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離我們遠去。可是，在群星燦爛的民國人物中，一個特立獨行的背影，讓人忍不住回眸。這就是清末民初的「文化怪傑」辜鴻銘。
辜鴻銘祖籍為福建同安，1857年生於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父親辜紫雲是橡膠園的總管，母親為葡萄牙人與馬來人的混血兒。辜鴻銘十歲時隨其義父、橡膠園主、英國商人布朗回國。天資聰穎的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著義父為他安排、開設的各種課程，進而留學英、德、法等國，並先後獲得愛丁堡大學、萊比錫大學、伯明翰大學、巴黎大學等名校的博士、碩士學位，精通或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等九種語言。
留洋十四年的辜鴻銘，始終牢記著臨行之際父親在祖宗牌位前焚香時的叮囑：「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1880年辜鴻銘學成歸來，供職於英屬新加坡輔政司。期間，巧遇晚清外交官、大學者、奠定漢語語法基礎的開山之作《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兩人傾談三日，相見恨晚。辜鴻銘的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就此崇仰中華文化，對父親說的「你是中國人」這句話更是有了一種神聖的歸屬感，並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回家研讀經、史、子、集，潛心典籍數年。這種痴迷與苦學勁兒，直至他做了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後，都未曾間斷。如若脫離了儒家文化，又怎能算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
1883年，辜鴻銘便在英文《字林西報》連載題為《中國學》的長文，闡述國學義理，宣揚其傾注了深厚感情的中華文化。
鴉片戰爭後，大清帝國屢戰屢敗。而甲午戰爭的慘敗，簽下了進一步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至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簽訂的更是令中國大傷元氣的《辛丑條約》。中華民族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危機加劇。其時，朝野不約而同地意識到自家的器物不如人，有的還由此及彼地聯想到不止是器物，吾國的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制度皆不如人家，以致國人中的一些急於尋找出路的知識份子，把目光投向西方的思想文化，呼籲引進西學，甚至「全盤西化」，而自輕自賤自己祖國的傳統文化。
「儒、釋、道為中國人奠定了重德行善的文化內涵。」（見《解體黨文化》）在貶損儒家學說而把西方理想化的大背景下，辜鴻銘深深地憂慮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和基本精神的儒學將被毀棄。
留學西洋十四年，精於西學的他，見多識廣，眼界也比同時代的知識份子開闊得多，自然更有發言權。可他並未像世人所想的那樣「全盤西化」，反而是由西返中地復起「古」來，反其道而行之。
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那些年，辜鴻銘拿出他的強項——用英文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大學》，向世界介紹、傳播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博大精深的儒家經典，在歐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在給底氣不足的中國人打氣，讓他們不要妄自菲薄。
1910年，為悼念去世的張之洞，辜鴻銘以筆記體形式完成了《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分上、下卷。其中有一節寫道：「西人治國，行政所以能百事具舉者，蓋僅得《論語》『敬事而信』一語。昔宋趙普謂：『半部《論語》可治天下。』余謂：此半章《論語》亦可振興中國。今日中國官場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則州縣官不致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廳上過日子矣。」此書記述了自己在張之洞幕府當幕僚期間的部份經歷與所見所聞，從中也體現出他對孔孟之道的尊崇及某種憂患意識。
1915年《新青年》（《青年雜誌》）的創刊，標誌了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而恰恰是在這一年，辜鴻銘出版了他多部論著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他在書中說：「儒教有別於西人之耶穌教與佛教。西人之宗教，乃個人之宗教或教堂宗教；儒教，乃社會之宗教或國教。孔子之於中華民族，厥功甚偉；余有此論者，蓋因孔子賦人以真正之國家觀念也。」「孔子晚年著有《春秋》，詳載其力倡之國教。孔子謂之曰《春秋》，蓋因其旨在述國之興衰之道德根源；國之興衰，如季節之春秋變化。」該書闡釋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弘揚中華文明，並主張以儒家思想改造西方社會，在西方多國引起巨大反響。
對於新文化運動徹底的「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與《新青年》提出的「用白話代替古文（文言文）的革命」，辜鴻銘並不認同，並於1919年7月在上海《密勒氏遠東評論》上發表反對意見。他認為古文（文言文）並非「死的語言」，乃屬典雅之語；他還覺得古典文學唯其載「道」故絕非「死文學」，而改革者教人淪為倫理之侏儒的文學始為「死文學」。他有資格也有本錢這般斷言：「最通俗的語言並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亞作品的英文比現在流行的英語更為華美一樣，而中國經典也是比市井白話要典雅、華麗的。」
古典文學、儒家文化在辜鴻銘心目中的地位如何，通過其教學即可了然。他在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時，根據中國五經之一的《詩經》的分類，將英文詩分作三類：國風、小雅和大雅，國風中又可分為蘇格蘭風、威爾士風等數種。他還把英國詩人彌爾頓的一首悼亡詩稱作「洋離騷」。他用嚴正的古詩形式翻譯英文詩，也教學生練習翻譯《三字經》、《千字文》等文言啟蒙課文。這種融合東西方文化的教學方式，既能讓學生學到西洋文化，也能使他們的心地植入傳統文化的根系。這是實實在在的守護啊！
1919年8月，辜鴻銘在《密勒氏遠東評論》上再次發表文章，以示憤慨：「初回國的歐美留學生，竟將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間摧毀破壞……」新文化運動對傳統道德文化的顛覆，以致造成國學文脈的斷裂，他對此憂心忡忡。
面臨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掃蕩，當時的反對者也不乏其人。然而，他們之中，能夠像辜鴻銘那樣以一己之力，不遺餘力地捍衛、守護、傳承乃至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屢遭新文化派的圍攻而不改初衷者，少之又少。國人往往津津樂道於辜鴻銘的一些妙語、趣聞、軼事，卻忽視了他忍辱負重且終其一生地守護國學的精神。而這正是辜鴻銘的難能可貴之處，也是他的價值所在。
國學大師吳宓是如此評說辜鴻銘的：「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於外人，又鑑於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於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偌大的中國，從來就不缺高調標新的激進者，而缺少的是堅忍不拔的守護者。何況，守護國學比守護國家要難得多！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辜鴻銘自然也不例外。這位「中國唯一的通曉西學和東學的大學者」，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缺點、不足，甚而還有一些為人所詬病的「不合時宜」的言行，然其無損於這位傑出的中華文明的捍衛者的形象。
撻伐中華思想文化、排摒優秀典籍，從某種程度上說，新文化運動的惡果，在那個年代就已經顯露了苗頭。時至今日，中國傳統文化已被破壞殆盡，幾近滅絕，有識之士除了痛心疾首、仰天長嘆之外，夫復何言！
辜鴻銘先生的背影，已然漸行漸遠，而其腦後的那根辮子卻還依稀可辨。在復興傳統文化的曙光乍現之時，這位曾經的執教鞭者，是否會將辮子做成鞭子，來一個回甩，鞭策一下這個一百多年來步履遲緩、一言難盡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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