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擁有一百年的殖民史，東西文化交匯，曾和很多文人有過千絲萬縷的聯繫。1974年，台灣詩人余光中赴港任教，寫下「姑且叫它做家吧」，其後他有11年時間在港度過，這段時間是他的黃金創作期，沙田山居成為他生命中最愉快的日子。
1984年底，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次年余光中離港歸台。在他告別香港的詩中，他深情寫下「只怕（香港）這一片蒼青，更將歷歷入我的夢來」，「頓悟那才是失去的夢土」。為什麼余光中會有如此感嘆，香港又是給他留下了怎樣的生命印記呢？
幾次香港緣
台灣詩人、散文家余光中因《鄉愁》一詩被兩岸四地所熟知。他的一生，也像眾多海外華人一樣，因中國近代動亂歷史而漂泊。他足踏四方，在大陸多個城市、香港、台灣、美國等地都留下印記。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在台灣高雄病逝，享年89歲。
故事先從1937年的抗戰時期講起，十歲的余光中只是一個從香港過境的小難民。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香港，他沒有上岸，船停泊在維多利亞港口，他與家人在甲板上一起看著兩岸璀璨的燈火。
然而再因國共內戰，他們一家人在1949年逃到香港，最後於1950年定居於台灣的高雄。逃難路上他還是一名大學生，海天茫茫，前程更加茫茫，青澀的少年沒有想到，他這一去將有四十多年無法登上故鄉的土地……
二十多年後的1974年8月，余光中攜全家來到香港，應聘為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這一次他在香港長住超過十年。在即將啓程前往香港的日子，想到不久後他伸手就可以觸摸到大陸的河山，余光中失眠了。
當年余光中以回家的心情來到香港。他來到中文大學後，他寫下一首《九廣路上》，其中有句「半枕在遠方，遠方一小站上──姑且叫它做家吧」。他還寫道「回頭莫看香港，燈火正淒涼，多少暗處起伏着刀光」。詩句表達著剛來時他不安的心情。
在1998年散文《從母親到外遇》中，他總結到：「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
「香港是情人，因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緣份，最後雖然分了手，卻不是為了爭端。初見她時，我才二十一歲，北顧茫茫，是大陸出來的流亡學生，一年後便東渡台灣。再見她時，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學的教授」。
初到香港是怎樣的心情呢？他提到，當初對香港不是一見鍾情，香港的粵腔難以理解，有時還愛寫簡體字來考自己，「而冒犯了她，更會在左報上對我冷嘲熱諷，所以開頭的幾年頗吃了她一點苦頭。」
他說後來認識漸深，發現了她的真性情，終於轉而相悅。「不但粵語可解，簡體字能讀，連自己的美式英語也改了口，換成了矜持的不列顛腔。同時我對英語世界的興趣也從美國移向英國，香港更成為我去歐洲的跳板。」
十年看山：「香港是失去夢土」
很多港人記得，1984年的12月19日，經過多年談判，多次峰迴路轉，中英兩國簽署了一份影響香港未來全部命運的聯合聲明，確認中共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行使主權。而在此之前，港人只能臆測自己的未來。
1983年，余光中敏銳地意識到一個時代的大變局橫亙在港人面前，雖然他只是臨時的香港人，但詩人注定不會只是過客。他寫下《過獅子山隧道》，表示從自己駕車穿越隧道中，驚覺未來如隧道出口，未必是人們所熟悉的風景在等待。
1985年6月，余光中離港返台，寫下《十年看山》（1985），以此紀念他在中文大學執教的十年，並與香港做別。
詩的開頭，是余光中一貫的表達思念故國、抒發鄉愁：
「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
是這些青山的背後
那片無窮無盡的后土⋯⋯」
但很快他表達自己人在香港，卻忽略了這裏的美景：
「看山十年，竟然青山都不曾入眼
卻讓紫荊花開了，唉，又謝了⋯⋯」
然而，在他真的要離開香港的時候，余光中才體會到香港對他的意義：
「十年過去，這門外的群峰
在訣別的前夕猛一抬頭
忽然青青都湧到了眼裡
猛一回頭
早已青青綿亙在心裡」
「每當有人問起了行期
青青山色 便哽塞在喉際
他日在對海，只怕這一片蒼青
更將歷歷入我的夢來」
………
「再一回頭，十年的緣份
都化了盆中的寸水寸山
頓悟那才是失去的夢土」
這首詩的收結說：
「十年一覺的酣甜，有青山守護
門前這一列，唉，無言的青山
把囂囂的口號擋在外面」
香港在近代歷史裏微妙的地位，以及余光中十年棲居的感恩，從這幾句詩中似乎可以感受到。是否香港給了他一個暫時的安樂園，能讓他遠離近代大陸政治運動的喧囂呢？是怎樣的經歷，才讓他在離別前才頓悟「香港是失去的夢土」呢？
詩人心靈在港找到平衡
香港擁有一百年的殖民史，東西文化交匯，傳統與現代並存，這是一個矛盾而對立的地方。而詩人來到香港教書是在1974年，面對的共產中國正值文革後期，香港和大陸緊緊相連，不論政治還是學術，都有左右兩種勢力，但言論非常自由。
余光中初到香港鄉愁加劇，寫下了許多思鄉及批評文革的作品。他在香港時，對大陸的「文革」災難，深深感受到左派的侵害，他的一些詩《夢魘》、《北望》等都對文革提出嚴厲抨擊。他亦寫了不少詩，表達了他同情大陸偷渡客的複雜感情。
而遷居香港，余光中的鄉愁也不再只是大陸，也包括了台灣，《隔水觀音》、《飛過海峽》等都是他思念台灣的作品。
在香港這樣的一個環境裏，余光中北望故土，東望寶島，一顆心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平衡的地方。
在《永恆拔河》後記中，余光中說香港恰巧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位置，「和大陸的母體似相連又似隔絕，和台灣似遠阻又似鄰近」，香港在詩人的世界中成為一個理想的支點，承接了他對大陸和台灣的複雜情愫。
香港歲月是最好時光
余光中生於大陸，死於台灣，中間有11年的時間在香港。這段時間是他的黃金創作期，寫下許多懷念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新詩。
但說到香港令他難忘的，不是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而是新界沙田的一隅。余光中雖然不屬於香港作家的行列，但他發展出「沙田文學」，對香港文壇產生重要影響。
余光中自己說過，沙田山居是他生命中最安穩、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在《回望迷樓》一文裏，詩人回憶道：
「這十年，住在中文大學別有天地的校園，久享清靜的山居，飽飫開曠的海景，是我一生裡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回顧之下，發現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裏佔的比重也極大。」
單從詩這方面來看，大陸著名詩人流沙河認為「余光中是在九龍半島上最後完成龍門一躍，成為中國當代大詩人的。」
余光中在香港的快樂日子，不僅僅是居住的環境風景絕佳，當時中文大學給了極佳待遇來聘請他。更重要的是「談笑皆為鴻儒」，像宋淇、高克毅等名人作家都是詩人同事，住的距離很近，來往方便。那一段日子，對於余光中來說「真是愉快極了。」
在《落日故人情》一文中，余光中深情地追述沙田時光：
「開始的幾年，這些學府與文壇的朋友大半是一壺清茶或一罇美酒，斯斯文文地坐而論道。舌鋒到處，從李白到徐志摩，從莎士比亞到泰戈爾，從秦始皇到毛澤東，胡適到魯迅，無不放言褒貶，闊談終夕。要講自由，那真是中國人言論最自由的地方了。」
他又寫到，後來的幾年，尤其是1983年9月以後，香港的前途變得黯淡，港人的命運在會議席上任人翻雲覆雨，而不能自主，「於是這一片租來的土地，這一段借來的時間，頓然更顯得可惜、可貴。」
「也因此，後來的幾年，對香港的認識更深，感情更濃，沙田的朋友們就時常登山涉水，臨風遠望，倒不一定是遠望中原，而是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回顧沙田的日月，香港的山海……」。
對於有人稱香港為文化沙漠，余光中十分不同意。他曾寫：「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後舉殯，全港下半旗志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
他又說：「至於近年對六四與釣魚台的抗議，場面之盛，犧牲之烈， 也不像柔馴的殖民地吧」。
余光中的不少作品表達了對香港的深深眷戀。1985年回台之初，他在《香港結》中寫到：「十年打一個香港結，用長長的海岸做絲線，左盤右轉，編成了縈迴的港灣……」。
另一首《望海》是余光中從香港到高雄不久後寫的。他提到，當時他來到高雄西子灣，很懷念香港，望着茫茫台灣海峽，越看越遠；最後，最遙遠的是望海的眼睛，詩句深刻表達了詩人對香港的戀慕。
《鄉愁》被中共歪曲：「好像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都遮住」
余光中一生寫作不少反共作品，又因不畏懼抒發自己的見解，經常涉入爭議。
1989年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鎮壓北京民運後，余光中亦出版了集合港台詩人創作的《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並到香港中文大學等地出席詩會。
不過，由於余光中期望「兩岸統一」的「統派」立場，这使中共後來對其不計前嫌，更是熱捧有加。其部份作品更被納入大陸語文教科書中，包括《鄉愁》一詩。
但是，余光中指出，自己寫《鄉愁》是單純的懷鄉，而該詩是在40多年前寫的，「當時大陸處於文革後期，我心情暗淡，認為此生也許回不去了」。
余光中亦建議，兩岸人都多讀對岸的文學作品，「政治易使人分離，而文學使人瞭解」，並指《鄉愁》「好像變成一張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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