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博士尋找失蹤胞弟二十年

每年的4月19日在很多人眼裏都是一個普通的日子，但是對旅美博士黃萬青來說，這是他終生難忘的一天。到今年的4月19日，距離他最後一次聽到弟弟黃雄的聲音，已經整整過去二十年了。

然而一直到現在，萬青還在等待著弟弟的消息。

「如果知道他真的不在人世了，我倒有一種解脫感了，因為他再也不用過那種壓抑、危險的生活了，我也不用再為他提心吊膽了。」萬青說。但二十年來，弟弟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這一直讓他和父母生活在煎熬中。

一方面，家人都覺得沒有希望了，弟弟這麼多年沒有音訊一定是被害了；另一方面，他們心中還在盼望著，期待著奇蹟的發生，他們幻想著說不定有一天，那個乖巧、聽話的、說話聲音小得聽不見的弟弟會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

二十年前最後一通電話

2003年4月19日，畢業於美國愛荷達大學獲冶金博士學位的萬青正在亞特蘭大工作。他接到弟弟從中國打來的電話，黃雄告訴哥哥，他正在上海，因為發放了5,000張法輪功真相光碟，正被公安張貼照片通緝，準備去雲南躲一躲。

法輪功是李洪志大師傳出的佛家修煉方法，從1992年公開之後就受到中國人的歡迎，7年之內修煉人達到上億人。1999年7月20日，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鎮壓。

法輪功學員面臨著造謠誹謗和巨大的壓力，又無處伸冤，他們自發採取了上訪、寫信、發傳單、發光碟、放錄音等多種方式，試圖向中國政府、人民解釋法輪功的真相。

黃雄就是法輪功修煉者中的一員。他在1999年迫害剛開始時就去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後被家鄉江西吉安的公安拘捕，被勞教1年多。出來後共產黨又逼他寫思想匯報、放棄法輪功，所以他被迫離開家鄉，各地流浪，去過四川、廣州等地。

黃雄每到一處就自製真相光碟發放。每次發到5,000張左右的時候，公安的追捕就非常嚴厲了。這時候他不得不離開那個地方，再到下一地。這次他是被上海公安通緝，準備去雲南躲避風頭。

「哥，你別擔心我，我一到雲南就給你打電話。」黃雄說。這是他對哥哥說的最後一句話。

放下電話，萬青心中還是有些擔心。他在之前的通話中知道，弟弟本來已經離開了上海，這次又折返回來是為了取電視插播的設備，弟弟準備找機會插入某個城市的有線電視網，播放法輪功真相光碟。

黃萬青在美國，呼喚在大陸失蹤的弟弟黃雄。（大紀元合成圖）

2003年的時候，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已經達到了高峰。從全國各地的勞教所、監獄、拘留所中不斷傳出法輪功學員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消息。在迫害最初的兩年中，因為法輪功的深得人心，鎮壓的效果一直不盡中共和江澤民的意。於是共產黨在2001年新年時在天安門上演了一齣自焚偽案，嫁禍法輪功，點燃中國人的仇恨。

從那以後，法輪功學員們都在盡力澄清天安門自焚的真相。

2002年3月5日，長春法輪功學員第一次使用了插播的方式，讓天安門自焚真相等影片在全市的有線電視網中播放了近50分鐘。從那以後，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都想使用這個方式來大面積講真相。黃雄跟哥哥說過，他也想這麼做。

對此萬青更加擔憂。長春插播後江澤民下達「殺無赦」的死令，在長春抓了幾千名法輪功學員，弟弟這次行動的風險可想而知。此前，弟弟把自己的很多東西，包括身份證和一套西服都寄給了哥哥，就是以防萬一被中共抓到了，他將不報姓名，以免再被遣返家鄉拘押。

「他為插播做了很多準備。」萬青回憶說，「他就是抱著『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決心走的。」

在4月19日的通話之後，萬青一直等著弟弟的信兒，卻再也沒有消息傳來。他聯繫家人，找律師去上海、江西、雲南的公安局四處打聽，都一無所獲。

萬青推測，弟弟最有可能是又被中共綁架拘捕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失蹤。他了解弟弟的為人，他是個非常老實、不惹事的孩子。他們小時候父母離異，兄弟倆相依為命，在奶奶家一起長大。弟弟很少說話，說話的時候聲音也特別小，小到別人都聽不清，大人們總讓他放大聲音重覆一遍。

二十年間的尋找

弟弟修煉法輪功還是萬青介紹的。1996年1月，萬青從同學那裏得到一本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法輪》。書中從科學的角度講了「元神不滅」等道理，為他揭開了很多人生的謎團。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佛在傳法」。

「我覺得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和佛同處一世的弟子都是千古留名的人。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是這樣。」萬青當時對自己說，更神奇的是，一煉功他的失眠症就不治而癒了。

暑假的時候，萬青就回家鄉把法輪功的消息告訴了弟弟。一向聽哥哥話的弟弟二話沒說就跟著修煉了，而且非常積極地投入。那年黃雄18歲。

「我弟弟從小就是好孩子。」萬青說，「有一次在菜市場買菜，他非要我奶奶回去退錢，因為他覺得奶奶把價格砍得太厲害，讓賣菜的人吃虧了。」

黃雄在電話中沒有告訴哥哥他準備在哪個城市進行電視插播。不過萬青後來得知，這一次領插播設備的法輪功學員都被中共抓了。

2004年，萬青委託上海郭國汀律師去找楊浦區公安局國保處打聽黃雄的下落。國保處的一個胡姓處長以各種藉口推託郭律師，郭律師後來也遭到迫害，不得不離開中國。胡處長曾經告訴一位記者：「黃雄的情況我非常清楚，但不能說。」

2005年的一天，萬青的家人去公安局辦事，無意中發現，弟弟黃雄的戶籍被公安局註銷了。家人忙問是怎麼回事，警察先是支支吾吾，最後說「搞錯了」，不了了之。

這件事情讓萬青感覺，十有八九弟弟是被害了、已經不在人世。在中共如虎狼一樣對待法輪功學員的中國大陸，一個像黃雄那樣天天忙於講述法輪功真相的修煉人會遭遇甚麼呢？萬青想到弟弟之前經歷的種種迫害，那是好幾年的被抓、被關、被打、被流離失所的煎熬著的日日夜夜。如果公安局把弟弟的戶口註銷了，大概率的事件是弟弟被迫害致死了。

那年，黃萬青找到佐治亞州的國會議員John Linder和參議員Zell Miller，請求幫助，他們寫信給江西省省長和中共外交部，要求提供黃雄的下落。但這些努力都沒有結果。

2006年3月，一個更加駭人的消息傳了出來。兩位化名的中國記者和護士向全世界、全人類曝光了一個驚天的罪惡：中共一直在大規模地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萬青的心再一次提了起來，他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人間蒸發了的弟弟。他想，就算弟弟被警察打死了，中共是不是也會找個理由，比如心臟病或者甚麼急病發作突然猝死而通知家屬呢？是甚麼情況下讓一個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憑空消失了呢？

後來，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經過調查得出結論，證實人們對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真實存在的」，他們把這個罪行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再後來，兩位大衛和美國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經過10年的獨立調查，發布了《中共強摘人體器官的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每年約為6萬至10萬例，2000年至2016年可能高達150萬例，這些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網站上的廣告稱，器官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時間為「2周」；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心也在其網站上宣傳腎臟移植「最快一周」，「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即可以找到相匹配的供體。

在「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人員對中國大陸醫護人員的暗訪中，有人明目張膽地宣稱，他們的器官供體是來自身心健康的法輪功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