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中共封鎖政策與兩次老百姓餓死慘劇

記得十幾年前，曾和父母聊過發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當說到餓死至少3,500萬人時，他們均難以置信。彼時生活在東北大城市長春的他們，雖然感受到了飢餓，但卻也沒那麼嚴重。在他們的認知中，中國其他地方大致也是如此。而像他們這樣對那段中共一直掩蓋的慘痛歷史並不知曉的中國人，實在是不少。

除了對那場文革前的慘劇知之甚少外，生活在長春的他們，對於曾經發生在長春的餓死幾十萬人的悲劇更是一無所知，而兩次慘劇發生的始作俑者都是中共。

中共長春圍城嚴禁城內百姓離開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不顧全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心願，一邊與國民政府虛與委蛇，假裝談判；一邊挑起了內戰，並在蘇聯的幫助下，搶奪東北勝利果實。

1948年5月，駐守在長春市的國民黨六十軍10萬人遭到了中共軍隊的全面圍困，導致守軍糧食、燃料極度缺乏。中共軍隊之所以選擇圍城，是考慮到自身實力弱於國民黨軍隊，強攻肯定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所以採取了「圍而不打」並逐漸切斷國軍空中運輸的策略。最終，在外援無法到達、糧草匱乏的情況下，堅持了150多天的國民黨軍隊被迫倒戈，中共軍隊於10月佔領了長春。

然而，中共所謂的勝利卻是建立在餓死眾多無辜老百姓的基礎之上的，套用當時的獨立媒體《大公報》的話來說就是「可恥的長春之戰」。

長春之戰的可恥之處就在於中共軍隊採用了極不人道的做法，即在圍城期間，不准一個老百姓出城，離開共軍的封鎖線。

事實上，早在對長春實施圍困之初，毛澤東就批准了林彪提出的「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的做法。6月1日，林彪簽發的電文中有如下字句：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嚴禁城內百姓出城……要使長春成為死城……。中共在6月28日的圍城政工會議上，圍城指揮所提出這樣的口號：「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裏。」

中共的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迫使百姓把城內糧食耗光，使長春守軍糧盡而降。也就是說，長春城內的老百姓成為了中共軍隊要挾國民黨軍隊的籌碼。

當時守城的國民黨將領還想打持久戰，提出了「人人種地，日日練兵」的口號，但長春城內即使都種上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收上糧食，而7月底城內就斷了糧，50萬百姓的口糧成為國民黨軍隊的沉重負擔。7月下旬，蔣介石電令守軍疏散長春的老百姓，讓老百姓出城謀求生路。

然而，老百姓怎麼也沒想到，出城後卻遭到了中共軍隊的阻撓。飢餓的人們成群地跪在中共士兵面前央求放行，但卻沒有絲毫作用。有的只好把嬰兒和孩子丟了就跑，有的拿根繩子就在中共士兵前上吊自殺。一些中共士兵見此慘狀也跪倒在地陪饑民一起痛哭，並表示「這是上級的命令，我們也沒有辦法」。很多老百姓餓死在國共兩軍的真空地帶。

9月9日，四野四巨頭「林羅劉譚」曾給毛發電說：「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飢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里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份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餘，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

據說，在被圍困期間，老百姓為了生存下去，不僅吃樹皮、樹葉等，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國民黨將領段克文在回憶錄曾提到，長春有一家店舖賣的熟肉竟然是人肉，雖然老闆被槍斃，但人吃人並沒有被遏制。當時參與圍困長春的中共某師團參謀長劉悌也回憶說，自己曾看到過一個老太太將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著吃了。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

1948年10月15日，《西京日報》報道了長春圍城後難民悽慘情形：「民眾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樹皮來充飢，一邊賣去箱底，換取米糧，豆餅，酒糟一類的東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樹皮之類，原非人食，食之不僅有礙營養，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與胃腸炎，廣泛發生，身體日漸瘦弱，蓬髮污面，終至相繼倒斃僻巷頹垣，陋室溝壑之間。」

據說，在當年的長春，隨時隨地都有人倒下，而依靠空投糧食維繫生存的國民黨軍隊能做的就是組織收屍隊，24小時在馬路上撿屍首，然後餵狗，狗吃得膘肥體壯後，人再吃狗。據說當時也發生了國民黨軍官用食物換女人的醜事。

封鎖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斷糧後的長春，真的變成了一座死城，變成了一座白骨之城。死人最多是洪熙街和二道河子區，都是十室九空。炕上、地下、門口、路邊，到處都是白花花的骨頭架子。當時時值盛夏，黑壓壓的綠頭蠅，蛆蟲也是成片成片的。就連城外的中共軍隊也「深受其害」，他們說最怕颳風，一颳風，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頭昏腦脹。據說，長春滿城百姓沒有人家不死人的。

10月份，國民黨軍隊倒戈後，中共軍隊進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人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第二年春天，凡是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因為那地太「肥」了。

那麼，長春被圍期間究竟有多少人被餓死？資料顯示，國民黨士兵沒有一人被餓死，但老百姓餓死的準確數字卻眾說紛紜。大陸有學者認為是15萬，國民黨軍官段克文在回憶錄中估計餓死了65萬人，日本方面估計餓死二十萬人左右，而據台灣作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保守估計，餓死人數至少也有三十萬，不低於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

長春餓死如此多之人，國軍雖有責任，但情有可原，而中共為了取得所謂的勝利，不讓老百姓越過封鎖線謀求生路，乃是邪惡至極的做法。或許也正因為自己的做法見不得光亮，所以中共歷史中並不敢提及這段歷史，而一句輕飄飄的「自己圍城沒有放糧給市民的責任」的託辭，也抹不去自己的罪行。

三年「大饑荒」中共禁止百姓自由遷徙

為了趕超英美，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隨之而來的是人為製造的大饑荒。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中共內部解密文件中透露：在1959年至1962年的檔案解封後，合計全國餓死3,755.8萬多人！2007年，海外學者丁抒先生在《陽謀》一書中，指出大躍進一共造成了3,500萬人到4,000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

2009年底，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在接受採訪時，首度提到當年大饑荒時餓死了四五千萬人。2010年，荷蘭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馮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中則認為，有4,500萬人死於大饑荒。

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既不是因為中共所言的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也不是因為蘇聯逼債，除了毛和中共高官的根本政策是錯誤的外，更重要的是中共的體制問題，在這樣的體制下，農民根本不能自由遷徙。正如馮客所言：「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訊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

給各地主官阻止百姓外逃的上方寶劍是中共發的一個文件。1959年3月，在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稱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更加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了。

比如在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河南信陽，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下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干，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裏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

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後，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多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

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僅車站收容所就打死餓死1,500人。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過三關：一審訊，二搜查，三毒打，然後是強制勞動，不給飯吃。這67個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員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2,195人。

《炎黃春秋》曾發表過尹曙生撰寫的文章《曾希聖是如何掩蓋嚴重災荒的》，文章稱1960年，中共中央先後派鄧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陳雲等高官視察安徽，但他們沒有一個人發現彼時的安徽正處於極度艱難的時候：每天都有人被餓死、整死；大量饑民拖兒帶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鎮街頭、交通沿線，死於中途者不在少數，整個農村呈現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情景。

曾希聖和安徽省委究竟採取了哪些措施封鎖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過查看安徽公安廳檔案保存的警衛工作總結報告摘要，發現具體措施是這樣的：「對××的警衛，是在省委統一領導下進行的，成立了專門辦公室，下設接待、保衛等組，由省公安廳廳長、省人民檢察院院長、省人民法院院長和省委統戰部部長分別擔任組長。

「省公安廳抽調相應人員，分赴沿線路段，調查情況，採取安全措施，通過基層組織，監控壞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縣委委員，每1至2公里，有一名區、鄉黨委委員負責，市、縣公安局則分段包干，各負其責，進行保衛工作。對住地、參觀點首長可能接觸到的人員事先進行政治審查，保證絕對可靠。食品、衛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確保視察期間的安全。」

「對已經決定前往視察的地、市、縣，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體要求，做到心中有數。對參觀單位和晚會演出人員中有問題的人要妥善處理；對危險分子，要調整班次，或以下去勞動的辦法，暫時調離；對一般複雜分子，由黨、團員，積極分子夾起來的辦法加以控制。

「對中央首長要參觀的合肥、淮南、蚌埠、馬鞍山等16個較固定的單位，從中挑選1,500名積極分子，來歡迎、接待中央領導；這些單位其他職工一律不准出現在領導視察的現場。對首長乘車參觀途徑的地方，一切有礙觀瞻的都要在首長到達前清除完畢。」

在這樣的嚴密封鎖下，中共高官們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聖希望他們看到的而已。

歷史上有著逃荒傳統的安徽省鳳陽縣在1961年1月召開了五級幹部會，武店公社考城大隊社員代表王家來在會上哭訴說：「我們大隊原有5,000人，現在只有3,200人。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有死這麼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裏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裏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

而那些聽說東北可以活命並想方設法逃到東北的人，命運也很悲慘。根據1961年2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況的報告》，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瀋陽鐵路局長春管區內，逃荒的旅客就死亡38名。當時，一些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違法亂紀，打罵、體罰流民。

這一年的10月底，吉林省公安廳和民政廳聯合向省委寫了《關於堅決制止自由流動人口的意見報告》，報告說，今年以來，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動人口有23萬人，其中流入城市經過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農村、礦區的有18萬多人。他們中有多少是活不下去逃到東北謀求生路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