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一種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了疫情，無數人感染後死去，疫情在中共的隱瞞下傳向世界各地。
2020年1月，張永振第一個向世界公開了他發現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為各國早日研究檢測試劑以及疫苗作出了貢獻。張永振因此入選2020年《自然》（Nature）雜誌年度十大人物。
在國際上，張永振是中國頂尖的病毒學家。在發現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之前，他已經因為在病毒方面的一些新發現得到了國際重視。而在中國，媒體對他沒有多少報道，一般人並不知道張永振是誰。
這次，關注張永振的業界人士和媒體大腕對他「被趕出實驗室」一事推波助瀾，事件衝上了熱搜，很多人認識了張永振，並同情和支持他。這或許是中共有關方面不願看到的。
病毒學家突變「流浪漢」
2024年4月29日，60歲的張永振在微博上發文說，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改造P3實驗室為名，用1分鐘時間通知了他的科研團隊在2天內搬離，沒給任何合理的搬遷方案。28日，實驗室被關閉，張和他的團隊人員被阻止進入。從28日晚上開始，張永振像流浪漢一樣躺在了掛著「華東病原生物學研究所」牌子的實驗室門外。門邊有多名保安把守。晚上下雨，公衛中心不允許張和他的學生到實驗室避雨。
雨中，張永振蓋著被子靠在屋門上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廣傳，引起譁然。很多人看到照片，覺得這個科學家用這種方式抗議簡直不可思議。
其實，張永振可不是用行為藝術進行抗議。他是擔心外人進入實驗室移動了設備。公衛臨床中心范小紅主任，安排了一個不具備專業資質的施工隊要來搞改造，他們隨時都可能進入實驗室。
P3實驗室，是上海市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實驗室。在此，2020年1月，張永振領導團隊成員全球第一個測出了新冠病毒的RNA序列。而且，如果中國某家醫院發現了新的不明病原體，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還是往張永振的實驗室送樣本。因為他在這個實驗室的多項病毒發現成果在國際學術上頗有名氣。這是任何其他中國專家不能比的。
要給正在運行中的P3生物實驗室搬家，是一件極其複雜又危險的事，絕不是施工隊能做的。
一位研究人員發文表示，光是那些零下七八十度的雪櫃，斷電1小時就可能毀掉5個博士的3年青春。價值數百萬的精密儀器，磕碰一下就可能導致讀數不準，更別說生物實驗室裏那些你永遠不想沾上一丁點的生物樣品和有毒致癌試劑，要搬遷，也得是科研人員自己動手。否則，幾十個液氮罐裏保存的不同生物樣品，你要怎麼處置？負壓實驗室要對外開放，你知道消毒重點在哪裏？……一旦因錯誤處置造成危險病原體洩漏、珍貴實驗樣品滅失，這責任要幾顆腦袋才擔得起？
另外，如果要搬到一個新環境，所有的評估認證都得重頭來一遍，等於是異地重建一座。
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無預案的突然通知2天搬遷，實質上就是不顧公共安全的底線，要拆除撤銷這座P3實驗室。而如果實驗室的研究項目被中斷，幾年來參與項目的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畢業都將受到影響。
張永振無權無勢，拿甚麼來保護視如生命的實驗室與跟隨他的學生？除了自己臥在門口，用身體做盾牌，別無他法。
其實，張永振一直都是在委曲求全中隱忍度日，如果不是特別緊急，他不會在微博公開。
2023年6月，上海公衛中心曾趁他不在，派保安將他辦公室內的私人物品給扔了。張永振悄聲忍了。
網上盛傳，這一系列糾紛與一份存在著爭議的合同和人事糾紛相關。其實，那只是表象。
承諾未竟 編制消失
上海公衛中心，又名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也稱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南院，前身為上海市傳染病醫院，成立迄今有一百多年。
2018年3月，張永振與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簽訂了為期5年的合作協議，他以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兼職教授身份發表研究成果。公衛中心現任黨委書記范小紅以5年合同到期為由，稱張永振不該再「賴著不走」。
這個說法被張永振和他的學生否定。因為他們團隊中的陳姓研究員與該中心簽訂的一年期合同在6月份才結束。因此，上海公衛中心無權將團隊成員驅離實驗室。
合同糾紛只是上海公衛中心找到的一個要驅離張永振的理由。而張永振不能現在離開，卻不只是因為合同沒到期。在張永振看來，他已經是公衛中心的編制內人員；另外，上海公衛中心拖欠科研經費和團隊成員勞務費等共計1,000多萬元。這些問題解決了，他才能離開。
張永振自述，2018年，他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下稱「中國疾控中心」）的一名二級教授。上海公衛的前領導朱同玉和盧洪洲為打造一流的科研能力，多次邀請張永振，並答應每年給350萬元科研經費支持他專心搞研究。張永振感到遇見了同道人，便答應合作。
2020年，張永振完成了協議的合作任務，在國際刊物上超額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研究論文。中國的媒體報道稱，張永振的原單位——中國疾控中心傳染病防控所同意上海公衛中心調動張永振去做全職工作的申請，2020年9月3日派專人將張永振個人檔案送達了上海公衛中心人事處。
張永振說，上海公衛中心院委會在2020年10月也通過了他的入職決議。
按中共組織的內部調動原則，張永振的編制已經從疾控中心轉到了上海公衛中心。張永振的戶籍以及社保、醫保等都應由上海公衛中心解決。張永振也認為他自此就是上海公衛的編制內研究員，可以在公衛中心工作到退休了。
但是迄今，張永振的入職手續還未落實。他並不清楚原因，但是「編制」被失去讓他難以接受。沒有了「編制」，他將面臨老無所養的困境。
由於沒有入職，上海公衛中心沒有給他繳納五險一金，他的社保中斷了兩年左右；因為沒有醫保，他的雙腿嚴重靜脈曲張，也拖著沒有去做手術。
當年招聘張永振的上海公衛中心的老領導，在2021年和2022年被調走了。張永振表示，新領導想法（跟支持他搞科研的老領導）就不一樣了，體現的是權力的橫蠻 。
事情似乎沒這樣簡單，但張永振只能說這些。中國網上輿論大多都是呼籲官僚權力應尊重科學家。
比病毒更可怕的權力
與中國所有流於表面的報道文章相比，英文主流媒體幾乎都提到了一個敏感的原因——自張永振2020年1月在未經中共政府批准的情況下發布了Covid-19 病毒基因組序列後，他的磨難就開始了。
2020年1月5日，張永振團隊從武漢疾控中心採集送交的生物樣本中獲得了病毒基因組序列，同時繪製出了基因組圖譜。
張永振判斷：武漢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體是SARS類冠狀病毒，是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具有呼吸道傳染性。上海公衛臨床中心根據張永振的報告，立即報告了上海市衛健委和中共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5日下午，張永振團隊將病毒基因序列註冊到了位於美國的基因序列資料庫GenBank， GenBank的所有資料對世界開放。
2020年1月7日晚上，張永振把總結好的有關新冠病毒的論文投到自然雜誌《Nature》上。1月11日，張永振的合作夥伴、澳洲悉尼大學病毒學家愛德華霍爾姆斯教授在郵件中說：「香港等其它地方開始出現疑似病例，我建議你把病毒基因序列釋放出去，但是否釋放，完全由你決定。」
張永振考慮之後，授權霍爾姆斯代表他把基因序列釋放到了「病毒學組織」的Virologic.org網站共享。
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武漢爆發了病毒疫情，正在等待中國提供數據。張永振提交的這些數據讓全世界的科學家能夠儘早地啟動檢測、疫苗研發，以及其它預防措施，並因此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然而，張永振自此厄運開始了。
有消息透露，一些衛生官員對張永振的決定感到不滿， 認為他破壞了他們的計劃 。
在該病毒基因序列發布後的第二天， 中共最高衛生官員下令，暫時關閉張的實驗室進行整頓。同一天，曾提交生物樣本給張永振團隊的武漢市疾控中心合作機構終止了他們之間的多年合作，並退出了由張永振倡議的中國重大國家流行病毒資源調查項目，因為中共疾控中心拒絕對該項目提案進行認可。
張永振團隊很難再拿到國內其它機構提供的病毒數據和合作機會，這也解釋了從2021年以後他在國際上發表的研究文章的減少的現象。
2020年9月, 張永振被迫離開了工作20年的中國疾控中心。但是，他調入上海公衛中心後，被上面的力量阻礙而失去了原來的國家人員編制。
2020年10月，上海公衛中心公開介紹了張已經被調入該中心工作，並任命他為新成立的華東病原生物學研究所所長，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擔任副所長。然而這個項目沒能進展，只剩一塊牌子。
2021年中期開始，對張永振器重的老領導被調離，新主任范小紅上任後，公衛中心停止了對張永振研究組的合同報酬和勞務費，這妨礙了他們的研究，尤其是對COVID-19起源的研究。
有分析認為，張永振參與COVID-19起源研究的行為，可能使他在中心新領導的眼中成為麻煩製造者。
中共推卸新冠病毒起源
眾所周知，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後，中共當局一直在掩蓋真相，並阻撓世衛組織派人到武漢調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共官方力圖管控對疫情爆發的描述，打壓異見。那麼，對張永振自主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組的排擠和刁難，就不只是報復他，也是阻止其繼續搞COVID-19的病毒起源研究。
2020年4月，中共當局制定新政策，所有有關Covid-19的學術論文在提交發表之前都要接受審查，有關病毒起源的研究將受到額外審查，並且必須得到中央政府官員的批准。
根據新的限制，與官方說法相矛盾的冠狀病毒研究可能會被中共當局壓制。一位中國研究人員匿名對媒體表示，中共政府的努力旨在控制敘事，並將其描繪成疫情並非起源於中國。「他們不會真正容忍任何客觀的研究來調查這種疾病的起源。」
在中共官方帶領下掀起了一場否定新冠病毒源於中國的運動。他們主要宣揚病毒起源於美國，是美軍帶到了中國；還有新冠病毒起源於意大利、印度等說法。中國網絡上充斥著造謠文章，稱美國律師團起訴索賠「合成新冠病毒之王」美國專家拉爾夫巴里克以及生態健康聯盟主席彼得達札克。
在中國當下政治環境，張永振這樣認真研究的病毒學家似乎沒有了存在的意義，他的處境越發艱難。
霍爾姆斯表示，自從張永振公開了COVID-19的病毒基因組序列後，針對張的「運動」就開始了。
一生的科學夢想與艱辛
張永振熱愛研究病毒，是個工作狂，常年住在辦公室裏。他生活簡單，極能吃苦，幾乎沒有娛樂嗜好。他去過很多艱險的地方，洞穴、野山尋找病毒，摔斷過骨頭。
他小時候感染過腦炎、黃疸型肝炎和瘧疾等傳染病，幸運地活了下來。初中時他離開江蘇徐州跟隨嬸嬸到了新疆石河子，在那裏他刻苦學習，考上了石河子農學院畜牧專業。大學期間，他節衣縮食、埋頭苦學，沒有娛樂活動，衣服鞋襪都經常是穿破了的。他在2019年回答本科四年的感受時，說的只有一個字——「餓」！
1986年大學畢業後，張永振被分配到新疆建設兵團農五師。因為英語好，被分到農五師的外資項目管理辦公室，因為工作出色而得到陳師長賞識。工作了五六年，也成了家。一般人也就在行政幹部的道路上走下去了，但是張永振想繼續讀書深造。1992年他考上研究生，去了廣州。1998年10月博士研究生畢業，他前往中國預防醫學科學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跟隨徐建國所長做博士後，從事感染免疫研究。
2001年，學業完成前他也已聯繫好了新單位，但是經不住徐建國所長的不停勸說，最後留下來開始接觸一個全新的領域——病毒學。在很多人眼裏，他只是一個完全由中國本土培養出來的人，也不是名校及醫學科班出身，對病毒學是外行，他能行嗎？
時間和事實證明，上天不負有心人。他取得了成就，但是他對自己嚴格對學生要求也嚴格，得罪了一些人。他性情耿直，工作起來沒日沒夜沒休假，跟著他的人也都很辛苦。這幾乎成了他的科研團隊的特點。
只是，張永振萬沒想到，奮鬥了一生，最後竟落到了惶惶不可終日的境地，連他的病毒研究也受到了嚴重限制。如果不能研究病毒，他又能幹甚麼呢？
2024年1月11日，張永振在紀念他的新冠疫情披露四周年之際，在一條微博中明志，同時也暗示了他所經歷過的挑戰。
「四年前的今天早上，我們代表研究團隊堅持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作出了正確的選擇，」張寫道，「儘管經歷了不斷的風風雨雨，經歷了人情的冷暖，經歷了世事的嚴酷，但我們無怨無悔。」
張永振是個正常的科學家，他的表白無意中露出了他跟緊繃政治思維的科技官僚們的不同。這點不同，使他在中國的政治氣候下就是一個異類，也是他被排擠和打擊的原因。
熟悉張永振的霍爾姆斯看到了他的夥伴的慘重損失，認為「在過去，在新冠疫情之前……他就像一台機器，但現在機器壞了。他就是被這件事慢慢壓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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