，因為它希望保持與中國的聯繫。
他說：「我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
他說，在長期奉行「接觸理論」之後，其支持者也很難承認他們錯了，「他們似乎癡迷於尋找任何可以支持他們論點的東西。」
一些人還對江澤民執政時期的中國充滿了嚮往。當時《紐約時報》在法輪功問題上仿傚中共的路線，因此被允許在中國做生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允許批評中共政權。
《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成員法拉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在一篇題為「告別美中黃金時代」的專欄文章中評論說，去年在紐約舉行的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國問題午餐會上，「懷舊之情令人感慨」。
該文章引用了約翰遜（Ian Johnson）的話，「我們曾有幸在一個非常自由和開放的時期生活在中國，學習語言，結交朋友，找到配偶，有一段時間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約翰遜本人因在2001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的關於法輪功迫害的系列報道而獲得了普立茲獎，但他後來為《紐約時報》撰稿時卻沒有重複先前的重點。
斯托克曼無意中承認，所謂的「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智囊團」被中國的發展打懵了，中國「正在變成他們意想不到的樣子」，使他們失去了「能見度、深度觀察和洞察力」。
但多位專家表示，中國開放的所謂黃金時代始終是一種假象。
沈棟說，江澤民邀請資本家入黨的做法在《紐約時報》的版面上備受讚譽，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花招。
他寫道：「我的結論是，黨與企業家的蜜月……不過是布爾什維克革命中誕生的列寧主義策略，目的是分化敵人以消滅它。」
他寫道：「與商人結盟是暫時的，是黨全面控制社會目標的一部份，一旦不再需要我們……我們也將成為敵人。」
根據法內爾的說法，「黃金時代」的言論原本是中共自身缺乏「現實感」的宣傳。該政權的暴行沒有停止，其方向也沒有改變。
塞耶說：「這並不奇怪，因為光圈特別大，中共想從他們身上獲利，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技能，利用他們的能力，利用他們的關係，展示中國的正面形象，以實現知識產權轉移。」
塞耶說：「隨著對他們的需求減少，開放性或孔隙關閉了，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友好、互惠、友好關係也減少了。」
加倍努力
《紐約時報》似乎並沒有直面現實，而是一直在試圖恢復其之前受益於「熱情關係」的假象。
2022年江澤民死亡後，該報發表了一篇如泣如訴的悼詞，稱江是一位「侃侃而談」「不拘小節」的政治家，「主持了經濟飛速增長的十年。」
與眾不同的是，該報執行主編卡恩親自撰寫了這篇報道，這是他自當年早些時候就任該報最高職位以來唯一一次這樣做。
塞耶認為，這篇近3,000字的訃告是「故意無知」的表現，粉飾了那個共產主義獨裁者留下的血腥和欺騙。
他說，這篇文章遺漏了江澤民履歷的「關鍵方面」，否則「他（江澤民）將被視為一個暴徒，他原本是一個暴徒」。
這篇文章將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責任美化為「不能容忍不同政見」，並用一句話一筆帶過，「1999年4月，法輪功精神教派成員包圍共產黨總部以示抗議，之後他（江澤民）推動了大規模拘捕，這為後來的多輪鎮壓和日益強大的安全國家奠定了模式。」
摘掉「教派」的標籤對法輪功信息中心來說意義重大。二十多年前他們曾懇求《紐約時報》放棄「教派」這一稱謂，不僅因為它帶有貶義，而且還因為它在事實上來講也不準確。法輪功並不是另一種宗教的分支；法輪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間流傳的修煉方法，其中一些修煉方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氣功」為名流行起來。
此外，該報對1999年法輪功抗議活動的描述也不準確。如果該報向參加抗議的人打聽一下，就會知道他們是去找政府上訪辦公室的，是警察把人群引到了中南海周圍的街道上的。
然而，不知何故，這在《紐約時報》是司空見慣的事。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稱，自2019年以來，《紐約時報》公開打擊散居美國的法輪功學員，發表了一系列猛料，超過其以往報道中的一些最嚴重的過激行為。
報道中「神秘」或「危險」等詞彙重複出現多次，法輪功信仰被描述為「極端」，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被淡化為「指控」或「歇斯底里地認為」。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中國有數百萬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監獄和勞改營，在報道中卻變成了「在鎮壓的最初幾年……數萬人」。
與中共的宣傳如出一轍，這些文章將《大紀元時報》等法輪功學員創辦的企業等同於法輪功本身，儘管《大紀元時報》的代表解釋說該公司不能也不代表法輪功。
對《紐約時報》來說，這種區別很容易理解。領導該報的蘇茲伯格家族是猶太人，但這並不意味著該報代表猶太教。
儘管該報努力與中共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中共對《紐約時報》並不領情。
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專欄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抨擊中國對COVID-19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
中共抗議該標題為「種族主義」，並驅逐了該報三名駐華記者。次月，特朗普政府規定了中國國家媒體駐美人員的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
隨後，中共驅逐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部份駐華記者。
2021年底，拜登政府放寬了對中國駐美媒體的限制，作為交換，中共應該向《紐約時報》等媒體返還簽證，但中共遲遲沒有這樣做。
不過有跡象表明，《紐約時報》正在加倍努力。8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神韻藝術團（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的報道。神韻是法輪功學員在美國創辦的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中國古典舞蹈演出團體，他們的演出以展現「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為宗旨，力圖展現真實的中國文化，一些舞蹈作品還描述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神韻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擊目標，面臨著來自中共的各種形式的干擾和破壞。
目前還不清楚《紐約時報》對神韻的打擊是否會為該報贏得中共更多的優待。
塞耶說：「這就是共產黨政權的本質，隨著他們權力的增長，他們變得更加冷酷、壓迫性更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外國人，甚至那些中國的『老朋友』。」
面對因打擊外國企業和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而導致的經濟逆風，習近平政權再次試圖吸引外國投資。
法內爾和塞耶都承認，《紐約時報》已經是習近平心甘情願的合作夥伴，這使得習近平幾乎沒有動力對《紐約時報》施加更多限制。
法內爾：「習近平根本不在乎《紐約時報》，他知道他們是從哪裏來的，他甚至不用付錢給他們。」◇
原文：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Attacks on Falun Gong, Decades of Appeasing the CCP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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