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經濟學被歸為「社會科學」，自從馬夏爾（A. Marshall）創造了圖形分析，接著薩謬爾遜（P. A. Samuelson）導入自然科學的數理工具，可以設定「嚴謹」的數理模型，進而可以利用數據、計量方法和各種模型來實證，於是被認為較具有「科學」味道，因而經濟學在1968年被列為「諾貝爾獎」頒獎學門、1969年經濟學家開始每年獲頒該獎項。一般都認為這是經濟科學的進步，由「社會科學之后」稱呼可知一斑，殊不知如此一來，號稱從事「人的行為」之研究的經濟學，從此就失去了靈魂，因為將人「物化」「機械化」，完全將人最重要的「主觀」和「精神」面抽離。
當今全球普遍見到的道德沉淪、倫理蕩然無存，以「物慾」為標地之「人」，完全喪失本質，甚至於「禽獸不如」，此與古典經濟學重視倫理道德、將人以「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本質呈現，完全相反，有必要徹底的反省並回歸本質。為能對症下藥，我們先回顧這門有著二百多年演進史學門的來龍去脈。
2. 經濟學的興起與歷史沿革
在當今社會裏，要成為一門可以「學」、可以「問」的「學問」，最起碼得有一套有系統、循序漸進的內容才行，這一套東西能夠讓諸多的老師可以教，也得以讓要學的人能夠逐步的學。如此，能有一本「教科書」的話，那就可以符合了。
就經濟學來說，一般都同意自1776年就因為符合這種條件而成為一門既可教、又可學的「學問」了。這一本最早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名字是《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在台灣較被熟知的中譯是《國富論》。但此譯名會對保護主義及對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視為戰爭，對國際間的紛爭、甚至戰爭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也較不合乎原著所要表達的內涵，因而使用這個早年的翻譯名家嚴復之最初譯名較妥切），作者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有「經濟學之父」的美名，而迄今這本書還被國際知名的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認為是最好的一本書呢！
在亞當‧史密斯和《原富》的奠定下，古典經濟學派於焉誕生，歷經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4）、馬爾沙士（T. Malths, 1766~1834）以及密爾（J.S. Mill, 1806~1873）這幾位名家的發揚光大。到了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的手上，演化為新古典學派，由於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提供了供需圖形等分析工具，經濟學的教學講授更為方便，這門學問也就燦然大備了。一直到今天，眾多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都還沿用該書所創的分析工具呢！到了1930年代，經濟學有了重大變革。
那是因為起自1929年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所引發的迄今世人還聞風喪膽的「全球經濟大恐慌」，經濟蕭條、失業者遍布，凱因斯（J.M. Keynes, 1883~1946）在1936年的巨著《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提出「創造有效需求」解藥，從此政府能以總體經濟政策對整體經濟體系作「精密調節」的干預，就普遍被接受，而也從此開啟「總體經濟學」的大門。而「國民所得帳」在1940年代被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的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 Kuznets，1901~1985）發明出來，更成為政府能以政策促進「物質性」國民所得成長的標地，也助長凱因斯理論的普及。如今我們日常生活中天天被報道的財經消息，幾乎都是總體經濟的範疇，而經濟學也在總體經濟學誕生後才成為顯學。亞當‧史密斯的《原富》雖是好書，但並不好教，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教科書是1948年面世的，它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花了三年才完成的《經濟學》（Economics），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劃」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們飢渴的盼望有跟時勢密切連結的入門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足夠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份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讓學習者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轟動全球的基本經濟學教本於焉誕生，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不久之後經濟學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以此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之後，經濟學數理化竟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在當時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的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怪不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在1964年於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的會長演說詞裏很興奮的說：「數理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傑逢斯（W.S.Jevons）或凱因斯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越來越強大的數量化的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文末還篤定地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和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歷史的發展可說完全符合史蒂格勒的預期，到1970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來臨之前，經濟學的確達到頂峰，在此黃金時代甚至有「從此經濟學家和政客之密切合作，能使經濟體系維持繁榮，不景氣將不再來」的豪語出現。而1969年開始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就是頒給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學家」，隔年的第二屆則由薩繆爾遜這位「數理經濟名家」獲得，更是印證經濟學成為顯學，是因其「實證經濟學」的特色，而200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黑克曼（James J. Heckman）更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就可能會有所進展。」
政府在經濟舞台扮演要角的總體經濟學，以及數量方法日新月異使實證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是經濟學能有如日中天地位的重大要因。在政府躍上干預經濟主角這件大事上，庇古（A.C. Pigou，1877~1959）這位被稱為混合經濟大師的貢獻，就不得不提，他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而「市場失靈」因而產生，以致需由政府出面校正來達到福利最大，這股力量也對政府干預政策和數理分析、實證技巧的重要提供了更大基礎。
就在經濟學家成為天之驕子、經濟學地位高度發展之際，1970年代末的既是生產停頓、又是通貨膨脹的雙重困難之停滯膨脹現象，讓凱因斯理論受到重創，而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也被深深質疑。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以及新興古典學派紛紛崛起，雖然有著不同學派的稱呼，但共同的語言是「尊重市場」，而「市場重生」、政府退位的呼聲也越來越響。這些聲音的主要基地是芝加哥大學，約略萌芽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已有豐盛成果，1970年代在停滯膨脹環境下終於開花結果。
這個新潮流的發展至少有兩種說法，一為史蒂格勒教授以經濟學所擴及的學科來區分，二為李甫基（H. Lepage）以學派的發展作分類。就史蒂格勒的說法，迄1984年為止，在四種社會科學領域中使用經濟分析法的文獻和專家人數已有相當多。它們是：法律的經濟學、「新的」經濟歷史、社會結構和行為的經濟分析，以及政治學的經濟分析（包括經濟生活的管制）。第一個領域係將經濟分析應用到法條和法律制度去，先驅者是達瑞克特（A. Director） ，而重要的人物則為寇斯（R. Cease，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波斯能（R. Posner）；第二種領域乃重將歷史事件以經濟分析來觀察，最具代表性者是傅戈（R. Fogel，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第三個領域的分析主題為犯罪、種族歧視、婚姻和離婚、生育力，以及家庭等，毫無疑問的，貝克（G.S.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授是這個領域的領導者；第四個領域又可分成兩種，一為政黨經濟分析，先驅者是黨斯（A. Downs），一為法治的設計之經濟分析，此即千禧年為人熟知的「公共選擇」學派，領導人物是布坎南（J. Buchanan，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杜洛克（G. Tullock），而其受重視也只不過近四十年的事，這個領域也被人以古老的「政治經濟學」稱之，除了經濟學者參與其中而有很大的進展外，也早已有越來越多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學者投身於此課題，而他們所創造的工具也適用於經濟學家。
李甫基則認為經濟學的新發展係透過五個管道而來，一為重貨幣學派，二為人力資本理論，三為財產權運動，四為公共選擇學派，五為供給學派。重貨幣學派由弗利曼（M. Friedman，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帶頭，早為一般人所熟知；人力資本理論可說濫觴於舒茲（T.W. Schultz，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教授，而由貝克教授予以發揚光大，已為經濟分析擴展疆土的最犀利武器；財產權的新理論建立在「產權降低了交易成本」這個觀念上，寇斯是開山祖師，該理論的知名人物有亞秦（A. Alchian）、鄧西茲（H. Demsetz）、諾斯（D.C. North，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以及華裔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等人，除了交易成本外，這個理論的其他三個基本概念是法律理論、經濟組織效率的比較分析、把經濟學的推理應用到歷史之解釋；公共選擇學派的主要任務，乃想把1940年代以來，顯示出市場經濟錯誤和失靈的那套技術，同樣用於政府和所有的公共部門之工作上，此派學者想要建立一套公共經濟和集體選擇的一般理論，目的在於用一套相等的、且可能涵蓋政治市場運作的理論，來完成關於市場財貨與勞務生產，以及勞務交換的理論；至於供給學派則著重於成長和稅制的研究，著名的「拉佛曲線」就是討論適當稅率與成長的關係，此派學者認為，稅率過高會妨礙成長，因而有損稅收，若能將稅率降至適當程度，將會刺激生產活動，經濟增長隨而被帶動，終而使稅收不減反增。
由這兩種分法來看，史蒂格勒教授的說法可說皆涵蓋於李甫基的分類中。法律的經濟分析包含在財產權運動中，經濟歷史也是，而社會結構和行為的經濟分析則歸屬人力資本理論，至於政治學的經濟分析則就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範疇。關於重貨幣學派，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中當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其在晚近的蛻變可說是「理性預期學說」的出現，我們由理性預期大師盧卡斯 （R.E. Lucas，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口口聲聲稱自己屬於重貨幣學派，就可得知此種說法並不離譜。
上文所介紹的是「主流經濟學」的演化歷程，在主流之外，尚有一些重要流派值得一提。在古典學派開創經濟學之前，有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個有名的理論。在經濟學開創之後，有左右兩種沒納入主流的派別，左派是馬克思主義，其思想成為共產主義的基礎，荼毒了不少人類長達75年之久；右派的代表是奧國學派，從休姆（D. Hume，1711~1776）、到龐巴衛克（E. Böhn-Bawek，1851~1914）、到米賽斯（L.von Mises，1881~1973）、到海耶克（F.A. Hayek，1899~1992，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直到較近期的羅斯巴德（M. Rothbard,1926~1995）。當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時，奧國學派的主張終於顯現其光芒，而此學派與古典經濟學派的思想脈絡有高度緊密相關之處，更是當今風行的「自由經濟」之始祖。
3. 尋回經濟學的本質
經過兩百多年的演進，即使有著不同的流派出現，但在學校課堂裏教授的經濟學，卻有著「標準」教材，儘管自薩繆爾遜高度成功的《經濟學》面世以來，汗牛充棟的經濟學教科書充斥世間，但都有明確的主軸。幾乎每本書的開宗明義都標榜「資源有限」，再配合「人的慾望無窮」，於是每個行為人必須面臨「選擇」大課題。為了提升生活福祉，行為人需有效率善用自己擁有的資源，而為讓福祉不斷提升，也得時刻設法增加自己資源的量與質。由於一個人的一生總有數十寒暑，而絕大多數人不是只有自己的一生，人類一代接傳一代，代代相傳永生不息，而且未來和下一代更為美好也是人類追求的標地，這就是「永續發展」的圖象。
在永續發展終極目標下，面臨選擇課題的個人，既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就得求取「代價最低、效益最高」的行為方式。很明顯的，人類是群居且必須與大自然為伍，因而在追求永續發展下，必須尋求如何與大自然共存共榮，如何讓人際間分工合作以發揮團結力量大的功效。
就是在這些基本理念下，經濟學乃發展出不少的「原理原則」以供行為人遵循，目的還是在「節省成本、效率極大」。這些原理原則中，「比較利益」和「市場供需」原理是最根本，也最關鍵的。這些原理原則看起來都非常簡單，但要真正了解其內涵，卻極端不易，正如弗利曼（M. Friedman，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1985年3月21日，應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的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之邀，講述其「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講詞的結語： 「……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同時，我也更能體會芝加哥學派的始祖奈特（F. Knight, 1885~1972）對其試題幾十年不變之解釋：「試題雖相同，答案卻有異。」之內涵。此外，對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的《原富》為何歷久而彌新，以及「大道無形、大道至簡至易」等道理，我也似乎越來越能領略。
畢竟經濟學的探索對象是「人」，而人是萬物之靈，「人之異於動物幾稀矣！」這麼一點點差別卻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結果。兩百多年的發展，「經濟學進步了」的說法應較被認同，尤其自所謂的「總體經濟學」竄起之後，這種說法更被確認。然而，就只針對「經濟學是在研究人的行為」這一命題，在「行為人」這個關鍵點就有非常值得作正本清源之商榷。
人的行為能標準化嗎？在數理經濟、數理模型，以及計量經濟學早已盤踞經濟學領域核心之際，答案是甚麼已可思之過半矣！一門學問是「有系統的解釋現象」，那麼，將人的行為尋求系統性、規律性的解釋也理所當然，由而「原理」的出現也是必然。「比較利益原理」「供需原理」等等都是最基本、最為人熟知的例子，這些原理也都能以圖形、數字，甚至數學式子，利用黑板來演算、說明。然而，這些分析、說明都需要假設和前提條件，可以說是在「既定」的模子下推導。問題是：黑板上的演練結果能否運用到實際人生？
既然對象是「人」，而人是會思考、有靈魂的個體，就某一個人來說，對於自己都難了解了，如何能得知任何另一個人的想法，何況周遭的環境，以及人、事、物都是變化不居的。原理原則是一般性的，但「具體」是怎樣，可說根本不可能得知，因而每個人都需要去摸索、去嘗試，或以別人的經驗作為自身決策的參考，在不斷的失敗當中改進、學習，而人際間、人與自然間也持續演化出規則、秩序來。
雖然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尋求幸福，但幸福的內涵卻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只有回到活生生的「個人」身上，讓行為個人決定才是最適當的。市場、競爭、比較利益的決定主體，應該都是個別行為人。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行為人互動中，激盪出分工合作、各個市場的規則，以及各式各樣的組織。到了凱因斯經濟學配合著自然科學分析工具的出現，竟然逐漸演變成整體社會可置於一個可以擺弄的模式中，而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作「精密調控」，讓活在此模式裏的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儘管稍微思考一下就可知不可思議，但現實世界的人世間卻一直這樣進行著，縱然不斷發生問題，仍然無法改變。原因可能有許多，最微妙的看似簡單基本觀念之內涵，無法被真正了解應是關鍵，由弗利曼的感慨也可清楚、明白了。不過，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這位現代隱士的「黑板經濟學」說法，最能傳神且一針見血地點出癥結所在。
所謂的「寇斯定理」膾炙人口，似乎已被充份了解，然而寇斯在1988年於〈闡釋社會成本問題〉這篇文章，就近三十年這麼長時間裏各家對該定理的褒貶提出總回答時，說絕大多數的討論都沒搞清楚他的論點，而他的論點最主要的也只不過是呼籲經濟學家們走出「黑板經濟學」裏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大家共同回到處處都是交易成本的現實人生，研究解決人生問題之道。他在該文最後以政府最常用的租稅制度為例，引用包莫（W.J. Baumol）的話：「總括來說，要一五一十實施庇古氏租稅制度，我們實在沒有甚麼理由抱持太大的信心。實施這個制度所需要的租稅，或所需給予補貼的額度，我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去計算，也不知道如何由嘗試錯誤中去算出大概的數字。」來說包莫所言「庇古派傳統的結論本身，實際上是沒有瑕疵的」，指的應是邏輯上沒瑕疵，而且假定能將該制度付諸實施的話，資源配置可達最適，但事實上這些稅制方案是無法施行的。寇斯說：「就這一點而言，我從來沒有否認過。我的看法不過是，這些稅制方案只是些夢想罷了。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人說，說不出口的蠢話，可以用唱的。而在當代經濟學中，說不出口的蠢話，則可以用數學來表達。」
我雖很同意寇斯對當代經濟學的針砭，但並不否認黑板經濟學可以訓練學習者清晰的邏輯推理，只是切忌全盤用到真實人生，不要天真的以為人生問題真的能夠精確量化，且政府政策可完滿解決。因此，當前的經濟學有必要回到活生生的「人」身上，將科學迷所從事的「機械人」解放出來，回歸有血有肉的生靈。同時，亞當‧史密斯當時強調的倫理道德這種「人的基本修養」，也有必要放入自由經濟的分析當中，這樣一來，經濟學就不再脫離現實人生，進而也可帶引人心的提升，終而促進人類生活的福祉。提到亞當．史密斯的倫理道德觀點，就必須正視他的《原富》其實並非其學理之菁華，《道德情感（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書差可說是，而史密斯不只是一位偉大的所謂經濟學家，更是十八世紀英國一位極其重要的倫理學家和法理學家，他在1751年於英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舉凡神學、倫理學、法理學，以及當今所謂的經濟學都涵括在內。經由這樣的尋根探源，應可得知源於《原富》一書的當前經濟學，在史密斯的心中應以「倫理道德」為基點，奈何當今的主流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早將這個根本丟棄，而將人「機械化」「物化」也一點都不奇怪了！其實，即使是以《原富》這本書為基礎，也應了解該書的精髓在「分工」，且以「市場機能」或「價格機能」這隻「無形手」來引導「人」去做行為。要知分工、專業化需以「合作」配合，在「競爭」下各個人都儘量發揮自己專長，公平交易（或交換）之後彼此的幸福都能提升。個人行為的背後隱含的是「善心」，後人在將「自利心」誤解為「自私心」，而以鬥爭、權謀、爾虞我詐手段「害人利己」之後，人心快速沉淪；再加上「量化」、重視「有形物質」，人心的腐化更是加快。此外，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使「欺騙行為」更方便，損人利己更不容易察覺，而政府這隻「有形之手」，在人的「私心」和追求物質利益作祟下，正是貪污、舞弊、官商勾結等政治腐敗現象的溫床，回過頭來又讓人心更沉淪，就這樣形成所謂的「惡性循環」。
總之，現代經濟科學必須放棄總體經濟，讓政府退下經濟舞台，並將活生生的人從「數理模式」「機械化」「物化」中解放出來，而後再將「人的善心」尋回，讓人際間經由「誠心」的分工合作，才能達到真正的永續發展。所以，至少應返回亞當．史密斯時代，以「倫理道德」為基點，讓每個人「真誠的」發揮善心，從事真正的「人的行為」，讓人 在「學習」「改進」中不斷的提升，那也才是真正的經濟科學，這也就是「返還經濟學的本質」而已呀！#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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