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農管進村」是中共計劃經濟和集中控管新標誌

農管進村、退林還耕，中國最近鬧劇發生不斷。分析認為，退林還耕違背常識，已淪為政治運動。而農管進村，中共一方面想要用計劃方式的糧食生產取代市場化、多樣化的農業，另一方面要對農村資源進行集中控管，重新掌控多年來幾近失控的農村。

4月28日，大陸門戶網站搜狐發文稱，退林還耕進城，成都天府綠道中的環城生態綠道復耕為農田。建設方天府綠道集團此前在其官網發文稱，將全力衝刺全市10.1萬畝耕地復墾復耕目標。面對民眾質疑，官方辯解稱天府綠道本來就沒有破壞耕地，目前施工都在按照政策要求推動復耕範疇內，不存在違規之處。

歷時數年、花費巨資打造的所謂「世界規模最大的綠道系統」，如今又要「恢復」成耕地，說明當地政府當初修建生態綠道的時候並沒有辦理相關的審批手續。

當地政府為甚麼要違規大肆修建綠色生態景觀呢？分析認為，這主要是為了房地產這一支柱性產業的開發。5月19日，旅居德國的水利生態專家王維洛先生在《議報》發文表示，成都市的生態隔離區和生態保護區，在城市總體規劃中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影響成都市生活居住質量及房地產價值。

而中共黨媒新華社早在2021年3月10日的報道中就吹噓稱，「景觀化、景區化、可進入、可參與」是成都公園城市建設場景之一。「生態價值」轉化是公園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築景聚人」則是成都對於這一機制的實踐認知。

對此，王維洛表示，根據國土調查公布的數據，四川省十年間耕地面積減少高達22.2%，是耕地大省中耕地減少量最多的。在目前全中國範圍內打擊耕地「非農化」和耕地「非糧化」運動中，四川就成為了主要目標。

他指出，天府綠道和公園、生態園等可能多為第二次國土調查中的永久基本農田。按照規定，這些土地必須復墾復耕。而讓生態園、公園復墾復耕，不是為了保中國的糧食安全，而是有選擇性地殺雞給猴看，為所謂頂層設計立威。

5月11日，湖北第二師範學院教授賀海波在陸媒《觀察者網》發文表示，擴大耕地已成為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務。退林還耕違背了自然條件的常識，被農民棄耕的土地必定是無水無路或易遭水淹的貧瘠土地，即使整治了也不會有收益。

他說，讓農民將未成年的楊樹砍了改種主糧，讓承包戶將幾百畝的葡萄、奇異果、黃桃等經濟作物拔掉改種主糧，要鄉村幹部花「鉅款」將荒地改種主糧，這是典型的「不算經濟賬，只算佔補平衡賬」，違背了經濟學的常識。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5月17日對大紀元表示，現在的所謂退林還耕，已淪為一場政治運動。地方官員並非真正著眼於農業生產，是為了政治表態、盲目遵從最高指示而胡幹蠻幹。

農管進村：中國農業生產重回政府行政命令

在這場退林還耕的政治運動中，被稱為「農管」的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作為中國農村基層管理部門正式走到台前。他們在當地官員的配合下，到田間地頭將農民種植的非糧食類植物強行剷平，並以武力對待反抗的農民，成為新的民怨焦點。

去年11月，中共農業農村部發布了《農業綜合行政執法管理辦法》，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共農業農村部發言人聲稱，2018年開始組建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設置省市縣三級機構。截至2022年底，全國已成立2,564個農業綜合行政執法機構，在編在崗執法人員超過8.2萬人。

3月底，中共農業農村部啓動2023年全國農業綜合行政執法「穩糧保供」專項行動，要求各級農業農村部門要把專項行動作為全年執法工作的中心任務，「扛穩扛牢」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

對此，李元華表示，農管進村強行干涉農民生產的種種行為，標誌著中共重回文革時代的計劃經濟，一切農業生產都由當局行政命令來指揮，這會讓農民喪失勞動積極性。

他說，中共想要對台灣動武，害怕國際制裁，所以開始強調穩糧保供、糧食安全。出於對糧食問題的恐慌，需要加強對農村的控制，於是中共趁機推行了「農管」。

中共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進口糧食1.6億噸，佔糧食總產量（6.8億噸）的24.1%。中國糧食對外依存度為19.4%，創歷史新高。這讓中共當局對糧食無法自給自足而擔憂，產生國際社會對中國禁運斷糧等制裁手段的恐懼。

農管進村：中共對農村的控制進一步集中化

近年來，中共對於農村的控制在不斷集中化。2021年4月，中共自然資源部發布《關於完善早發現早制止嚴查處工作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推進「田長制」實行網格化監管。隨後四川、山東、天津、河南、黑龍江、北京等地紛紛出台推行「田長制」的實施意見，全面建立省、市、縣、鄉、村五級田長制責任體系。

今年2月，中共農業農村部發布《關於落實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部署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進一步推動擴大鄉村治理「積分制」。所謂積分制是指對農民日常行為進行評價，形成可兌換物品的積分。通過遍布全國各鄉村的「勵志超市」和供銷社系統與積分掛鈎，農民就可以拿積分去兌換相應價值的貨物，相當於在農村廢除了貨幣制度。

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惡化，中國勞務市場在黃曆新年後形勢出現逆轉。由於大量工廠倒閉，還有很多工廠因訂單銳減不得不進行減員、降薪，致使大批農民工無工可做無奈返鄉。中共在農村的「維穩」力量成為相對薄弱的環節，在此形勢下，「農管」正式進村成為農村基層執法者。

對此，李元華表示，中共最懼怕的就是發生控制之外的事情，而農村多年來對中共而言是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農管是其強化農村管制的新舉措，中共希望藉此把農村所有生產生活資源集中控制起來，從而恢復對農村的集體化管制。

「強迫農民回到文革時代的生產生活狀態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更是中共的一廂情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