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5月下旬七國集團首腦會議的聲明有很多不滿，很重要的一點是其不滿這些國家共同支持在對華經濟關係上「去風險」。但專家說，這都是共產黨自找的。
「去風險」來自於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3年3月的一次演講。
馮德萊恩說：「與中國脫鉤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的關係不是非黑即白——我們的反應也不能是這樣。這就是為甚麼我們需要專注去風險——而不是脫鉤。」
顯然，馮德萊恩的意思是，「去風險」顯然比「脫鉤」更溫和、更精確以及是一種出於防禦性的反應。
但是北京對這個詞的理解卻跟外界截然不同。
扭曲七國集團公報 將「去風險」與「遏制」劃等號
北京對七國集團公報的解讀是，工業化民主國家現在更靠近美國，它們害怕其它西方國家跟著美國走，因為美國已被中共定性為「遏制」中國發展。所以，在它們看來，七國集團提出的「去風險」也是一種「遏制」。
不過，七國集團會議的公報明確指出他們不贊成遏制或跟中國脫鉤。聲明說：「我們的政策方針不是為了傷害中國，也不是為了阻礙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發展。」
《外交官》5月刊的一篇文章說，北京似乎無法或不願意分開對待「遏制」和「去風險」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譜系，這種過度簡單化的做法正在給它自己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七國集團的成果是西方民主國家延續了對中共的施壓趨勢，甚至可能加速這一趨勢。因此，中共外交部於5月20日指責七國集團「遏制」中國。
新華社評論文章在5月25日跟進稱，「七國集團將自身的『風險』解讀為中國（中共）誘發的，或者說只有遏制中國才能擺脫風險。」
諷刺的是，中共當局自己一直都在「去風險」，避免過度依賴關鍵行業的外國供應商。但它卻不能容忍別國做同樣的事。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周二（5月30日）刊出一篇所謂外籍人士的文章稱，西方國家對華「去風險」是在製造風險，是「小院高牆」和「脫鉤斷鏈」的代名詞，應該摒棄。
中共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在最近的一篇社論再次抨擊美國「維持世界主導地位」，並稱，「去風險給人一種可能是變相脫鉤的感覺」。
媒體人：中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中美脫鉤
事實上，中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在幾個關鍵領域用行動與美國經濟脫鉤。
《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中澤克二（Katsuji Nakazawa）4月份撰文說，美中脫鉤的根源不是始於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其實習近平早在11年前就確定了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一直在一步步推進政策執行美中脫鉤。
2012年11月，北京召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由於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引發的政治動盪，全國代表大會被大大推遲。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了對中國經濟被美國「劫持」的擔憂。作為繼任領導人，他誓言糾正這種情況。習的發言當時就引起了黨內很多議論。
五年後，當2017年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習近平政府開始推動「軍民融合」，利用中國私營部門獲得軍用級技術成為中共軍方減少對美國依賴的又一種方式。
在察覺到中共的這種不友好舉動後，美國開始切斷賣給中國的尖端技術，這對私營部門產生了巨大影響。隨後上台的特朗普通過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和貿易戰延續了這一趨勢。
美中技術之爭的結果是，跨國高科技公司很難向中國供應高端半導體，這打擊了中國的科技開發與發展。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現在都發現，他們想不受限制地在全球擴張業務已變得困難重重。這些已進一步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習近平也在一直倡導減少對美依賴，提出要「自力更生」，他還嘗試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政策，旨在降低外貿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
中澤說，某種程度上，習獨立於美國的願望實現了，而美國並沒有「劫持」中國經濟。在習執政的11年裏，中國經濟只是中共領導下配合政治進程的工具。
西方不滿經濟脅迫 遏制措施都是中共自找的
《外交官》文章分析說，中共對西方國家進行經濟脅迫，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
文章說，中共的一黨統治因為缺少民眾選舉授權以及為維護習近平個人崇拜的需要，總有一種不安全感。與此同時，這個異常強勢的體制可能會實施突如其來的嚴厲政策，這些政策可能會擾亂流經中國的供應鏈。
比如中共為應對COVID疫情祭出的清零政策。為了領導人的面子需要，以及加強對社會的巨大控制權，中共將封鎖持續到2022年，推遲了中國的全面恢復生產力，並導致全球短缺和通貨膨脹。
而眼下，中共內部似乎正在推動備戰，準備攻打台灣，這無疑讓外界認定，此舉會無限期地中斷跟中國有關的大部份國際貿易。
文章說，換句話說，出於自衛目的，歐盟有充份的理由減少對中國供應的依賴，這完全沒有打壓中國經濟發展的興趣。而北京不去區分「遏制」和「去風險」兩個概念，這是在拒絕對自身行為進行反省。這相當於堵死了重塑其歐洲政策的必要步驟。
文章還說，北京將「遏制」和「去風險」混為一談，也是其缺乏戰略同理心的另一個例子。中共的政治環境不允許其它國家對它有任何異議，也不允許它們將中共的某些脅迫政策視為麻煩或具有威脅性。
中共已經越來越多地利用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對外關係中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經濟上脅迫它國。這是推動七國集團聲明的關鍵原因。
在澳洲要求對COVID-19來源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共提高了對澳洲進口產品如煤炭、葡萄酒和大麥的關稅。在立陶宛與台灣加深外交關係後，中共限制了從立陶宛的進口。
美國認為，七國集團採取聯合行動比單邊方法更有效，因為許多國家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而且，如果通過提前披露報復性措施，並將其它國家聯合起來，將更有可能避免中共進行經濟脅迫。
《外交官》的文章最後寫道：「北京認為的大部份遏制措施都是它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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