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很可能會出現多種重大戰略趨勢的融合，增加正式的熱戰衝突和全球經濟持續衰退的可能性。
在過去三十年中，每一年似乎都是冷戰後全球戰略架構演變的關鍵一年，事實也的確如此。但2024年有望在新的全球框架的進程中出現若干極為重要的分水嶺。
我們應根據已知可能發生的事件及其後果，按優先次序審查主要的關切事項，同時考慮到一些「不確定」因素在年內將進入「確定」範疇。在某種程度上，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會隨著它們與其它事件的巧合而發展。請注意，所有關鍵事件都會相互影響，沒有任何事物是孤立發展的。
但重要的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趨勢提供了額外的條件或背景，這些都是幾十年來不斷積累的事件趨勢的結果，應被視為2024年地緣政治轉折點框架的一部份。其中包括：
一、大約始於17世紀晚期的城市工業發展、共和改革，創造了數百年的增長、財富和現代形式的民主。這些國家在21世紀初甚至20世紀後期走向成熟、衰敗，現在開始讓位於日益專制的治理，國家生產力下降。
二、除了印度和非洲以外，全球人口減少的模式在世界各地（並且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內）普遍出現，這造成財富和人口健康的大幅下降，需要考慮新的經濟模式，以適應市場規模的日益縮小和技術創新水平的下降。
三、向大城市聚集的吸引力和效率達到頂峰然後下降，正在影響政治權力的集中。
四、世界上所有主要大國的威望，以及由此帶來的強制能力都急劇下降，開啟了一個不信任的時代，軍事聯盟的效力降低，各國政府「各行其是」，從而增加了出現「意外後果」的可能性，包括意料之外的衝突。
五、科技突破或顛覆性事件的速度持續下降，目前還看不到逆轉的跡象，研發資金的數量和效率下降，市場對「科學救世主」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在這些背景下，我們必須考慮到2024年可能出現事件的直接後果，比如以下幾點（由於事件引發的反應，時間線和優先級可能會發生變化）：
共產中國
共產中國深層的、持續的經濟崩潰正在導致國內、地區性和全球層面的戰略後果。如果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繼續掌權，可能導致2024年中共對其它國家，特別是台灣和越南採取高風險的軍事行動，可能導致此類衝突的升級和擴大，從而導致中共政權的進一步削弱，最終垮台。
或者，習近平於2024年下台，中國大陸社會可能會趨於穩定，但會受到極大的挫折，陷入貧困，中共可能在其間保持謹慎平衡的控制。習近平發起的不受約束的軍事行動也有可能引發黨內對他的罷免。2024年初的前景是，習近平與中共軍方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中共黨內和民眾跟習近平的對抗也越來越激烈，可能會讓習近平搶先採取行動。
美國總統大選
2024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將明顯影響到美國的國內和諧與國際行動，以及美元的走勢。隨著美國和中國的威望和實力投射能力都有可能下降，那麼在以「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逐步退出或減弱的過渡期，會出現哪個國家將試圖填補權力真空的問題。
美國會因債務危機而加快或放慢經濟嗎？甚麼因素會引發全球債務危機？
中東、北非的力量平衡
埃塞俄比亞內戰、蘇丹內戰和埃及的社會經濟危機的蔓延至全球政治，影響到紅海/蘇伊士運河海上通道，這與中東和北非（特別是非洲之角）權力平衡的重組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加沙戰爭的決定性結果（儘管以色列與其近鄰之間的零星衝突沒有結束），黎凡特（Levant，指亞洲的東地中海區）地區將實現穩定。
與此同時，埃塞俄比亞的政權更迭可能會對紅海/蘇伊士運河的貿易路線產生正面的影響，可能導致與埃及達成地區協議，從而極大地改變該地區。
以哈戰爭
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的影響更廣泛，尤其是影響到土耳其和伊朗以及隨後他們與俄羅斯的關係，可能會影響到俄羅斯控制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以及印度作為獨立戰略競爭者的崛起。
伊朗捲入哈馬斯衝突可能給伊朗神職人員領導層帶來了終極壓力，儘管INSTC聯盟曾承諾在俄羅斯的庇護下保障神職人員的安全。
俄烏戰爭
烏克蘭-俄羅斯戰爭通過談判結束（可能在2024年春季，但肯定在2024年底之前），這或許會導致基於美元的制裁措施的減少，使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和新成員國）和其它國家的市場得以恢復，這些國家感到美國通過美元進行主權干預的單邊主義的威脅。這可能取決於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
委內瑞拉-圭亞那爭端
委內瑞拉與圭亞那衝突的升級可能會導致美國重新關注美洲，再加上「金磚國家」+成員國之間的反美元趨勢可能會放緩。
問題在於，對美國來說這是否為時已晚，無法利用這個可能的機會，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府欠下了巨額美元債務，也因為美國政治上對武器化制裁的依賴，將美元作為懲罰敵國的工具，而忽視了美國盟友和貿易夥伴長期以來對這種工具可能被用來對付他們的擔憂。
非洲
非洲出現了全面拒絕外國大國主導的趨勢。這是因為大國資源和預算的減少，特別是因為這些外部大國的威望和影響力在下降。
與此同時，非洲對包括人為的劃定邊界在內的外來地緣政治模式感到失望，非洲的治理哲學和文化途徑也在增長或回歸。所有這些，再加上歐洲和北美的治理問題，將與全球人口流動危機相互作用。
綠色能源
由於繁榮程度下降，結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人為刺激偽綠色技術的趨勢正在放緩，同時市場在能源問題上的立場也趨於溫和。
2024年，儘管西方國家的政府採取了控制市場的舉措，但由於經濟衰退，維持財富水平的難度增加，政府為政治目的創造綠色和偽綠色能源技術的人造市場的主要舉措，現在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社會阻力。
技術發展
自21世紀初以來，科技進步的速度持續下降，但關鍵領域仍將逐步發展，但突破性技術的出現將越來越少，成本也會更高。
儘管政府經常試圖通過立法來淘汰有效的現有技術，但社會和軍隊很可能會選擇採用實用的舊技術和做法。
以軍事為例，嘗試發展老式武器系統（如美國的F-15戰鬥機、B-52轟炸機、M1艾布拉姆斯坦克系列、基於1960年代的高超音速能力和反衛星武器）就是這一過程的體現。
社會兩極分化
在現代民主的形式下，許多「現代」社會的進一步兩極分化可能很明顯，特別是在美國、加拿大、西歐、澳洲，可能還有印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社會都沒有可用的法律機制來扭轉這種社會兩極分化，以及國家機構日益癱瘓和衰竭的局面。
這意味著，為了應對創造新模式、擺脫舊責任的必要性，這些類型的社會必須出現前所未有的催化變革的誘因——可能在各自的憲法之外——否則，國家癱瘓和兩極分化可能會繼續下去。
所有這些趨勢都是社會自然周期的一部份。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是在現代通信技術的背景下來審視它們，我們看到它們在全球範圍內協調一致。最初的反應是試圖阻止崩潰的步伐，而不是尋找超越短期不確定性的戰略來適應新的時代。#
作者簡介：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也是在線期刊《國防與外交事務戰略政策》（Defense & Foreign Affairs Strategic Policy）的主編。科普利出生於澳洲，是澳洲勛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新全面戰爭與恐懼大流行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Global Security in 2024: 5 Contextual Trends, 10 Possibiliti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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