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讀研究生回到了北京。那時文學批評專業的研究生比較少，六四學運開始後，我們導師非常明確地對我們說，「你們是寫歷史的（儘可能地，因為你們這個專業），而不要去創造歷史」，但是肯定是忍不住熱血沸騰，我們要到天安門廣場，每天都去。
集會，聲援，發表觀點與當時社會的訴求，「反貪污反官倒……」。
那個時候文學界有著名作家，如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的劉心武，他也與文學界的同仁扛著大旗前往天安門廣場。六四結束之後他也受到了影響，丟了主編職位。
一個著名的詩人，寫了一首歌，「我們走在火熱的五月裏，我們英勇地走上街頭……」我們唱著這首歌上天安門廣場去聲援靜坐的大學生。
我們是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地集中在一片，我們同學都是聲援者。我們老師堅決不讓參加「高自聯」，他說你們去聲援、發表演講都可以。一是不讓靜坐，第二不要加入大學生聯合會。
到五月十幾號開始，外地大學紛紛往北京走，聲援北京大學生的遊行示威以及天安門廣場的靜坐請願。外省來的，當時也有加入絕食靜坐的大學生。
六月三號下午五點多，我與幾名同學，從前門地鐵站返回學校時，剛要出示學生證（那段時間無論巴士還是地鐵，只要看見校徽，或學生證就不用買票），一個年輕的女售票員對我們說，「不要拿了，不要拿。」她一看我們三個年輕學生就把我們叫過去，低聲告訴我們說：「我們接到上級通知了，你們能回的就儘快回去。」我問，「怎麼了？」她說，「今天晚上要戒嚴！」
其實我們對戒嚴這個詞不太懂，完全是甚麼都沒概念，今天晚上戒嚴，我以為就是包圍起來了。
因為我們那一年級幾個同學到軍隊駐地去實習與採風，感受軍隊生活，剛好是在總後學院。一開春、一開學就去了，跟部隊接觸很緊密。5月23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恰好在那個裏面開的，來了五十幾輛特別的轎車，之後學院整個警戒了，校外都警戒了，我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們不懂嘛。
回去草草吃了一頓晚飯，我們八點多快九點就走到了翠微路口，現在叫西長安街，那時候西長安街沒有那麼長，就是翠微路那邊，軍車、裝甲車、坦克轟轟轟轟地就從西邊一路往向天安門開。
我們三個同學就跟著軍車，公主墳、軍事博物館、木樨地、阜新橋、西單，就快要到了新華門，西單電報大樓附近就聽到了機槍「噠噠噠噠噠……」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槍聲，之前看電影知道子彈離人近是甚麼樣的，真實的最近處的子彈聲是「啾啾——啾啾」。一個年紀大的老伯大喊：臥倒！臥倒！我們在電報大樓對面的一個胡同裏應聲臥倒，人多得不行，後邊有人趴在我身上，我趴在別人的身上。
我穿著一個白襯衣，小黑的碎花，一天就沒低頭看自己身上，沒有注意。從戒嚴區往外走就要走出戒嚴線時，同學看見了，「他們三個活著，出來了！」有個同學看到我肚子上一片暗紅紅色，都是僵硬了的血，「你中彈了嗎？你肚子上都是血！」當時我嚇得都手抖，把衣服撩起來，一看肚皮光光的。回頭一想，就是臥倒時，不知誰中彈了，我是染了別人的血。
因為我們沒能走到天安門廣場，到了新華門西邊，機關鎗響聲不斷的地方就再也不能向裏走了，是第一層戒嚴，我們是在二層裏邊，周圍的群眾讓我們該回家快回家，我們就往外走，天已經濛濛亮了。我艱難地走到上午九點多，到復（阜）興醫院。剛好在西二環這個邊上有一個小醫院，當走進門診大廳裏邊，擺滿了死人，我們剛開始數，數過去，就數了五十多具屍體，一回頭，哇，擺滿了，數不過來了，他們（共產黨）硬說沒死人，那一個早晨哪裏來的這麼多死人？
剛開始我們看著屍體很害怕，當數了一圈又一圈後，哇，我們後邊全堆滿了，一個一個擺著那裏。這個時候一下不害怕了，那屍體各種形狀，有大量的血，分辨不出來身份，有年輕的，也有中年人，有些模糊。
我還見證了軍車上下來的軍人對著圍觀群眾開槍，裝甲車、坦克是怎麼樣在長安街上橫衝直撞……我們一路跟著，親眼見證了那段令人恐怖的歷史。
只要共產黨利益受到影響，它們對誰不開槍呢？因為毛老賊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共產黨把槍桿子牢牢抓在他們手裏，對手無寸鐵的百姓肆意踐踏與蹂躪。
六四，如今人們都說是紀念，我認為六四是開始，至今還在進行中，直至讓共產黨徹底滅亡，並從中國那片土地上消失，從人類中徹底消失，六四的使命才能算結束。因此，六四不是一個紀念日，而是一直在推動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化進行中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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