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7月份開始，中共當局掀起一股醫療反腐旋風，隨後因為各地醫院與醫護人員紛紛躺平，門診量、手術量和用藥也都大幅下降，影響到正常的醫療秩序。中共衛健委官員不得不出面降溫，醫療反腐草草收場。
分析認為，中共醫療反腐是以群眾鬥群眾的方式轉移社會矛盾，但中國醫療腐敗源自中共自利性體制，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自負盈虧的醫院不得不成為一個逐利機構。
醫護人員躺平 醫療反腐草草收場
根據公開資料，迄今為止，已有近200名醫院黨委書記、院長被查，既有知名三甲醫院院長，也有基層醫療機構負責人。
這場醫療反腐旋風，給醫療從業者帶來了一陣緊張與恐慌，各地醫院與醫護人員紛紛躺平，門診量、手術量和用藥也都大幅下降。
陸媒報道，華南某省會城市三甲醫院的一名醫生指出，醫院的骨科、眼科手術量大幅下降，原本可做可不做的手術，現在一律不做。因為現在醫院內部管控嚴格，往往一台手術下來，醫生「掙的還沒被罰的多」。
這名醫生還透露，如今各醫院都有調查組進駐，審計帳目、巡查院內，在他們醫院，一些科室的醫生最近輪著休假，按時下班，這在之前十分罕見。
網上流傳南昌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一份文件顯示，本次醫療反腐有三點：一是集中整治活動為期一年，二是上交不當得利的時間是十八大以來（2012年以來），三是上交多少錢是以你上交到可以安心睡覺為止。
某大城市三甲醫院醫生黎明（化名）對大紀元表示，現在醫院通知，要求醫生自覺把錢上繳給紀委的專帳，這不是個案，現在大家都在交錢。目前不是說每個人而是陸陸續續有些人去交錢，每天都有去交錢的。
「這個反腐也讓人心惶惶，現在每個月都通知，要把過去幾年的一些收入補交出來，作為反腐倡嚴的一部份，對醫生來說的確有一定的打擊。」
他說，現在醫院裏面的績效考核，一天要看多少病，開多少藥，非常嚴格的考核制度，所以是忙得不得了的，累得要死。
醫療反腐已經影響正常的醫療秩序，社交媒體上充滿了醫生、醫院躺平的帖子，引發公眾不滿。互聯網創業者沈彤在X平台上寫道：老媽很多同事需要從醫院拿高血壓、血糖這些藥，現在不能直接拿了，要醫生處方箋。反腐搞得如火如荼，醫生不太敢開，這就死循環了。
但8月下旬官方媒體就很少看到醫療腐敗的言論與個案了。衛健委官員郭燕紅在9月8-10日中國醫院院長論壇講話中，要求「三不得」、「一保障」，尤其是「醫療反腐要把握分寸，不得隨意擴大集中整治工作範圍，正式為醫療反腐降溫，看起來這場反腐又是爛尾收場。
前北京建設銀行法律部門負責人梁少華律師對大紀元表示，據我所知，很多普通醫護人員收入並不高，很辛苦，經常在加班。中共把這個矛盾轉移到這裏，根本上的問題是：中國很多人看不起病，得不到醫療，沒有醫療保障。
對於這次大張旗鼓的醫療反腐，大陸西南某醫院齊醫生對大紀元分析說，醫療反腐不是為了反腐，而是對醫療行業以前官方默許的一些灰色收入和利潤進行擠壓，重新收回到國家財政，填補醫保基金因疫情防控所產生的虧空。
南京某醫院護士張尚明（化名）告訴大紀元:「現在政府醫保中心都沒錢了，疫情都可以冒名頂替，比如在門診用這個名字來頂替看病，因為是免費的嘛。現在醫保收費查得很嚴，你要多收了的話，就不給你醫院報銷，所以醫院就要病人去自己掏腰包。」
黎明表示，醫保這塊現在報的東西是越來越少了，而且城市差距很大，像北京的最高可以2萬，一般城市有幾百到1500元。為甚麼北京樓價這麼高？北京的醫保很高。
「醫院現在很艱難，醫保不能報銷的錢，一般很少由醫生、醫護人員來負擔醫保報銷部份，相當部份是由醫院來承擔，醫院都在吃老本的，每個醫院都是吃老本，補貼這個藥費。」他說。
制度導致腐敗 轉移社會矛盾
醫療反腐過去曾有過，但這次被評價為「史上最強」，協調部門從去年的9個部門增加到了今年的14個部門。
自2019年以來，中共當局把反腐的矛頭對準「民生領域」，涉及到所謂教育、醫療和住房「三座大山」，房地產、教輔行業先後成為靶子後，醫療腐敗成為重點關注領域，當局試圖用反腐來轉移社會矛盾。
余茂春在最近的節目《中國內幕》（China insider）中對本輪醫療反腐評價說，「中共反腐總是只找症狀，不敢找出根源。」
有網民評論說：是誰把醫院推向了市場，取消了政府對醫院的撥款？是誰制定的醫療收費價格，藥品的價格？是誰確定醫保病人自費的比例？是中共政權！
實際上，中國醫療腐敗源自自身結構性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當局為了甩掉財政包袱，讓醫院自負盈虧，醫院成為一個盈利機構，通過患者付費、藥價虛高銷售的方式獲取收入，患者常常要為一些不必要的服務和藥品買單。截至2015年，藥品費佔中國醫療服務總支出的40%，遠高於經合組織20%的平均值。
與此同時，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共政府補貼一直呈現下降趨勢，截至2009年底，政府補貼平均僅佔公立醫院收入的約10%，其餘90%收入則來自付費服務和藥品銷售。
2017年醫藥分開後，藥品銷售有所收斂，醫院又想出新招，給病人提供不必要的儀器檢查，收取高昂的儀器檢查費用。由於中共制度上自利的根源，當局的每一次醫改，都避開了醫院和醫護人員的貪腐。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曾撰文寫道：基於層級式的集權體制，政府官員只知道對上級而不是對公眾負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不是來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制度化的談判，而是來自政府單方面的恩賜：政府更多地把醫療衛生服務當作慈善，而不是人民應該擁有的權利。
「由於缺乏政府全額投入，原本應是非牟利性的醫院在政府行政權力的庇護下變成一心向錢看的怪胎。在缺乏足夠監管的情況下，公立醫院對收入的竭力追求進一步抬高了衛生總開支。」
梁少華評論說，這種運動式的反腐，短時間內感覺有效果，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中國的醫院，三甲醫院、大醫院，大部份都是國有醫院，都歸黨的領導，按法律來講是非牟利性的機構。
「在醫療產業化之後，醫院從本質上就是國企，很多大醫院每年能營收幾百億，比國企都厲害。在營利、領導體制方面，跟國企沒有本質的區別，包括醫藥審批，都是黨的權力。現在這種頭疼醫頭式的反腐，估計熱鬧一陣子就完了，不可能真正解決醫療領域的腐敗。」
陸媒報道，藥品、醫療設備、耗材採購等重要決策權大都集中於「一把手」，「關鍵少數」涉案較多，中共衛生法學會副會長鄭雪倩說，2013-2021年間2900多例涉及醫療領域的刑事判決書中，醫療器械行賄受賄的佔比最高，行政決策環節受賄的比例最大。
有網民提到，是醫生愛貪，還是體制教他們貪？為甚麼在美國的6000名中國醫生沒有一個貪？這確實是一個需深思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哪個制度好，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它反腐有個原則，每天到處抓抓抓抓，就是造成一個社會震懾作用，讓其他人產生害怕。告訴大家，中國共產黨自己查腐有自我糾錯能力。」黎明說。
本輪醫療反腐，仍然依照過去群眾鬥群眾的方式，製造民眾與醫護人員的矛盾，轉移視線。梁少華表示，這個醫療反腐，把醫護人員和普通民眾對立起來，你對醫療不滿意，然後花錢多，那我就去拘捕這些醫生，捉拿這些醫院。
醫療不公
中共當局一方面長期醫療投入不足，普通醫療服務價格被拉高，農村地區以及城市的社區醫院難以發展。另一方面醫療產業化，導致醫療資源流入大城市和大醫院，提供獲利性較強的服務。
黎明說，中國的醫生工作量巨大，根本原因是資源分配不合理，大病小病都往三甲醫院去。下面的那些小醫院，基本上都沒甚麼資源的，設備、人員、資金這種醫療資源高度向核心城市的大醫院壟斷，變成大醫院基本上是忙都忙不過來，工作量非常大。歸根到底還是管理體系有問題。
而在有限的醫療投入中，大部份都用在所謂的高級幹部身上。據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透露，2006年中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花在了總人數不過850萬的政府官員身上。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殷大奎提供的數據還顯示，2003年，中國醫療總費用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17%。而歐共體為80%至90%，美國為45.6%（老人、窮人、殘疾人全免費），泰國為56%。眾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古巴、北韓、蘇丹、緬甸等實行全民免費醫療。
2019年的一份CSIS報告顯示，本世紀初，中國的醫療自付比例高達60%，現在約29%的醫療費用由個人自付，比例遠高於日本，日本2015年醫療自付比例僅為12.9%，德法兩國的比例分別為12.7%和9.8%。
報告寫道，昂貴的醫療費用一直是中國貧富差距越演越烈的一大元兇。2005年到2015年間，中國由家庭醫療支出而導致的貧困差距的比例高於泰國和南非。相較之下，台灣通常會為窮困人口提供慷慨的支持。
黎明表示，政府財政撥款太少，分配不公，這幾年的疫情開支也太多，交醫保的人也太少。過去三年疫情又花了很多錢，老幹部黨政部份吃皇糧的就佔了一部份的資源，導致一般老百姓的醫保就很少。
「現在醫保也漲價了，農民工醫保是每人380塊一年，五六個人的家庭一年就幾千塊了。但是現在農民工收入很低呀，哪裏有盈餘，對他們來說還是蠻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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