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香港八、九十後和千禧新世代的社會向上流動性大不如前，且每況愈下，是不爭的事實，原因多端，不一而足。
一方面，是全球的普遍趨勢，幾乎任何國家，15至24歲的年齡組別都是失業率最高的社群，反映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教育資源錯配學非所用、資訊不對稱和既得利益的上一代因健康改善壽命延長客觀壟斷社會資源阻礙下一代上位等，都有以致之。
最重要的是，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步伐放緩，缺乏足夠空間容納新世代。教育普及化令知識勞工增加供過於求，金融資本主導社會經濟發展較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比較優勢相形失色，即使社會生產並非全面自動化，體力勞動的競爭力也會長期處於劣勢，日益衰敗。年輕新世代，無可避免地首當其衝。
另方面，九七回歸後翌日即爆發亞洲金融風暴，本港以金融地產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備受衝擊，不單弊端表露無遺，更不足以吸納新興的勞動力。社會經濟結構極待轉型，但二十一年下來，本港急功近利和短視的統治階級只著力維護既得利益，抱殘守缺，不思改進，令世代的鴻溝不斷擴大，矛盾日深。
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並非沒有經歷艱難時期，不然便不會因社會深層次矛盾而催生六六年的青少年騷動和六七暴動，但七、八十年代本港社會經濟急促發展，百花齊放，形成龐大的各行各業專業管理階層，足以吸納不滿社會的年輕一代，變成穩定社會的中產階級，締建和持續經濟繁榮。
不過，時移世易，亞洲金融風暴後的香港在地產霸權壟斷下，再不能依靠內部的動力令經濟起死回生，更遑論脫胎換骨，反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必須依賴中央的自由行和中港融合政策，刺激內需和進一步鞏固金融地產霸權，飲鴆止渴，卻同時弔詭地扼殺百業生機。
歷史沒有簡單重複，獅子山下精神的神話不再，嬰兒潮既得利益的一代按照自身的歷史經驗求諸新世代，不單椽木求魚，也全不中聽，更解決不了問題，客觀的社會效用，只會加深兩代矛盾，為所謂世代之爭構成社會基礎。
董建華管治無方，亂港七年，2003年社會矛盾總體爆發，八十後的青年走上街頭，其後催生反高鐵及反對東北拓展計劃，企圖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
2014年因政改失敗而觸發的雨傘運動，更是以四十歲以下尤其是八、九十後為主體，但在689政權的操弄和打壓下，曠日持久，終告無功而返，甚至可說失敗。
無論在運動內部的策略上抑或社會分化為黃藍兩大陣營，世代分歧皆至為明顯，兩代矛盾因而深化，教不少年輕人更憤世嫉俗，普遍視霸著毛坑的上一代窒礙社會進步，老而不死，人人皆得而誅之。
可是，社會運動走向低潮，社會集體失落和迷茫，取消主義、犬儒主義的虛無心態，竟反諷地以年輕新世代更甚。大專學界的「退聯」，實質上已為學運劃上休止符，後繼無人，而新世代普遍敵視「老海鮮」族群，亦教右傾自利的民粹主義主導年輕一代思維，抗拒因應人口老化的社會改革，反而對下一代普遍有罪咎心態的少部份嬰兒潮世代，才是碩果僅存支持民主和社會運動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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