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5年裏，《紐約時報》每到關鍵時刻都會出手維護中共權力派別的利益，卻罔顧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殘酷迫害、實施暴行的事實。
通過分析《紐約時報》有關中國的報道以及對六位研究中共政治和地緣政治的專家進行採訪，我們發現該報不僅牽涉道義問題，還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進行歪曲報道，誤導讀者。
一些專家指出，由於該報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過大，其偏頗的報道很可能已導致難以量化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據《紐約時報》前員工透露，幾十年來，《紐約時報》一直將自己定位為一家全球性報紙，始終堅持必須進入中國的原則。這意味著它要努力說服共產政權，使其相信該報的存在會給其帶來好處。
該報從未解釋過它為進入中國付出了甚麼代價。
該報前編輯昆茨（Tom Kuntz）告訴《大紀元時報》，「（該報）始終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想成為一家全球性報紙，你必須做些甚麼才能讓中國（中共）高興，才能在中國保持業務？」
他說，「緊張局勢一直存在著，但我知道，他們和很多公司一樣，都在努力保持與中國的聯繫。」
美國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前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評估專家、《大紀元時報》撰稿人塞耶（Bradley Thayer）則更加直言不諱。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如果他們不按照（中共）政權希望的方式報道該政權，他們就會被列入黑名單，將無法再回（中國）來，因此，所有這些人都有既得利益，可以說，他們有遵循黨的路線的動機。」
多位專家證實，《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共政治時，把中共的欺騙當作誠意，在應該深入挖掘的地方卻輕描淡寫，所採用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迎合以前黨魁江澤民為首的中共小集團的利益。
自2012年以來，中共新任黨魁習近平在剷除對手方面展現出了出人意料的圓滑手腕，江澤民的勢力逐漸減弱，在2022年江澤民死亡後，只有少數江澤民的前擁護者還保持著影響力。儘管權力發生了轉移，但《紐約時報》仍保持了親江模式。
《紐約時報》沒有回覆本文通過電子郵件提出的詳細問題。
特殊地位
2001年，時任該報發行人的蘇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和幾位編輯、記者獲得了難得的會見江澤民的機會，並與這個獨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聯繫。
該報以「用江澤民的話說，『我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為題刊登了一篇諛詞十足的採訪。
幾天之內，中共解除了對《紐約時報》中國網站的封鎖。
一個月後，中共又解封了其它幾個西方新聞網站，其中包括《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三藩市紀事報》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網站。然而，解封不足一周，這些網站再次被封鎖。
但《紐約時報》網站仍然可以訪問。
用戶隨後報告說，該網站上的內容被有選擇性地屏蔽，讓該報在不超出中共可接受範圍的情況下，有機會從進入中國市場中獲益。
這次採訪對江澤民來說正值敏感時期。此時他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就要把黨的控制權交給胡錦濤，完成他的前任鄧小平規定的接班路線。
但江澤民的日子並不好過。他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一場旨在迫使黨和全國人民屈服於他的控制的政治運動，但這場運動未能達到目標。更糟糕的是，包括《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外國媒體都重點報道了中共非法拘禁和酷刑的情況，揭穿了中共的反法輪功的宣傳謊言。
相比之下，《紐約時報》似乎對江澤民的運動最有幫助。截至2001年採訪江時，該報已發表了數十篇有關法輪功的文章，而且幾乎所有文章都重複了將法輪功描述為「邪教」的中共宣傳。
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是一種基於「真、善、忍」法理的精神修煉方法，包括舒緩的功法動作。法輪功於1992年在中國開始向公眾傳播，到上世紀末，估計有7,000萬至1億人在修煉。
2001年1月，當中共國家媒體聲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自焚的幾個人是法輪功練習者時，《華盛頓郵報》派出了一名記者對該報道進行事實核查，而《紐約時報》則立即將中共的說辭當作事實。
假如該報真的發揮其備受推崇的調查敏銳性，就會像其他媒體人一樣發現該事件是偽造的。據稱，第一個男子在廣場中央點燃自己後，四名警察突然間就弄到了幾個滅火器、趕到現場，並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內將火撲滅。
幾項獨立調查得出結論，指出了其它數十處與客觀事實相悖之處。考慮到巨大廣場上的距離，上述警察立刻拿到滅火器的情況在物理意義上講是不可能的，除非警察們已經準備好了滅火器，並且事先知道廣場上哪些地方當天會需要滅火器。
即使沒有進行任何調查，也不難看出這宗事件是站不住腳的。據說，受害者相信活活燒死自己可以上天堂，但法輪功中沒有這樣的理念，相反，法輪功的文獻將自殺視為殺生，自殺是法輪功明令禁止的。
奇怪的是，《紐約時報》甚至沒有想到，自1992年法輪功公開傳出以來直到所謂的「自焚」那天，在數千萬修煉者中，沒有一個人公開自焚，那天之後也沒有一個人這樣做。
甚至在《華盛頓郵報》的調查者追蹤去了幾位所謂的受害者的家鄉並發現從未有人看到他們修煉法輪功之後，《紐約時報》仍在繼續鸚鵡學舌地重複著中共的宣傳。
江澤民顯然對《紐約時報》很滿意，在2001年的採訪中稱《紐約時報》是「一份非常好的報紙」。
幾位專家肯定地說，在法輪功問題上獲得江澤民的青睞對《紐約時報》尤為重要，因為它符合了中共政治的核心原則。
犯罪夥伴
中共內部政治的基石之一是掌權者要確保自身安全，尤其是退休後的安全。幹部們都非常清楚許多高層領導的悲慘命運。劉少奇曾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當政時期的二號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清洗、逮捕並被折磨致死。
1989年，當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尋找繼他之後掌管中共的人選時，他選中了支持中共部署軍隊鎮壓1989年學生抗議活動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
《大紀元時報》資深編輯利特爾（Matthew Little）在2012年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解釋說，「因為江澤民與鎮壓學生有牽連，所以鄧小平可以信任江澤民作為接班人；假如江澤民將來想利用大屠殺對付鄧小平，那就會牽連到江自己。」
江澤民也採用了同樣的方式選擇接班人，鼓勵自己的親信通過支持迫害法輪功來積累所謂「政治資本」。據《大紀元時報》此前報道，一些人熱衷於迫害法輪功，將迫害升級到無法形容的野蠻地步，尤其是慫恿參與迫害者以酷刑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
這些官員因共同參與暴行而被捆綁在一起，成為江澤民權力派系的核心，被稱為「上海幫」。
為了換取他們的支持，江澤民任由上海幫濫用職權、掠奪國有資產，由此為全國範圍內的「腐敗文化」奠定了基調。
這種「文化」對江澤民來說有雙重目的。據《大紀元時報》發表的非官方江澤民傳記，一方面，這讓江可以收買支持者，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他正努力在中共幹部中建立權力基礎，而那些幹部普遍認為他無能；另一方面，他還可以以「反腐敗」的名義剷除對手。
但反腐之劍是把雙刃劍，正如習近平後來證明的那樣，這把劍也可以有選擇地用在江派身上。
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通過犯罪建立的紐帶更為牢固。一些中國問題專家說，迫害法輪功的罪行如此普遍，以至於沒有一個中共官員敢冒被揭露的風險。
不過也有一個問題，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對迫害法輪功並不熱衷。
中國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說，「江澤民試圖推動胡錦濤迫害法輪功，但發現胡很不情願，從那以後，他們的關係開始惡化，江澤民對胡錦濤越來越不放心。」
正如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受害者伸冤一樣，胡錦濤至少在理論上可以為法輪功伸冤、指責江澤民並清除其派系。
李林一說，實際上，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
他說，「平反『文革』的代價是巨大的，不僅一些中共高層領導被清洗，而且中共承認他們犯了大錯，這不利於他們在中國長期掌權，現在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作所為仍然受到批判。」
李林一說，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人才會在法輪功問題上向回走，前提是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挽救中共政權。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胡錦濤及其支持者不能以其它方式利用法輪功問題打擊江澤民及其派系。事實上，有證據表明他們已經這樣做了。
《大紀元時報》兄弟媒體新唐人電視台（NTDTV）的資深中國評論員橫河認為，「所有（江澤民的）政策都可以由胡錦濤繼續執行，除了這一條——江澤民唯一擔心的是迫害法輪功的政策（被否定）。」
幾位專家證實，江澤民因此有極大的動力來制約胡錦濤，以維護自己的地位。
事實證明，《紐約時報》在這方面幫了江的大忙。
支持獨裁者的說辭
截至2002年，《紐約時報》已進入親江澤民模式，仿傚中共的宣傳口吻，宣稱法輪功已被成功「取締」。
該報援引中共消息來源稱，法輪功已經過時，而且過去只有200萬名練習者。該報甚至聲稱法輪功人士提供的7,000萬（修煉人）的數字是毫無根據的。
然而幾年前，在迫害開始之前，包括美聯社和《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西方和中國媒體都提供了7,000萬或1億的數字，這些數字通常都是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統計的。該政府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末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從而獲得了最可靠的數字。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還將江澤民塑造成一個將中國帶入世界舞台的友好改革者。
2002年，該報的一位特約撰稿人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宣稱，「用中國人的話說，江是一位非常親美的人。」
該報稱，儘管中國過去有過失，但現在「正變得更加開放、寬容並且重要」。
該報甚至刊登了一篇關於一些中國人到江澤民家鄉「朝聖」的吹捧文章，據稱那些人是去研究當地環境如何「養育」了這位未來的國家領導人。在深入探討江澤民的家庭歷史時，這篇文章順便漏掉了一個對江澤民來說最敏感的事實──他的父親在二戰期間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宣傳官員，因此在中國人眼中是個漢奸。
江澤民決定在2002年退休後繼續擔任中共軍隊最高職務，這被該報描繪成實力的象徵。
該報沒有充份認識到江澤民將政治局常委（官方統治國家的機構）從7人擴大到9人的意義：讓宣傳部長李長春和政法委書記羅干進入政治局，使胡錦濤領導下的委員會至少有6名成員是江澤民的忠實擁護者。
排擠胡錦濤
江澤民退休後，中國的一些情況發生了變化。雖然胡錦濤經常被形容為謹慎而僵硬，但這也使他樂於聽取他人的意見。他的副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是一位思想較為開放、以改革為導向的中共官員。李林一認為，至少在某些改革措施上，溫家寶可能會得到胡錦濤的支持。
李林一和其他分析人士一致認為，實際上，胡溫政府被證明是無所作為的。
在最初幾年，人們總是看到胡錦濤跟隨江澤民出席官方活動，保持一種嚴格規定的從屬關係。甚至在2004年江澤民卸任軍方領導人後，胡溫的改革嘗試也毫無進展。
訊息圖表顯示過去25年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關係。（Illustration by The Epoch Times, Getty Images）
李林一認為，「部份原因是他們發現，每當他們試圖改革和放鬆一些控制時，相應的權力就會被江派攫取，讓江派在派系鬥爭中進一步佔據優勢。」
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江澤民看中，江希望陳在2012年接替胡錦濤，但陳良宇對自己非常自信，公然違抗胡錦濤為遏制不良投資而縮減國家融資的政策。
2006年對陳良宇的腐敗調查被廣泛解讀為胡錦濤的報復。
但即使江派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處於下風，《紐約時報》仍讓讀者覺得江派人馬牢牢地掌控著局面。
該報在報道此事時，將帶頭調查陳良宇的功勞歸功於江派實際二號人物、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該報報道稱，「從了解該行動的人士處得知」，調查是「由曾慶紅策劃和監督的」，曾慶紅利用調查「迫使省級領導人聽從北京的經濟指令，排擠忠於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官員，加強曾慶紅本人及其現任主子胡錦濤主席的勢力」。
文章甚至聲稱，曾慶紅正試圖排擠政治局常委中的兩名江澤民親信──黃菊和賈慶林。
這篇文章的作者卡恩（Joseph Kahn）被證明是該報錯誤報道中國新聞的重要力量，但他後來成為該報國際報道的負責人，並在2022年成為該報的執行主編。
李林一說，他懷疑《紐約時報》的消息來自江派人馬，他們「試圖部份歪曲事實」。
李林一認為，曾慶紅出於個人反感和加強自己在江派內部的地位而追殺陳良宇，是有道理的；但曾慶紅想通過把黃菊、賈慶林趕出政治局來削弱江澤民的影響力，那是不可想像的，「他們絕不會放棄常委中的派系成員，除非他們在派系鬥爭中失敗。」
飛天大學歷史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章天亮認為，曾慶紅的策略更為隱蔽。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曾慶紅是一個「多面手」，「喜歡在兩邊下注。」
此時，即2006年底，黃菊已身患重病，而賈慶林則定於第二年退休。李林一說，兩人都與腐敗問題有很大牽連，如果是胡錦濤以某種方式讓黃菊和賈慶林接受調查，那麼曾慶紅則似乎在為自己邀功，以顯示「江派仍處於領導地位」。
然而，李林一認為曾慶紅會真正鞏固胡錦濤手中的權力是不可信的，因為曾慶紅深深捲入了鎮壓法輪功的行動中，並會在胡錦濤身上看到江澤民所擔心的同樣的潛在危險。
李林一說，「這篇（《紐約時報》的）文章似乎歪曲了事實，想讓曾慶紅和江澤民在派系鬥爭中顯得更公平。」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曾慶紅確實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試圖打倒一些江派人士，結果在自己的陣營中樹敵。在2007年的政治局改組中，曾慶紅被排除在常委之外，這是江澤民之前為排擠競爭對手而制定的年齡規則的結果。
《紐約時報》則把曾慶紅的退休描述為胡錦濤「加強了對權力的控制」。但多位分析人士一致認為，這種說法誇大了曾慶紅退休的影響。新常委陣容仍由江派主導；曾慶紅仍然是一股強大的幕後力量，他在全國官僚機構的關鍵崗位上安插了自己的人。
臃腫的國家安全機構
《紐約時報》所說的胡在曾慶紅的幫助下鞏固權力，這種情況從未出現。在北京的中共內部人士中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胡錦濤的政令「不出中南海」。
原因之一是江澤民制定了一項規則，規定常委中的每一位幹部都要對自己分管的工作負責，不受其他幹部的干擾。新唐人電視台中國評論員橫河解釋說，由於大多數常委都是江澤民的盟友，胡錦濤儘管在技術上擁有最高職位，卻無法推動自己的政策。
事實證明，這一規定賦予了政法委書記羅干權力，因此尤其有害。政法委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負責監督中國新生法律體系（包括法院和警察）的小部門。
然而，在江澤民的領導下，政法委發展成為一個控制整個國家安全機構的全能巨頭，其中一個重要目的還是迫害法輪功。由於法輪功在中國從未被正式取締，江澤民於是成立了一個名為「610辦公室」的法外警察組織來實施迫害。他讓羅干負責，讓羅干全權使用安全機構的一切資源來「剷除」法輪功。
但法輪功不同於該政權試圖鎮壓的任何其它團體。圍捕領導人的慣用伎倆被證明對法輪功是無效的。除了在美國的法輪功創始人之外，法輪功沒有正式的領導人或等級機構。法輪功在各地的「協調人」協助下開展小組煉功等簡單活動。在這些「協調人」被中共綁架後，其他人很容易接替他們的角色。
隨著迫害的升級，法輪功學員停止了在中國的公開活動，轉而專注於「講真相」，針對個人介紹法輪功，並揭露迫害的事實。為了破壞他們的活動，中共的安全機構必須對他們逐一進行識別、監視和綁架，這是一個耗費大量資源的過程。
幾位分析人士說，這場迫害需要大規模擴充中共的警察和監控機構，而羅干及其繼任者周永康都是江澤民的親信。
橫河說，中國的法治仍處於初級階段，中共迫害法輪功，將法治扼殺在搖籃之中。
他說，「他們（中共）不得不破例破壞法治，每一部既定的法律都必須標註『法輪功除外』。」
他說，通常情況下，法輪功學員會因所謂「破壞法律實施」而受到非法審判，對法律的解釋非常寬泛，以至於可以涵蓋中共認為值得鎮壓的任何事情。
他說，「法律系統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他們不會就此罷休，他們會利用這種手段將他們的權力擴展到其他人身上，這就是為甚麼中國始終無法建立真正的法律體系。」
越來越多的維權人士、藏族佛教徒、維吾爾族穆斯林和家庭基督徒遭到迫害，他們遭遇了原本針對法輪功的策略和鎮壓機器。
這些訊息都沒有出現在《紐約時報》的版面上。
卡恩撰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司法制度的報道，指出了其政治預設的結果和刑訊逼供，卻幾乎隻字不提法輪功，竟獲得了普立茲獎。
2012年，該報將「國安機構的過度擴張」歸咎於胡錦濤。
可是，不管胡錦濤本人的意圖如何，這些擴張都是江派在帶頭。
橫河說，「在九名常委中，周永康是（排名）最後的一個，但他是權力最大的一個。」
薄熙來靠邊站
薄熙來曾被認為是中共的後起之秀。作為中共「太子黨」（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子女）之一，他被培養成為中共領導人。1993年，他被任命為東北遼寧省主要港口城市大連市的市長。
薄熙來的司機曾向一名中國記者透露，薄熙來很早就被江澤民慫恿利用法輪功問題作為仕途陞遷的階梯。
雖然迫害運動於1999年7月20日正式開始，但第一波綁架行動是在府大樓外，要求對綁架行動提起訴訟。薄熙來派出警察，毆打並綁架了這些人。前一天進行的。1999年7月20日，綁架行動引發了全中國的投訴高潮。在大連，數千人聚集在市政
中國記者姜維平說，薄熙來親自到現場為毆打事件背書，儘管他從未離開過他的豪華轎車。姜維平曾因撰寫有關薄熙來的文章而入獄。
雖然一些地方在實施迫害時慢慢騰騰，但大連卻走在了前列，導致有關綁架、毆打和羈押期間死亡的報道不斷出現。
在江澤民的高度評價下，薄熙來於2001年被任命為遼寧省省長。隨後，遼寧省成為迫害法輪功的溫床，率先使用各種酷刑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馬三家勞教所（Masanjia Labor Camp）就在遼寧省，該勞教所因將法輪功學員折磨致死而臭名昭著。
2004年，薄熙來被任命為溫總理內閣中的商務部長。這一晉陞使薄熙來成為中共最高職位之一的候選人。
多位評論人士稱，2006年上海陳良宇下台後，薄熙來成為江澤民在胡錦濤接班人競爭中的最愛。在2007年黨代會期間，薄熙來對副總理職位和政治局常委席位虎視眈眈。
在談判過程中，他的上司溫家寶反對他的晉陞。根據維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美國國務院電報，溫家寶認為薄熙來不適合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因為他在其它國家是許多訴訟的目標。
胡錦濤對此表示贊同，薄熙來因此被剝奪了常委席位，轉而負責中國西部問題重重的特大城市重慶。
薄熙來在中共元老中並不特別受歡迎。橫河說，他的咄咄逼人姿態讓人難以捉摸。
李林一說，溫家寶用來阻止薄熙來晉陞的說辭也恰好暴露了江澤民團夥最擔心的問題。
有關薄熙來的外國訴訟恰好是由法輪功學員提起的，他們是薄熙來在遼寧的恐怖統治下的倖存者。
李林一說，對江澤民來說，溫家寶的舉動肯定證明了胡錦濤願意利用法輪功問題來對付他。
江對胡的攻擊越演越烈。
一位消息靈通人士後來告訴《大紀元時報》，2009年和2010年，薄熙來和周永康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允許中國網民訪問反對胡錦濤的宣傳文章。
2010年，中國搜索引擎百度向用戶展示了一篇通常會被審查刪掉的文章，題為「胡錦濤之子嚴重腐敗，江澤民欲一查到底」。
薄熙來和周永康的努力最終導致了2012年戲劇性的王立軍出逃事件，並最終導致了他們的垮台。
《紐約時報》從未探討過這些問題，始終無視薄熙來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事實。截至2009年，法輪功學員已在全球三十多個法院提起七十多宗針對江澤民和其他迫害元兇的訴訟，其中十幾宗是針對薄熙來的。
一些美國法院對參與實施酷刑的個人做出了缺席判決。2009年，西班牙法院以酷刑罪起訴5名現任和前任中共官員，其中包括江澤民、羅干、薄熙來和賈慶林。同年，阿根廷法院對江澤民、羅干發出了國際逮捕令。
《紐約時報》對所有這些事態發展視而不見。2014年，《紐約時報》報道稱西班牙議會正準備限制法院的國際管轄權，理由是它「以不可預知的方式使外交複雜化」。
該報道將西班牙法官描繪成「過度熱心」的「挑釁者」。
該報道也提到了西班牙法官對江澤民和中國前總理李鵬發出的逮捕令，但只是稱因為他們在西藏侵犯人權。該報道還提到了針對美國和以色列官員的案件。
習近平的崛起
《紐約時報》首次報道習近平是在2007年，當時他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卡恩稱習近平是曾慶紅的「親密盟友」。
卡恩大幅報道了2007年的中共內部權力調整，將習近平描繪成受到江派青睞的人，同時也是胡錦濤可以接受的接班人。
同年，習近平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
但正如李林一所指出的，習近平與上海幫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在薄熙來被排擠後，江派需要確保自己在2012年的交接班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但這一人選必須有合適的年齡和血統，才能與胡錦濤的心腹李克強競爭。習近平似乎是唯一的選擇，因為他和薄熙來一樣，是太子黨。
此外，章天亮說，習近平「被認為是無害的」。
一位中共內部人士告訴《大紀元時報》，江派曾計劃讓薄熙來在2012年接替周永康主持政法委，然後迫使習近平交權，採用的部份手段是洩露破壞性訊息。
早在2010年，在百度上搜索「習近平」，就會出現《習近平是個色鬼，背著二奶在浙江玩女人》等文章。
但事實證明，習近平更難控制。首先就是，他沒有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因此無法保證他對江派的忠誠。
2012年，薄熙來醜聞爆發，習近平的真實形象開始顯現。
薄熙來樹立形象
薄熙來利用流亡重慶的機會策劃東山再起。他把自己描繪成窮人的朋友，向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發放居住證（條件是他們放棄家鄉的土地權）。
他推出的公共住房和綠化項目使城市債務膨脹。他發起「打黑」運動，解決重慶有組織犯罪問題，贏得了公眾讚譽。
似乎是仿傚江澤民的腐敗的反腐手段，普通企業與犯罪企業一起成為打擊目標，薄熙來的對手被消滅，而準備掠奪沒收資產的盟友則從中獲益。刑訊逼供與「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方法如出一轍。
薄熙來還發起了「唱紅歌」運動，組織人們唱毛澤東革命歌曲、穿紅色服裝。
幾位專家說，這是薄熙來的一個誤判，因為中共的政治運動總是由高層發起，地方不允許發起自己的運動；另外，自鄧小平以來，中共已經明確表示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
多名觀察人士說，2011年，薄熙來在胡錦濤出國期間在重慶舉行軍事演習，這表明他試圖在軍中炫耀個人的追隨者，而且有跡象表明，他正試圖控制駐紮在西南地區的軍隊，讓北京對西南地區的控制變得更加困難。
再加上周永康對警察的統治，此舉促使一些評論家懷疑兩人是否在準備政變。
所有這些因素都促成了薄熙來下台，但這些並不是導火線。
英國人之死
2011年11月15日，英國商人海伍德的屍體在重慶幸運假日酒店被發現。薄熙來的盟友、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發現，海伍德是被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毒死的。
官方的說法是，海伍德向谷開來索要2,200萬美元，並威脅她的兒子。她精神崩潰，策劃了毒殺海伍德的陰謀。
西方媒體發表的非官方說法稱，海伍德正在安排將谷開來和薄熙來的財產轉移到海外，並希望獲得比商定數額更大的分成。當谷開來拒絕時，海伍德威脅說要透露轉移的情況。然後谷開來毒死了他。
《大紀元時報》的一些評論員指出，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
李林一說，「海伍德之死的官方理由根本說不通。」
首先，無論海伍德提供了甚麼服務，薄家都會慷慨地付給他報酬。他說，「對於薄熙來這樣級別的官員來說，錢根本不是問題。」
此外，很難想像海伍德會威脅谷開來，谷開來是中國最有權勢、最冷酷無情的官員之一的妻子。李林一說，眾所周知，誰敢與她丈夫過不去，就會坐牢、被抬上擔架甚至躺進棺材。
媒體對海伍德背景的調查顯示，他對自己與薄熙來夫婦關係的性質極為保密，但這種關係顯然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李林一推測，海伍德和薄熙來夫婦之間的關係很可能不僅僅是金錢轉移。
李林一認為，與其說谷開來精神崩潰，不如說是海伍德在壓力下精神崩潰，由此將薄熙來的秘密置於危險之中。
《紐約時報》批評對谷開來的最終審判是表演性的，她的所謂動機也缺乏說服力，但這似乎是在為谷開來辯護，報道從未探討過真正的謀殺動機可能是甚麼。
就在海伍德之死引發政治雪崩之際，《紐約時報》啟動了中文版網站的開發工作。這個耗資2,000萬美元的項目有望打開潛在利潤豐厚的中國市場。新網站需要不斷獲得中共的批准，於2012年6月上線。
想當叛逃者
在海伍德去世前的一個月，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接受了中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調查。
據《大紀元時報》和中國民運媒體同時發表的各種內幕消息，王立軍可能對薄熙來未能保護他免受調查而感到不滿，並向薄熙來陳述了他對海伍德謀殺案的調查結果。
薄熙來惱羞成怒，報復性地對王立軍展開調查，逮捕了王立軍的多名下屬，據稱其中一些人被毆打致死。
2012年2月2日，王被降職，四天後，他從監視他家的警察身邊溜走，據說當時他偽裝成一位老婦人，上了一輛不起眼的汽車，然後揚長而去，最終進入鄰近的四川省成都市的美國領事館。
王立軍在傍晚抵達領事館，尋求美國的庇護。外交官們聯繫了美國國務院，後者又聯繫了奧巴馬白宮。第二天一早，王立軍被告知他的請求遭到拒絕。他提議向北京當局自首，而不是向薄熙來的黨羽自首。領事館官員同意並與北京取得聯繫，北京派出國家安全部人員將王立軍從領事館接走。
2012年2月7日上午，薄熙來似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他派出數十輛警車前往成都包圍美國領事館。
據稱，北京動員四川當局保衛領事館。國家安全部官員隨後會見了王立軍。
2012年2月7日晚些時候，在離開領事館之前，王立軍向領事官員提供了不為外界所知的訊息。
時至今日，我們仍不清楚美國政府了解到了甚麼。奧巴馬政府和希拉里領導的國務院都沒有向外界提供任何關於此事的進一步訊息。
《華盛頓自由燈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的國家安全記者格茨（Bill Gertz）寫道，「一位熟悉王立軍匯報情況的消息人士稱，匯報內容包括他的老闆薄熙來的腐敗細節以及與有組織犯罪的聯繫以及中國警方鎮壓異見人士的細節。」
至於美國官員，格茨報告說，祖拜登副總統的辦公室，特別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林肯（Antony Blinken），否決了國務院和司法部官員的意見，拒絕了王立軍的庇護申請，因為他們擔心中國會取消習近平即將對美國的訪問。
據博訊（Boxun）報道，王立軍向領事官員透露了薄熙來和周永康阻撓習近平上台的陰謀。
格茨寫道，鑒於王立軍事件，一些美國情報官員，尤其是那些「在中國從事特工活動和收集通訊情報」的官員，認為周永康對習近平構成了威脅。
格茨寫道，「周永康可能安排篡奪習近平的權力，並破壞權力從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到習近平的平穩過渡。」
總之，王立軍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江派最骯髒的秘密。
為摘取器官而殺人
早在薄熙來在遼寧省任職期間，王立軍就曾與薄熙來共事。2006年，王立軍擔任錦州市公安局長時，曾因在器官移植研究方面作出貢獻而獲獎。這意味著，作為公安局長，他負責從囚犯身上獲取器官，這是顯而易見的。
在獲獎感言中，王立軍提到，「研究」涉及「數千例密集的現場移植」。
這引起了中國器官移植濫用調查人員的警覺。據人權組織估計，中國每年處決約10,000人，是世界上處決人數最多的國家。但是，一個城市的一名官員怎麼可能監督數千例移植手術呢？
大約就在同一時間，即2006年，中國開始出現關於一種新形式的國家支持的犯罪的第一手訊息：按需殺害良心犯，以獲取器官。
首先，一名中國外科醫生的前妻對《大紀元時報》說，（被摘取器官的）大多數囚犯都是法輪功修煉者，他們被摘取器官時仍然活著。不久以後，一名前軍官也提出了類似指控。
海外調查人員開始以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或病人親屬的名義致電中國醫院，此後，這宗案件被曝光。在被錄音的對話中，醫生們公開證實，器官幾乎可隨時提供，只需一兩周就能拿到。當調查人員說他們聽說「法輪功」的器官最健康時，有些醫生甚至確認他們可以提供「法輪功」的器官。
遼寧省的器官移植市場顯然十分繁榮，在調查中佔有突出位置。
調查人員還設法與包括周永康和李長春在內的幾位中共高官取得了聯繫。他們都默認了活摘器官的事實，但在意識到電話中存在問題後結束了通話。
《紐約時報》沒有探究王立軍的背景細節。當《大紀元時報》於2012年2月14日報道這些細節時，《紐約時報》的最新報道仍在試圖理清王立軍是否試圖叛逃。
總之，《紐約時報》在幫助中共掩蓋為摘取器官而殺人的事實。
2014年，中共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進行移植。當《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根據線索得知這種做法並未停止、良心犯器官仍在被使用時，該報阻止了她的調查。不久之後，她離開了這家報社。
她在2019年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倫敦的一個獨立專家小組，負責審查活摘器官的證據）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約時報》，我當時的僱主對我進行這些報道（關於器官移植濫用的報道）並不高興，雖然最初容忍了我的努力，但後來讓我無法繼續下去。」
「中國法庭」的結論是，中共政權確實大規模摘取了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但《紐約時報》忽視了這一判決和大量的基本證據，包括塔特洛的聲明。
最近，《紐約時報》發言人在被問及該報在這一問題上的記錄時告訴《大紀元時報》，該報確實報道了中國的「強迫器官捐贈」問題，並提到了塔特洛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這一指控，但沒有討論基本證據。
今年8月16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再次無視中共殺害被非法監禁的法輪功學員以獲取器官的大量證據，反而引述一個名叫「中國研究員」的人的說辭，稱那些證據並不存在。
法輪大法訊息中心（FDIC）是監測法輪功受迫害情況的非牟利組織，他們對「強迫器官捐獻」的說法提出異議，說「在同一個短語中使用『強迫』和『捐贈』這兩個詞，是矛盾的，也是怪異的」。
在3月份的一份報告中，該非牟利組織詳細描述了《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可恥」報道，並提到了這場新聞災難可能造成更多的生命損失。
該報告指出，「《紐約時報》歪曲事實的報道和不負責任地將法輪功學員視為『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助長了犯罪者逍遙法外的現象，並使受害者失去了重要的國際支持，這無疑給整個中國大陸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生命損失。」
這並不是說《紐約時報》完全無視中共的侵犯人權行為；相反，一些人認為，它採取了一種「消毒洗白」的策略。
安全的批評
根據法輪大法訊息中心的記錄，在2009年至2023年期間，《紐約時報》僅刊登了17篇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但關於維吾爾族問題的文章超過200篇，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超過300篇。
《大紀元時報》特約撰稿人、共產主義政權問題專家勞登（Trevor Loudon）認為，從該報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的角度來看，批評遙遠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是相對「安全」的。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這是一種美德造假，『看，我們支持人權』，但他們絕不會對法輪功這樣做，因為那會真正觸怒中共。」
勞登說，雖然揭露藏族或維吾爾族的暴行在海外會引發憤怒，但在中國國內卻不會造成甚麼「不穩定」，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在中國中心地帶的影響力有限；然而，法輪功「植根於中國文化」，因此對中國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
他說，「中國人不會明天就接受伊斯蘭教，中國人不會接受藏傳佛教，但數百萬中國人對法輪功抱有一定的同情。」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給少數民族貼上政治標籤也更容易，中共給藏族人貼上「分裂分子」的標籤、給維吾爾族人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然而，勞登說，法輪功學員大多是普通中國人，分散在各個社會階層，他們唯一的政治訴求就是要求當局停止迫害。
他說，中共「不能說法輪功是分裂分子，他們不能說他們是恐怖份子，他們不能說他們是政治分子，真的」。
這正是法輪大法訊息中心描述的《紐約時報》所採用的攻擊路線。
面對薄熙來的現實
隨著薄熙來醜聞在2012年發酵，《紐約時報》似乎不願意承認其後果，起初對薄熙來事件持積極態度，但隨著更多令人震驚的細節出現，這種積極態度逐漸變質。
早在2012年2月下旬到3月間，大紀元評論員就正確地預測，王立軍事件不僅會導致薄熙來倒台，也會導致周永康倒台。
就在此時，中共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了這一情況。周永康認為，調查應止於王立軍。這意味著薄熙來可以倖免於難。此時，習近平跳出來，提議這個案件無論牽連到誰，調查都應將其包括在內。溫家寶附議，胡錦濤同意。
溫家寶的妻子的前商業夥伴沈棟（Desmond Shum）在其回憶錄《紅色輪盤》（Red Roulette）中寫道，「風向就這樣轉變了。」
一位北京中共內部人士當年向《大紀元時報》提供了類似的消息。
然而，到2012年2月底，《紐約時報》仍認為薄熙來最壞的情況是被逼退休，並稱「甚至許多自由派批評者也為他敢於打破常規、推動改革而感到興奮」。
2012年3月，薄熙來被迫辭去重慶市長職務後，該報仍猜測「薄仍有可能繼續從政」，甚至「捲土重來」。
直到一份指控薄熙來腐敗的官方文件在網上洩露，該報才承認他將面臨指控，但宣稱北京高層，即胡錦濤和溫家寶，可能試圖「玷污他（薄熙來）作為民粹主義羅賓漢的聲譽，因為他利用權力改善了重慶貧窮民眾的命運」。
中共官方調查表明，薄熙來得到了公平對待。審查機構甚至允許普通中國人在網上批評薄熙來。
《紐約時報》突然獲得了薄熙來在重慶「打黑」運動中的大量不法行為的證據。
該報稱，「薄熙來的『打黑』行動曾被譽為剷除腐敗的創舉，但現在批評者認為，『打黑』行動描繪的是一個失控的安全機構：陷害受害者、刑訊逼供、勒索商業帝國、報復薄熙來及其朋友的政敵，同時保護那些（與薄熙來）關係更好的人。」
該報還對薄熙來親屬的巨額財富進行了核算，並於2012年4月下旬公布了薄熙來被控監視中共領導人的事實。
這比其它媒體的報道晚了一個月。
然而，周永康似乎是《紐約時報》的禁區。《紐約時報》並沒有觸及有關薄熙來和周永康密謀排擠習近平的指控。
2012年3月3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駁斥了周永康涉及「政變傳聞」的消息。報道稱，「大多數中國分析人士都認為這是無中生有。」
2012年5月19日，該報報道了周永康訪問新疆的消息，稱這是「周永康仍然牢牢掌控其職位的一個跡象」。
但在同一時期，北京的中共內部人士告訴《大紀元時報》，中共對薄熙來的內部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他和周永康確實密謀通過事實上的政變將習近平趕下台，而溫家寶也成功地提出了讓周永康接受調查的主張，周永康因此不再真正控制政法委，他被允許在當年晚些時候按計劃退休前繼續做表面文章。此外，雙方還達成了一項協議，即政法委的權力將被縮減。
2012年7月，《紐約時報》提到「周永康迅速擴大安全權力……令一些黨的領導人感到震驚」。然而，這篇文章再次忽視了江澤民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運動在其權力擴張中的作用，而將責任歸咎於胡錦濤的維穩大政方針。
攻擊改革者的文章
2012年10月25日，在胡錦濤向習近平正式移交權力的黨代會召開前不到兩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大篇幅報道。
這篇文章在幾個方面不同尋常。在此之前，《紐約時報》在揭露中共權貴階層的財富方面幾乎是淺嘗輒止。首先，作為一名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對中共高官進行人身攻擊是非常危險的；另一方面，搜集確鑿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
李林一說，「中共高官把寶藏藏得都很好。」
如果該報決定承擔此類調查的風險和費用，那麼它為何選擇溫家寶作為調查對象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共高層中，溫家寶是極少數願意接受政治改革的人之一。不管怎麼說，他都是最不腐敗的人，而且他即將退休。
這篇揭露文章的作者巴爾沃薩（David Barboza）承認，他在溫家寶家族的財務中沒有發現任何違法行為，但文章卻認為，一些投資可能受益於溫家寶的政策。文章揭露的財富估計為27億美元，與其他中共大佬的親屬建立的帝國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作為當時《紐約時報》的上海分社社長，巴爾沃薩完全有能力調查江派的財富。包括前國務院副總理曾慶紅在內的江澤民及其同夥的親屬動輒擁有數百億美元的財富。他們的腐敗問題也不那麼模糊。他們以低廉的價格獲得了利潤豐厚的投資，並在江澤民心腹的不擇手段的壓力下獲得了高級別的任命，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
沈棟寫道，「黨的頭號人物江澤民派遣使者代表他的子孫施加影響」，「他的代表要求他人服從」。
但《紐約時報》並沒有撰寫過這樣的揭露文章，除非相關官員已經失寵。
沈棟寫道，溫家寶的妻子根據內部消息指，《紐約時報》實際上是被薄熙來和周永康利用來攻擊溫家寶的。海外親民主派媒體也報道了此事。
此外，在巴爾沃薩的文章發表前幾個月，一些海外中文媒體指出，薄熙來和周永康指使他們的人散布對溫家寶不利的訊息。
巴爾沃薩說，他的調查結果來自公開文件，並否認在調查過程中得到過幫助。他在2012年的一次問答中說，他之所以選擇溫家寶，是因為「對總理親屬的猜測特別持久」，而且他「多年來」一直聽說有關他們的財富的傳聞。
橫河認為，巴爾沃薩和他的同事們所聽到的以及從誰那裏聽到的，也許並非偶然。他懷疑「有人給了他們暗示，或引導他們去調查」。
他和李林一都懷疑，如果沒有黨內高層的授意，對溫家寶家族財務狀況的任何調查都不會有結果。
總之，當時多位分析人士都認為這篇文章是在為江派提供幫助。
巴爾沃薩甚至在文章中承認，在權力交接的最後角逐中，「揭露溫家寶家族的財富可能會在政治上削弱他。」
文章發表後，中共立即封鎖了《紐約時報》的網站，包括其剛剛起步的中文網站。
該報加倍努力，發表了更多關於溫家寶的文章。然而，在幕後，該報極力遊說中共解除對其網站的封鎖。
該報時任執行主編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後來在她的書中抱怨說，發行人蘇茲伯格（Sulzberger）背著她，「根據中國大使館的意見，起草了一封《紐約時報》致中國政府的信，幾乎是在為我們最初的報道道歉。」
根據該報自己對中共政治的分析，在習近平上台後，攻擊溫家寶應該不再是個問題。因為溫家寶是江派的有力反對者，而習近平本應是江派的盟友，習近平本應樂見溫家寶在黨代會前被削弱。
橫河說，江派卻從未將習近平視為自己人。
如果說2012年的事件給了習近平甚麼啟示的話，那就是江派支持的人，如薄熙來和周永康，並不是他的朋友。橫河說，如果習近平找不到擊退江派的辦法，他就會淪為江派的「傀儡」。
李林一說，胡錦濤、溫家寶和他們的支持者本來可以成為擊退江派的重要盟友，就像他們在擊敗薄熙來時所證明的那樣。
相反，在《紐約時報》的幫助下，江派同時打擊胡錦濤和習近平，使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中充滿了江派人馬。胡錦濤的唯一盟友是新任總理李克強，習近平的唯一盟友是中央紀委負責人王岐山。
《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寫道：「退休已久的中國前領導人擁有對最高職位的控制權」。
文章寫道，除了把自己的人推上常委的位置，江澤民還「對其繼任者胡錦濤的記錄表示不滿」，並提出政策改革，「讓中國重新走上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之路，他和他的盟友們認為，在胡錦濤十年的謹慎領導下，中國的經濟政策停滯不前。」
文章說，在許多人看來，是江澤民「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在1989年關係破裂後重建與美國關係，傾向於加深與西方的關係，並為中國私營部門提供更多機會」。
幾位分析家認為，這是對歷史的歪曲。他們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的強迫下支持經濟改革的。在江澤民時期，經濟問題是由朱鎔基總理處理的，而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真正幕後工作則是由溫家寶在擔任副總理期間處理的。這真是諷刺。
至於江澤民的所謂親西方立場，塞耶認為這始終是戰術性的、暫時的。
塞耶在最近出版的《擁抱共產主義中國：美國最大的戰略失敗》（Embracing Communist China: America’s Greatest Strategic Failure）一書中說，《紐約時報》和其它媒體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認識到江澤民的兩面性，導致了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有害的失誤之一。這本書是他與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法內爾（James Fanell）合著的。
《紐約時報》的文章更進一步聲稱，江澤民的影響力本應鼓勵新領導層「建立一個可信的法律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在黨之外獨立運作」。
分析人士一致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他們指出，恰恰是江澤民派系削弱了之前為加強司法獨立所做的嘗試。
該文章末尾還迷糊地承認，江澤民的「動機並不完全清楚」，因為他推舉進入常委會的官員不太可能實現任何經濟改革，他們大多是強硬派。
正如章天亮在《大紀元時報》當時的專欄標題中總結的那樣，「北京的新領導層意味著改革的終結」。
他寫道，「新陣容將徹底摧毀中共自我完善的希望。」
不再等待時機
經過一年對中共官員的窮追猛打，《紐約時報》領導層不得不承認，他們曾努力在習近平身上重演他們在江澤民身上所做的一切，但最終失敗。
帶頭創建該報中文版的史密斯（Craig Smith）寫道，《紐約時報》代表曾會見過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和外交部，與中共主要宣傳喉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合作，並嘗試通過多種渠道與習近平溝通、安排與他會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紐約時報》的使者甚至聯繫了美國新聞集團，利用其與中共的一些聯繫。卡恩在2007年揭露時任新聞集團掌門人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與中共的關係時曾批評過這一點。
習近平顯然對此不以為然。
塞耶和法內爾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
大約從2009年起，中共就開始轉變方向。江澤民帶頭的快速軍事擴張以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讓中共自信可以毫無顧忌地展示中國的實力。
鄧小平確立的「隱藏實力、韜光養晦」的策略逐漸消失，轉而採取與美國日益對抗的姿態。
多位專家表示，中共對自己的實力越有信心，就越覺得沒有必要假裝開放和謙遜。
與此同時，事實證明，習近平比他平淡的外表所預示的更具侵略性。他在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有力盟友王岐山對被認為不夠忠誠的官員實施了「黨紀處分」，在中共隊伍中散布恐懼。
如果江派指望習近平會是個推手，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習近平著手瓦解江澤民在政法委建立的另一個權力中心，對周永康及其親信展開大範圍調查。他還開始清洗軍隊中對江澤民死忠的人。
2015年，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批評前官員在退休後仍緊握權力。分析人士一致認為，這是對江澤民的不太含蓄的狙擊。
一些積極的事態發展產生了副作用。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解散，龐大的勞改營網絡被關閉。然而，這些機構鎮壓異己的職能卻被安全機構的其它部門所取代。李林一說，習近平並沒有變得仁慈，他是在接管。
在經濟領域，通過利潤豐厚的合資企業汲取西方技術的策略逐步讓位於國家支持的企業集團，以壓制外國競爭。李林一指出，江澤民在經濟上向外國投資者出賣中國的自然和人力資本的做法即將結束，中共要親自處理開發問題。
接觸理論
美國對中共不斷升級的侵略反應遲緩，而《紐約時報》也沒有幫上甚麼忙。
塞耶和法內爾說，《紐約時報》正確地察覺到了中共政權不再隱藏實力，而是在等待時機，但它未能指出中共為何一直在等待時機。
法內爾告訴《大紀元時報》，「他們（《紐約時報》）知道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必須在思想上誠實，但他們做不到的是把點連起來，來談論戰略趨勢線。」
中共有意模糊其最終目標，而將自己描述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和平崛起」。但專家們說，發展趨勢並不難描繪。
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超越美國的目標反映的不是對開放的追求，而是對控制的追求。
法內爾說，中共關於「和平崛起」和「多極化」世界（美國、中國和其它國家共同承擔維持秩序的責任）的言論不過是「煙霧彈」而已。
他說，「他們知道，世界上只會有一個強國，他們想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他們已經用很多很多方式表達了這一點。」
專家們說，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將使中共有能力主導全球政治和貿易規則。美國大同（Pax Americana）雖然有很多缺點，但允許一定程度的普世價值觀、新聞自由、宗教自由和經濟自由。他們警告說，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同」（Pax Sinica）不會有這樣的慷慨承諾。
法內爾說，「我們知道這將會是甚麼樣子，我們在中國每天都能看到全面控制、社會信用體系、國家控制著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這樣。」
塞耶認為，中共的霸權野心是無法打消的。
他說，「習近平可能明天就死，他可能今天下午就死了，而接替他的人不會重新擁有幸福時光。」
他說，「接替他的人將會維持同樣的政策、同樣的侵略，因為歸根結底，個人遠不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他們權力增長的事實重要；這種與權力緊密結合的意識形態解釋了他們在國際上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行為。」
特別是自COVID-19大流行以來，美國兩黨達成了相當大的共識，即必須正視中共的野心。這是塞耶和法內爾贊同的策略。
然而，《紐約時報》卻不鼓勵美國人將中共視為敵人；相反，它主張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
去年，該報編輯部撰寫了一篇題為「與中國對抗對誰有利？」的專欄文章。
該署名文章指出，「強調與中國競爭，同時儘量減少對抗，最符合美國人的利益，輕率地援引冷戰是錯誤的。」
儘管「接觸政策」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幫助中國變成了一個令人生畏的軍事對手，如該文章所說，「其結果不如其支持者所希望和預言的那樣」，但該文章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會「繼續為兩國居民和世界其它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塞耶指出，《紐約時報》的這種說法「令人震驚」。
他說，「接觸理論」使中共政權得以度過危機時刻，並阻止了推翻該政權的努力，「接觸論者所做的就是阻止我們擺脫這個可憎的政權。」
利益與懷舊
《紐約時報》堅持「接觸理論」可能有幾個原因。
塞耶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無知，拒絕看到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他說，「在譴責可惡的政權時，他們一點顧慮都沒有，但共產黨的可惡政權卻是他們意識形態上的盲點。」
法內爾指出，《紐約時報》在避免與中共對抗方面有著既得利益，因為它希望保持與中國的聯繫。
他說，「我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
他說，在長期奉行「接觸理論」之後，其支持者也很難承認他們錯了，「他們似乎痴迷於尋找任何可以支持他們論點的東西。」
一些人還對江澤民執政時期的中國充滿了嚮往。當時《紐約時報》在法輪功問題上仿傚中共的路線，因此被允許在中國做生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允許批評中共政權。
《紐約時報》編輯委員會成員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在一篇題為「告別美中黃金時代」的專欄文章中評論說，去年在紐約舉行的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國問題午餐會上，「懷舊之情令人感慨」。
該文章引用了約翰遜（Ian Johnson）的話，「我們曾有幸在一個非常自由和開放的時期生活在中國，學習語言，結交朋友，找到配偶，有一段時間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約翰遜本人因在2001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的關於法輪功迫害的系列報道而獲得了普立茲獎，但他後來為《紐約時報》撰稿時卻沒有重複先前的重點。
斯托克曼無意中承認，所謂的「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智囊團」被中國的發展打懵了，中國「正在變成他們意想不到的樣子」，使他們失去了「能見度、深度觀察和洞察力」。
但多位專家表示，中國開放的所謂黃金時代始終是一種假象。
沈棟說，江澤民邀請資本家入黨的做法在《紐約時報》的版面上備受讚譽，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花招。
他寫道，「我的結論是，黨與企業家的蜜月……不過是布爾什維克革命中誕生的列寧主義策略，目的是分化敵人以消滅它。」
他寫道，「與商人結盟是暫時的，是黨全面控制社會目標的一部份，一旦不再需要我們……我們也將成為敵人。」
根據法內爾的說法，「黃金時代」的言論原本是中共自身缺乏「現實感」的宣傳。該政權的暴行沒有停止，其方向也沒有改變。
塞耶說，「這並不奇怪，因為光圈特別大，中共想從他們身上獲利，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技能，利用他們的能力，利用他們的關係，展示中國的正面形象，以實現知識產權轉移。」
塞耶說，「隨著對他們的需求減少，開放性或孔隙關閉了，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友好、互惠、友好關係也減少了。」
加倍努力
《紐約時報》似乎並沒有直面現實，而是一直在試圖恢復其之前受益於「熱情關係」的假象。
2022年江澤民死亡後，該報發表了一篇如泣如訴的悼詞，稱江是一位「侃侃而談」「不拘小節」的政治家，「主持了經濟飛速增長的十年。」
與眾不同的是，該報執行主編卡恩親自撰寫了這篇報道，這是他自當年早些時候就任該報最高職位以來唯一一次這樣做。
塞耶認為，這篇近3,000字的訃告是「故意無知」的表現，粉飾了那個共產主義獨裁者留下的血腥和欺騙。
他說，這篇文章遺漏了江澤民履歷的「關鍵方面」，否則「他（江澤民）將被視為一個暴徒，他原本是一個暴徒」。
這篇文章將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責任美化為「不能容忍不同政見」，並用一句話一筆帶過，「1999年4月，法輪功精神教派成員包圍共產黨總部以示抗議，之後他（江澤民）推動了大規模拘捕，這為後來的多輪鎮壓和日益強大的安全國家奠定了模式。」
摘掉「教派」的標籤對法輪功訊息中心來說意義重大。二十多年前他們曾懇求《紐約時報》放棄「教派」這一稱謂，不僅因為它帶有貶義，而且還因為它在事實上來講也不準確。法輪功並不是另一種宗教的分支；法輪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間流傳的修煉方法，其中一些修煉方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氣功」為名流行起來。
此外，該報對1999年法輪功抗議活動的描述也不準確。如果該報向參加抗議的人打聽一下，就會知道他們是去找政府上訪辦公室的，是警察把人群引到了中南海周圍的街道上的。
然而，不知何故，這在《紐約時報》是司空見慣的事。據法輪大法訊息中心稱，自2019年以來，《紐約時報》公開打擊散居美國的法輪功學員，發表了一系列猛料，超過其以往報道中的一些最嚴重的過激行為。
報道中「神秘」或「危險」等詞彙重複出現多次，法輪功信仰被描述為「極端」，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被淡化為「指控」或「歇斯底里地認為」。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中國有數百萬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監獄和勞改營，在報道中卻變成了「在鎮壓的最初幾年……數萬人」。
與中共的宣傳如出一轍，這些文章將《大紀元時報》等法輪功學員創辦的企業等同於法輪功本身，儘管《大紀元時報》的代表解釋說該公司不能也不代表法輪功。
對《紐約時報》來說，這種區別很容易理解。領導該報的蘇茲伯格家族是猶太人，但這並不意味著該報代表猶太教。
儘管該報努力與中共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中共對《紐約時報》並不領情。
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專欄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抨擊中國對COVID-19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
中共抗議該標題為「種族主義」，並驅逐了該報三名駐華記者。次月，特朗普政府規定了中國國家媒體駐美人員的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
隨後，中共驅逐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部份駐華記者。
2021年底，拜登政府放寬了對中國駐美媒體的限制，作為交換，中共應該向《紐約時報》等媒體返還簽證，但中共遲遲沒有這樣做。
不過有跡象表明，《紐約時報》正在加倍努力。8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神韻藝術團（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的報道。神韻是法輪功學員在美國創辦的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中國古典舞蹈演出團體，他們的演出以展現「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為宗旨，力圖展現真實的中國文化，一些舞蹈作品還描述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神韻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擊目標，面臨著來自中共的各種形式的干擾和破壞。
目前還不清楚《紐約時報》對神韻的打擊是否會為該報贏得中共更多的優待。
塞耶說，「這就是共產黨政權的本質，隨著他們權力的增長，他們變得更加冷酷、壓迫性更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對待外國人，甚至那些中國的『老朋友』。」
面對因打擊外國企業和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而導致的經濟逆風，習近平政權再次試圖吸引外國投資。
法內爾和塞耶都承認，《紐約時報》已經是習近平心甘情願的合作夥伴，這使得習近平幾乎沒有動力對《紐約時報》施加更多限制。
法內爾說，「習近平根本不在乎《紐約時報》，他知道他們是從哪裏來的，他甚至不用付錢給他們。」#
原文：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China Coverage, Decades of Distor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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