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在是與非之間,在去留之間的抉擇之際,能夠認清真相,是那麼重要。

1949年,國共內戰接近尾聲,4月23日,南京失守,6月,上海失守。蔣介石準備撤退台灣。

1949年,國軍在吳淞上船撤往台灣。(公有領域)
1949年,國軍在吳淞上船撤往台灣。(公有領域)

蔣介石帶到台灣三樣東西。第一,是黃金,帶走了價值5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現在有個荒謬的說法,說蔣介石當時把中國所有的黃金都拿到了台灣,導致中國大陸這幾十年發展非常困難。其實就在1950年3月,韓戰爆發前,中共的中央銀行,僅僅廣東一個省,就從民間收上來黃金將近750萬兩,是運往台灣的黃金總數的近三倍。說經濟發展不上去,你要罵就應該罵真正的敗家子兒:中共在韓戰花掉的軍火錢、欠下的外債高達40億美元,是中華民國撤離時全部家當的八倍。

第二項是國寶,將故宮中的大部份文物運到了台灣。蔣介石很清楚一點,那就是中國歷朝歷代,權力的繼承者正是文物國寶的繼承者。而歷數中國朝代中,唯有中共一朝是得天下不得國寶。當然了,就算得到,那些文物也都得被糟踐了。

第三項是人才。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搶救人才計劃,在這件事上蔣先生很努力,但也很失敗,比如1948年第二批院士名單有81個人,只帶走了22人,其中只有10個人去了台灣。每每想起當初輕信中共謊言者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命運多舛,蔣介石先生在晚年常常惋惜。

不過,更多的財富,像江浙、上海的民族工業、東北的重工業,還有大片的國土,沒有外患了,沒有租界了,沒有軍閥混戰了,幾百年來最舒坦的中國大陸卻只能留下來了,帶不走啊。

帶不走的倒也罷了,可國民政府帶出大陸已經安頓好的一筆財富,竟然自己長翅膀飛回去了。

兩大航空公司成為策反目標

當時中華民國交通部下屬的兩家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簡稱為「兩航」。到了1948年底,兩航共擁有當時世界先進航空技術水平的C-46、C-47、DC-3、DC-4和CV-240型等新型飛機近百架,空地勤人員7,500多人。這兩家航空公司當時已經是亞洲遠東地區最大的航空公司了。

但是隨著國共內戰的進行,兩家航空公司的航線也在不斷縮減。一個城市被中共佔領了,那個航線就停飛了,一個佔領了,又停飛了。共軍攻佔上海之前,兩航的國內航線半數以上已告淪陷。

從1948年底開始,兩家公司的飛機被陸續從上海轉移到了香港啟德機場。但是香港本來就有三家航空公司,這兩家外來戶到來後,不免和本土航空公司爭生意。港英政府當然是向著本地的航空公司,所以這兩家公司在香港的日子也不好過。

今後公司怎麼辦?這幾千員工怎麼辦?

1949年5月,劉敬宜離開上海赴香港,走之前寫下手令說,公司留存上海的飛機及各種設備,均應妥善保管,並清點造冊,將來移交給新政權。

劉敬宜的手令很快被交到了上海市軍管會主任陳毅手裏。中共意識到,這個劉敬宜似乎對中共新政權沒有敵意。中共開始計劃策反劉敬宜。中共查了他的底,原來他是美國人用清朝庚子賠款幫中國培養的留學生,擔任過南京飛機製造廠的廠長,他開創了中航所有的中國的國際航線。不過,中共最關心的是他的政治傾向,調查人員匯報說:「中航在啟德機場的業務被港英當局壓制著,三千多員工等著開飯,他很關心員工的出路,似乎對台灣方面怨言很多。」

特務頭子李克農親自負責策反

其實,這兩家公司早就被中共盯上了。很早以前,中共的地下組織就已經滲透到這兩家航空公司和香港的機場部門。

1949年6月,中共做出了策反兩航的決定,由中共中央調查部(也就是安全部的前身)部長,中共最大的特務頭子李克農親自負責,由時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具體辦理。任務轉達到香港,地下黨組織立即從兩條線開始行動。一方面策反管理層,一方面策反飛行員。中航公司的飛行員,中共地下黨員陸元斌開始策反兩航飛行員。

地下黨員先是了解哪些人怨氣比較大,他們找到了兩個廣東人,其中一個叫李福遇的飛行員被策反,單獨駕機叛逃了。但他駕機叛逃這件事讓兩航的總經理非常反感。於是中共馬上做出調整,周恩來就交代了新任務,說:一架一架飛機跑太麻煩了,容易打草驚蛇,要搞全盤起義。

中共非常善於利用人心搞統戰,因為兩航的員工中江浙一帶的人比較多,很多人想回上海去,中共就安排上海的職工寫信到香港說,「上海現在很好,共產黨對我很好啊。」

在策反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和央航總經理陳卓林時,中共的地下人員那真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從民族大義,到公司前途,到共產黨如何重視知識份子和技術人才,還有中國民航的輝煌未來,當然,還少不了親情故土。幾次接觸之後,這兩位總經理有些動心了。

策反核心小組 住進九龍半島飯店

1949年11月5日,策反的核心小組住進了九龍半島酒店。最後定下來,北飛機群一共是12架飛機。絕大多數飛行員連老婆孩子都沒有通知。值勤員工把成套成箱的飛機配件、汽油、輪胎都偽裝成貨物裝上飛機。

11月9日凌晨,12架飛機陸續起飛,其中11架飛往天津,另一架飛機由中央航空的潘國定駕駛,直飛北京,上面有兩航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還有地下黨呂明等人。這架飛機名為「空中行宮」號,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受到了李克農、劉亞樓等人的歡迎。這架「空中行宮」號後來由毛澤東親自書寫「北京」二字,給它更名,停放在中國航空博物館展覽。

兩航後來在香港還剩下71架飛機,這些飛機成了國共爭奪的焦點。中華民國和美國為防止這些飛機被英國方面移交給中共,用於渡海空降攻擊台灣,或是作為在亞洲擴張的工具,決定將飛機產權轉移給美國的公司。1952年10月,美國動用航空母艦,把這批飛機全部運回到洛杉磯。

兩航人員結局悲慘

兩航的3,000名員工當中,前後共有500多人回到了大陸,毛澤東讚揚他們「投入人民祖國的懷抱,是有著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周恩來為他們舉辦了宴會、開了茅台。

這些回到大陸的人員一開始被當作統戰對像,僅僅過了七、八年,舒坦的日子就結束了。從1957年反右開始,一直到文革結束,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都被劃成右派,甚至打成美蔣特務。

到1979年,500多名投奔共產黨的人員已經被迫害得所剩無幾。文革中,僅北京一地就有48位被當成「美蔣特務」迫害至死。

當年的中航總經理劉敬宜,看到過去的員工大多都成了右派,所謂的人民航空事業,毫無希望,1971年,舉家搬遷至澳洲。1973年,病逝於澳洲。

在一張老照片當中,我們還能看到當年投奔中共的這些飛行員的樣貌。有一位叫余金生的,曾任美軍第十四航空隊,也就是前「美帝份子」陳納德的飛虎隊的上校翻譯官,他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整到老婆和他離婚、孩子不敢認爹。因為被關押、毒打,釋放後又被管制,落下了終身殘疾。

王燦明,他是兩航昆明地下黨的成員,文革開始後,說他是「國民黨軍統潛伏特務」,被整、被關押,當年英武的飛行員,50多歲時,已經像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

另一個策劃指揮北飛行動的飛行員潘國定,文革期間被打斷脊椎骨,文革後赴美定居。

在回到大陸的兩航員工中,他們還算是幸運的,畢竟,挺過了那個年代。而更多的人,早已不在人世。

總是要飛的,

要麼留下

追求光明的勇氣,

要麼留下

飛蛾撲火的嘆息。◇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處人員從南京返回延安3天後,國軍胡宗南兵團從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進攻。(公有領域)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處人員從南京返回延安3天後,國軍胡宗南兵團從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進攻。(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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