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30集電視劇《繁花》,以19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商戰為背景,講述了男星胡歌飾演的主角「阿寶」從赤貧致富的故事。該劇去年底開始在中共官媒央視和網絡平台播出後熱度驚人,掀起了上海旅遊商機,讓官媒疾呼「穩住影視劇帶來的消費熱」,重振大陸衰落的經濟。

分析人士認為,該劇大獲成功除了劇情和畫面動人外,導演王家衛勾勒出當年那個充滿營商活力的老上海,對照上海封城以來中國經濟一直疲弱的窘境,恰恰成為官民都需要的「安慰劑」。另有分析認為,該劇避開了敏感的政治紅線,因此並沒有反映當時真實的上海和中國。

《繁花》帶動的商機持續引爆。例如,上海和平飯店的「英國繁花套房」雖開出每晚16,888元人民幣(約合2,365美元)的高價,但從除夕夜到2月份的情人節、元宵節檔次都已被預訂一空。另外,上海傳統小吃「排骨年糕」近期的網絡搜索量暴增近10倍、1月初單周的外賣訂單量環比增長三倍,而同一時間在旅遊平台上的「上海私家團」等產品訂單增長也高達75%。

中共官媒追捧《繁花》商機

中共官媒《經濟日報》1月28日的一篇題為《穩住影視劇帶來的消費熱》的評論形容,上海這般久違的榮景,全拜電視劇《繁花》所賜,因其開播後,迅速成為上海民眾的熱議話題。儘管全劇已播畢,但影響力不墜,劇中主要場景如黃河路、外灘27號等地都登上網紅勝地,還有網民製作「繁花之上海逛吃攻略」來引路。

該文強調,想讓《繁花》持續變現、帶動消費,「還需要政府和旅遊部門齊發力,讓更多人參與到城市文化旅遊中來」。

《繁花》改編自中國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說,經香港知名導演王家衛精心雕琢。以細膩的光影勾勒出劇中人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鏖戰於上海股市、餐飲與外貿服飾市場的恩怨情仇,以及主角阿寶的致富故事。

網民尤將劇中精彩對白視為商場箴言,例如將上海股市比擬為紐約帝國大廈「跑到屋頂要一個鐘頭,從屋頂跳下來只要8.8秒」「市場永遠是對的,錯的只有自己」,以及「人嘛,總要被一樣東西套牢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然而,這部自2017年籌拍、被譽為掀起「現象級」熱潮的電視劇,播映時的真實上海與劇中情節全然背道而馳,引發的政經話題格外受到輿論及學術界關注。

港媒:《繁花》如夢 上海股市榮景不再

香港《南華早報》1月27日發表題為《枯萎的財富(Wilting Fortunes)》的分析稱,該劇設定的1990年代初期,上證綜合指數才剛開市不到兩年就飆漲167%,而當今的滬股卻自2021年底飆上高點以來已蒸發掉1.45萬億美元,全中國的資本市場更從當時的總市值13萬億美元,萎縮了三分之一,逼得股民只能在痛苦的現實中緬懷昔日的輝煌。

港媒《香港01》1月27日的分析更堪玩味。該文直指,《繁花》首集以「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為引子,佐證中國股份制當時快速的改革步伐,但這些政績如今看來也已是明日黃花,與中國近年的政經走勢大相逕庭。

分析稱,中國經濟現在走上「國進民退」的路線,外貿又因與西方國家交惡,導致出口創下7年來首次下跌,就連鄧小平本人也落入中共領導班子刻意營造的「揚毛抑鄧」論調中。

《繁花》避開政治紅線

對於《繁花》衍生的政經意涵,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李明軒表示,其劇情明顯異於中國現況,卻大獲官民一致好評,最主要原因是該劇符合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說好中國故事」要求,尤其劇本改編後,避開了原著小說中1987年前的故事脈絡,不提政治改革,也不批判中共的舊威權思維。即使在財經領域,該劇也巧妙避開了中共官方對資本炒作的底線,改走政治正確的主旋律:資本戰爭最終沒有贏家,憑藉自身實力、努力拚搏的人終能創業成功。

李明軒告訴美國之音:「所謂的底線就是,雖然說(劇情)裏面在講資本市場這種股民跟那種機構之間在股市興風作浪、對決等等,可是到最後,這些操縱股市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儘管這齣劇有其「政治正確」的一面,但不少網民還是看出了熱鬧之外的門道,大發恐遭網管審查「刀鋒邊緣」的感嘆。有微博網民留言說:「主旋律作品看得很難受,《繁花》卻讓大家很認可,是不是說明我們的意識形態其實和主旋律不同?」

另有網民開始懷念起當年的開放氛圍,感嘆現在境內氣氛「比較像是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的意識形態」。

學者揭導演「沒寫的史實」

儘管電視劇是文藝娛樂作品,不一定須要像紀錄片般忠於史實,但分析人士直言,《繁花》的劇情之外,有導演王家衛許多避而不談的歷史背景令人三思。

1986年出生於中國四川成都、現移居台灣的作家「上官亂」說,1990年代正值她童年期,她感受過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氛圍。她說,該片提及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卻未明說當時中國已改革開放達10年之久,鄧小平為何要繼續強調開放。她認為,這劇情背後說不出口的歷史大事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上官亂」說,天安門事件後,西方世界因中共把坦克車開進北京、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而對中國展開經濟與技術封鎖,加上當時北京領導班子在事件後停下改革開放腳步,鄧小平才會借「南巡」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繼續開放、吸引外商外資的決心。如果《繁花》刻意忽略這一敏感事件,部份劇情空拍失去了歷史脈絡。

「上官亂」告訴美國之音:「像主角為甚麼連紡織機器都要到日本去買,而且還要衝破那麼多阻撓,只是因為他不認識日本人或者是不懂外貿的政策?不!真正的原因是當時整個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封鎖。」

此外,該劇還有一個更「政治正確」的面向,那就是中共國家機關人員個個剛正不阿,清正廉潔,就連在外貿公司上班的女主角收到一對耳環後,也堅持要用自己微薄的薪資買下,還因此被調查了很久。上官亂直言,這跟當年中共官場的腐敗實況嚴重不符。她說,當年的外貿管制環境下,外貿公司相當於外貿局,壟斷權力的結果是暗藏各種人事腐敗,跟《繁花》劇情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上官亂」從民間角度分析,中國影視產業長期遭遇被中共央視春晚「過年就要吃餃子」等中國北方文化所壟斷,但《繁花》以上海方言為底蘊,打破此一格局,因此受到沿海地區觀眾的青睞。

「高人相助」劇情反映中共國「人治社會」

台灣學者李明軒於1月23日發文分析,《繁花》中的人物每逢事業難關或被逼至絕路時,總有「高人」現身,提供錦囊妙計或通天人脈,助其化險為夷。雖然如此讓觀眾拍案叫絕,但她認為,這恰恰反映了中共國的「人治」特色。

李明軒表示,該劇因碰觸到人們心中最幽暗的痛苦和難堪,反而緊扣人心,但歸根究底,中國應累積民眾互信的社會資本,建立法治社會。她認為,如此才能讓民眾獲得幸福感,以及公平正義的正途。#

(轉自美國之音,經重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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