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清華特務出身書記袁永熙之悲催人生

他是素有國民黨「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之稱陳布雷的女婿，又是中共在國統區從事特務工作的領導核心成員；他曾擔任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的第一書記，也曾兩次被開除黨籍，並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文革中他遭到毆打和凌辱，前妻陳璉慘死，文革後又當選政協委員，繼續為中共站台……他叫袁永熙，他起起伏伏的悲催人生的背後，都與他效力的中共主子有關。

胸懷理想卻走入歧途

據袁永熙陳璉之子陳必大在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老照片（第25輯）》中的回憶文章，袁家祖籍貴州修文，祖上有人在明朝時中了武舉，後官至明朝的貴陽守備。此後，袁氏家族綿延十八代是代代有功名，鼎盛時期曾連出了三位進士。這說明袁家祖上積了大德行，而且袁氏子孫德行亦不虧。

清朝末年，袁永熙的祖父袁照黎中舉，先後做過知縣、觀察使，到了其子袁祚廙（yì）時，清朝廢除了科舉，但因其精通文墨，又與當時清朝大臣袁世凱同姓，所以在袁世凱新軍當文書，後捐了一個營口道台的官職。辛亥革命後，袁祚廙憑藉與北洋軍閥的關係，成為官商，先是做了北洋政府鳳陽鹽關的總監，後來又當上了山東棗莊中興煤礦的董事長和北京（電）報（電）話局的局長。

袁祚廙先後娶了五位太太，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來長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點）。袁永熙的母親王氏是蘇州人，出身低微，曾給人做過丫鬟，但為人溫良謙讓、勤謹體貼。袁永熙在全體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他出生時袁家生活還相當不錯，不僅有馬車，還有汽車，日常生活中很講排場。他的大姑是盛京將軍趙爾巽之子趙天賜的妻子，二姑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兒媳婦。

1929年袁祚廙去世後，袁家走向衰落，因無人可以撐起門戶，收入銳減，其府邸也轉讓給了回國的洋博士胡適，全家搬到了一處小一些的宅院。此時袁永熙12歲。靠著售賣古董字畫，全家人基本衣食無憂，袁永熙等袁家子弟也完成了學業，甚至上了大學。

因為家道中落以及所受相對自由化的教育，心懷「以民間疾苦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文人情懷的袁永熙，如同當時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也為馬主義的烏托邦思想所吸引。袁家八子袁永輝最早開始左傾，先是參加中共組織的學生運動，之後參加中共武裝。抗日戰爭時，他已是八路軍山東縱隊參謀處作戰科科長。可悲的是，1941年在康生發動的山東解放區的「搶救運動」中，袁永輝被當作潛伏敵特槍決了，直到四十年後才被中共「平反」。

受袁永輝的影響，包括袁永熙在內的幾個袁家子弟也逐漸走上了紅色歧路。袁永熙1935年高中畢業後，他準備報考清華大學，因此經常到清華大學和五姐夫孫國華教授之弟孫國梁、朱自清教授之女朱彩芷等人一起閱讀所謂的「進步」書刊，即共產黨蠱惑人心的宣傳，討論時事。中共北平崇德中學黨支部書記力易周后來回憶說：「他是地下黨的培養對象。」無疑，中共早已盯上了他。

不過，因用功過度，袁永熙得了肺結核並咳血，他只得臥床休息。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奉命南遷，並組成西南聯大。次年春，袁永熙帶病隨五姐和朱自清教授家眷一道離開北平，同年5月到達西南聯大的所在地昆明。

在昆明，力易周等中共黨員自動組成中共臨時黨小組，後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雲南地方總隊部」，力易周任總隊長，袁永熙任總部組織幹事，後者也正式加入中共。不久，袁永熙考入西南聯大經濟系。

在西南聯大為中共效力

1939年1月，中共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雲南省特委改為中共雲南省工委，馬子卿改任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其亦負責西南聯大內的中共秘密黨員。當時的昆明屬於民國政府轄區，國民政府不允許中共組織公開活動，因此中共在包括西南聯大在內的後方學校、機關等發展黨員，自然只能秘密進行。

由於彼時西南聯大中共秘密黨員分屬於三個系統，馬子卿便下令將其合併編，成立中共西南聯大黨支部。因力易周受一起冤案牽連而被審查，袁永熙被任命為中共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邢福津任組織委員。二人還是聯大學生社團「群社」的重要成員，並利用公開合法的學生團體進行活動並發展中共秘密黨員。其後成立的其他社團，部份成員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功用與「群社」相同。

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機關設在八路軍在重慶的辦事處。1939年暑假，袁永熙參加了南方局舉辦的西南地區八所大學黨支部書記訓練班，訓練班主持人是中共南方局青委書記蔣南翔，即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誰料想，訓練班結業後，袁永熙因結核病復發而吐血，錯過了留在南方局工作的機會，繼續回西南聯大為中共效力。

這一年秋天，在西南聯大的新生中亦有不少中共黨員，其中就有民國赫赫有名的文人、深受蔣介石重視的陳布雷的女兒陳璉。1919年出生的陳璉，是陳布雷最鍾愛的女兒。因陳夫人生產時身亡，所以人們憐惜地稱她為「憐兒」。陳璉6歲前一直由外婆撫育，被寵愛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與倔強。6歲時，她才回到了父親的身邊，後來違背了父親的意思，自作主張考進了杭州高等學堂。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陳璉隨陳布雷到重慶上中學。期間，她讀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書刊，思想比較激進，並在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紹下於1939年加入了中共，走入了歧途。之後考入昆明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習。入學後，她在袁永熙的領導下負責發展女性黨員工作。

到了1940年，西南聯大已有中共秘密黨員83人，佔雲南省247名中共黨員的三分之一，為西南聯大中共黨員最多的時期，中共雲南省工委遂決定成立中共西南聯大黨總支，袁永熙任總支書記，陳璉任宣傳委員。兩人在接觸中產生了感情。

當年9月，中共雲南省工委又任命袁永熙為青委委員，李晨接任總支書記。此後，中共利用學生黨員，逐步控制了此前由中國國民黨和三青團控制的西南聯大學生自治會，而這樣的情形在中共發展史上一再出現。

1941年，國民黨為反擊中共不抗日打友軍的做法，在皖南一帶消滅了葉挺部的新四軍。皖南事變發生後，西南聯大的中共地下黨利用壁報抨擊國民黨，國民黨軍統於是派員到昆明，準備按照名單拘捕，袁永熙和陳璉都在名單上。

聽聞消息的中共雲南工委立即安排袁永熙等人撤離學校，到昆明周邊地區躲藏。此後，又讓他們利用可靠的社會關係或職業，繼續從事地下工作。袁永熙遂來到四川省江津縣的白沙，居住在他的五姐夫、國立編譯館孫國華教授家。他化名「李義勞」，在中學任教。

陳璉也秘密撤離了昆明，並在行前給姐姐陳秀寄了一封告別信：「時代既然決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間來排演悲劇，我是無法拒絕的。我只有希望你儘可能地為我彌補我走之後給家裏留下的難以彌補的大窟窿。父親那裏特別需要你的安慰……讓一切愛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讓我而傷害了任何人。細姊，再會了，我去的地方很遠，我們也許永遠也見不著了，不要為我煩憂……相信你的憐妹，不是隨便給自己選擇路的。這道路誠然會很艱辛的，但是為著祖國的自由，我沒有別的話說。」此時的她根本想不到自己為之奮鬥的理想，帶給她的最終卻是噩夢。

儘管充滿了熱情的陳璉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卻是另有打算。在鄧穎超的勸說下，在外躲藏一年後的陳璉回到了陳布雷的身邊，並利用父親的身份做掩護開展地下工作，蒐集情報。

1944年抗日戰爭後期，不抗日的中共卻借國軍潰敗之機，提出所謂「成立聯合政府及聯合統帥部」的建議，西南聯大左傾教授如聞一多等也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等。在此情形下，袁永熙被中共安排回西南聯大復學，同時繼續在聯大發展中共黨員，因為此時的聯大所剩黨員不足20人。

配合中共攫取勝利果實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中共不聽國民政府號令，在東北華北收編和消滅日軍，攫取勝利果實。在中共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之際，抵禦外侮的民國政府則是元氣大傷：大部份地區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嚴重，百業待興；而且國民政府內部政治腐敗，致使國家整個運作遲緩，喪失民心。

蔣介石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商談國際和國內重要問題，並一再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比如致電史太林），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

10月10日，國共雙方在重慶簽署了《會談紀要》，也稱《雙十協定》。從達成的十二方面協議來看，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協定條文，在事實上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上述條文於嗣後被寫進了政協會議的決議、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無疑是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具體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政治原則。

然而，毛在和談結束，在喊完「蔣主席萬歲！」回到延安後，馬上向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公開破壞《雙十協定》。

彼時，雲南省主席龍雲與中共關係密切，蔣介石於是派嫡系部隊，迫使其下台，同時任命李宗黃代理主席，關麟征任警備司令。李宗黃上任後，開始限制中共的活動，禁止遊行。袁永熙等中共地下黨於是不斷製造事端，並組織昆明三十多所大學、中學罷課。關麟征派人毆打學生，後不知何人扔出手榴彈，造成四名師生死亡，幾十人受傷。

袁永熙和中共藉機發動輿論，譴責國民黨。國民黨迫於輿論壓力，同意解決喪葬費、撫恤費、醫療費、賠償費等要求，「唯懲凶須國民黨中央處理」。同時李宗黃被「調離」。袁永熙和中共看基本達到目的，就配合學校復校。

袁陳結婚雙雙被捕後被保釋

1946年5月，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分別遷回原址復校，袁永熙奉中共之命回到北平，以金城銀行職員的身份作為掩護，領導北平的學生運動，陳璉也從南京前往北平，以貝滿女中教員的身份，協助袁永熙工作。在中共炮製的美國兵「強姦」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案後，兩人都參與組織了北平大學生反美罷課等行動。

1947年，袁永熙去上海匯報工作時，其上級領導、也是中共建政後的首任監察部長錢瑛對他說：「你和陳璉相愛多年，該結婚了。婚後，有陳布雷的社會關係作掩護，更有利於隱蔽。」

當年8月，袁永熙與陳璉結婚，而陳布雷之所以同意二人結婚，也是為袁家曾經的頭銜和家世所矇騙，根本不知袁永熙的底細。因「革命事業」的需要，兩人的婚禮十分隆重，不僅眾多國民黨達官貴人、軍政要員、社會名流等參加，而且證婚人是北平市市長何思源。但陳布雷因公務在身，沒有參加。

陳璉的特殊身份為夫婦二人在北京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不過，在二人結婚不到兩個月，國民黨當局在查獲一處中共秘密電台時，發現了「袁永熙」的名片，導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顯證據，國民黨北平當局將二人以「共黨嫌疑」空運押到南京，交國防部由保密局處理。此事自然也驚動了蔣介石，蔣在反覆調查後證實與陳布雷無關。同時，因無法確認二人的中共黨員身份，蔣告訴陳可以保釋，但請他「嚴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陳璉被保釋出獄後，回到慈谿老家。陳布雷隨後設法保釋袁永熙。一日，獄方手持印好的「悔過書」發給在押人員填寫，其上文字是：「余受共產黨煽惑，誤入歧途，為奸工作，危害民國，願悔過自新……」其中有一位自稱曾為莫斯科東方大學的留學生者，對袁永熙說：「我年輕時也信仰過馬列主義，後來閱歷增加，方知馬列主義不合中國國情。知識份子是個信仰問題，你只要在上面簽個字，辦個手續，保證你沒有事。」袁永熙說，「我沒有誤入歧途，也沒有受人煽惑，我無過可悔。我不簽。」也是中共秘密黨員的獄友梁靄然對袁永熙說：「既然我們沒有誤入歧途，那就在這些字句面前一律添上『並未』兩字，這樣就改變了「悔過書」的性質，又不激怒他們。」袁永熙便按此辦理。

不久，袁永熙被轉押南京陸軍監獄。1948年5月28日，陳布雷和袁永熙的姐夫葉公超（外交部次長）出面，將袁永熙保釋出獄。袁永熙被保釋後，陳布雷讓其住到家中，並請來親朋好友為他接風洗塵，並囑咐他要「好自為之」。

此後，他還為女兒女婿在南京各找了份工作。袁永熙陳璉夫婦遵照中共的吩咐留在了陳布雷的身邊，繼續蒐集有關情報。

1948年11月陳布雷自殺後，陳璉夫婦在中共安排下，秘密前往蘇北中共統治區，並在中共佔據北平後回到北平。

效力中共反接連遭其迫害

1949年袁永熙回到北平後，中共對其在獄中的表現進行了審查。這大概與毛和中共對地下黨處理的秘密指示，即「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關。中共中央青委審查後的意見是「恢復黨籍，留黨察看一年。」但主管部門認為袁永熙「政治動搖，不敢堅持真理而向敵人屈服，喪失黨員氣節」，官司打到了劉少奇那裏。最終妥協結果是將袁永熙「開除黨籍，批准其重新入黨」。也因此，當年老毛接見參加中華全國學生第14屆代表大會的代表時，袁永熙被認為不符合條件而被排除在接見之外。不知那時的袁永熙是否內心很憋屈，因為中共居然否定了其過去十幾年為中共效力的歷史。是不是很諷刺？

其後，袁永熙被分配到團中央學生部擔任秘書主任、副部長。1953年，調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則為蔣南翔，兩人此時產生了矛盾。1956年袁因「政治條件不合格」被撤職，改任校長助理，蔣南翔繼任黨委書記。陳璉則先後擔任國家少兒部長、華東局文教處長、全國婦聯執委等。

1957年「反右」時，因為入獄經歷以及陳布雷女婿的身份，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分子」，並被扣上「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他還作為「黨內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如此駭人的罪名，下場可想而知了。他再次被開除黨籍，職務一降七級，還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南苑生產隊勞動改造。其間，他放羊、餵豬、掏廁所，已多年患肺結核的袁永熙又染上了羊身上的布魯氏桿菌，整日發高燒，病了一年。

陳必大回憶：爸爸曾不無悲哀地自嘲說：為甚麼我成了右派？兩條：一是被捕而沒有英勇犧牲；二是「被使用」而沒有意識到要報答蔣南翔的「再造之恩」。

而陳璉則成為「右派家屬」，三個孩子也自然成為了右派子女。在壓力下，不得已，陳璉選擇了與丈夫離婚，並獨自帶著孩子前往上海生活，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教處處長，希望可以躲過這場風暴。

陳璉雖然暫時躲了過去，但是她的弟弟陳遂，一位上海交大的畢業生、建設中學的教師，卻被打成「右派」並被送到寧夏去勞改，之後音信全無。直到文革結束後，家人才知曉他1962年已在中共人為製造的大饑荒中死去。當時勞改隊讓飢腸轆轆的勞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飢，陳遂誤食毒草而亡，終年36歲，連家都沒成。

1965年5月，摘掉「右派」帽子的袁永熙被遣送離開北京，到河北省南宮縣中學當教師。蔣南翔當時說，沒送你到邊疆，已是很大的照顧了。同年10月，南宮中學32歲的化學教師張蘭芬和袁永熙結婚。1966年，文革爆發，袁永熙成為南宮縣的「黑線「人物，被稱作「劉少奇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袁世凱的孫子」等等，遭到毆打和凌辱，但妻子張蘭芬沒有拋棄他，還竭盡全力保護他，而這是他從劫難中活下來的重要原因。

而文革則將陳璉徹底打入了深淵。1967年4月，華東局機關將陳璉列為重點審查對象，並派出專人去外地調查她的歷史。9月，又一批人員出差為她的問題外出取證。陳璉還蒙在鼓裏，對此竟無察覺。社會上一個個叛徒被揪了出來，她還對自己的問題處之泰然。她的姐姐擔心地問她：「這回，他們會查你被捕的問題嗎？」她說：「我的被捕早有結論，出獄時甚麼手續也沒有辦。小袁這回可能要遇到麻煩了。我沒有事兒！」

陳璉說得不錯。在她的檔案裏，有中央青委組織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結論，明明白白寫著：「陳璉被捕後由家庭保釋，獄中沒有暴露組織，出獄時未辦手續，出獄後積極尋找組織，來北平後積極工作——同意恢復她的黨籍。」

可造反派們還是找到了陳璉是「叛徒」的鐵證，那是一張蔣介石夫婦弔唁陳布雷時與其家人的合照。作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陳璉遭受批鬥而被迫忍受屈辱。由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麼殘酷啊！同志一轉眼間會被當作敵人！」有口難辯的陳璉最終選擇了自殺。

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著一身整潔衣服的陳璉，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樓上一躍而下，死前留下絕命書，表示「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時年僅48歲！

陳璉自殺後，對她的批鬥並沒有停止。華東局機關召開聲討大會，列數種種罪狀，說她在歷史上有變節行為，文革中抗拒運動，畏罪自殺，這是又一樁叛黨行為，並當眾宣布開除的她的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