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結束之際，沉寂約半個世紀的供銷合作社成了一個熱點。
一是，去年7月就職的供銷總社理事會主任梁惠玲「二十大」上晉陞為中央委員。二是，10月24日，供銷合作總社發布招聘通告，稱其為國家正部級單位，員工列入公務員編制。三是，2015年以來重建基層社取得重大進展（例如，截至2021年底，湖北全省率先重建供銷社網點1,373個，基本覆蓋至每一個街道和鄉鎮，基層社員達到45.2萬人，其中，農民社員人數5年增長5倍多，由2016年5.15萬人增至2021年33.3萬人）。四是，11月1日，隨著滬指重回2,900點上方，供銷社概念股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新野紡織、中再資環、輝隆股份、新力金融、天鵝股份、浙農股份、中農聯合等漲停，而天鵝股份、中農聯合已收穫「兩連板」。五是，湖北省供銷總社前「一把手」落馬，供銷社系統腐敗案頻發。
這些新聞顯示供銷社是個相當複雜的存在。海內外輿論都在驚呼供銷社的強勢回歸，討論中共的意圖。或曰「重建基層供銷社 ，計劃經濟2.0在路上」；或曰「賦予戰備功能圖避制裁」； 或曰「生活超市受到重大打擊，將會帶來大量編制崗位」；或曰「大饑荒要來了？」等等。本文也來談三點看法。
供銷社是中共意識形態的產物
合作經濟早已有之，中外皆然。然而，供銷社雖然打著「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的幌子，卻是中共意識形態的產物，並非中國經濟發展之必然，迄今也缺乏存在的合理性。
從歷史看，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明確指出，「工人消費合作社是工人利益的自衛組織，共產黨需注意和活動此組織」。之後積極倡導組建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合作社運動列為「14件大事」之一。中央蘇區境內建有417個消費合作社，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蘇區消費合作總社。抗戰勝利後，「解放區」大量發展合作社。例如，到1949年底，東北全區除成立大區總社外，還建立了省市社14個、縣市社175個、基層社8,319個，社員528.7萬。中共一奪取全國政權，1949年11月，就成立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主管全國合作事業。1950年7月，召開中華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成立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負責統一領導和管理全國的供銷、消費、信用、運輸、漁業和手工業合作社。
不過，供銷社的全國框架，卻是在糧食統購統銷、「向社會主義過渡」、計劃經濟成型的歷史過程中建立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供銷社體制是有一份罪責的。計劃經濟時代，供銷社是最「吃香」的單位之一。煤油、捲煙、白酒、白糖、食鹽、布匹、化肥……它包攬了中國幾億農民的買與賣，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全國性流通網絡。需要指出的是，供銷社的本質是掠奪性的（例如，不准農民自己做生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等等），被看作農民頭上一把刀。
一旦「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門打開後，供銷社就衰敗了（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供銷社退出市場壟斷、改變服務方式）。中共呢，卻不放棄供銷社，1995年正式恢復成立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之前曾與商業部三合三分）。然而，供銷社生存能力實在薄弱，搖搖欲墜。「供銷合作社不消滅虧損，虧損就消滅供銷合作社」成為名言。據統計，1994年全系統虧損額為40億元，1998年156億元，1999年134億元。中共則不斷輸血、給政策。2004年伊始，幾乎每一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會提及供銷合作社的改革問題。2015年，習當局出台「關於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大力重建基層社。
中共為甚麼偏執狂般地扶持供銷社呢？從政策理性的角度是解釋不通的，只能從中共意識形態、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控制農民和農村的角度找原因。
供銷社是中共製造的一個怪胎
供銷社是計劃經濟的一部份，在市場化改革中，應當讓其自然消失，中共卻強行把它維持著（體制內有不同聲音），它卻因此成了一個四不像：說是事業單位，卻有一些政府職能，屬下還有企業。
而且，1995年恢復設立供銷總社後，其政治地位是相當高的。第一，搞了多輪機構改革，多少部門不見了，但供銷總社巋然不動，就是改不掉。第二，供銷總社歷任領導人，除了喻紅秋（2019年11月-2021年1月）是中紀委委員外，其餘都是中央委員，其中陳俊生（1995年5月-1998年12月）、 白立忱（1999年1月-2008年5月）、楊傳堂（2011年8月-2012年7月）還是國家領導人。說梁惠玲「二十大」上晉陞為中央委員顯示供銷社地位提升，這是不準確的。
中共聲稱，要把供銷社「真正辦成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歷史與現實卻與此背道而馳。供銷社從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是甚麼農民的合作社，而是「完全的國營商業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混合體制」。 從供銷社的政治（經營）地位、經營範圍及所控制的環節、資金來源、人事體制等方面可以看出，供銷社主要是由政府控制的。所謂農民的合作社，只是一個謊言。
曾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的韓俊，在其早期的一篇文章裏曾說，「農民不承認供銷社是自己的，職工不承認供銷社是農民的，國家不承認供銷社是集體的。」這就是供銷社怪胎的真實寫照。中共也知道這個尷尬，說「必須確立其（供銷社）特定法律地位」。甚麼樣的法定地位呢？其實是無解的，就如「方形的圓」。
按理說，中共對農村的控制，在體制上是完備的。第一，中國歷史上是「皇權不下縣」，中共卻把政權延伸到鄉（鎮）一級；第二，中央一級，1949年10月就成立農業部（2018年改組為農村農業部），中共黨內1993年5月起設立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這個條塊組合，應足以對付中共所謂的「三農問題」，根本就不需要再來個供銷合作社。
中共強行搞個供銷社，實質還是對農村、農民不放心，一定要多加條鎖鏈，就像對新疆不放心，要設置個非軍非民的新疆建設兵團一樣。中共永遠存在的「末日恐懼」和「控制一切」的變態心理，製造出來了許多怪胎，供銷社只是其中一個。
供銷社的出路，在於中國民主轉型、農民自治
在計劃經濟時代，供銷社就被稱為「重災區」，「國有企業有的毛病它有，國有企業沒有的毛病它也有，產權不清，體制不順，管理不嚴。」「改革開放」後，供銷社也沒有真正找到經濟上的出路。
按官方資料，從2000年起，供銷合作社全系統扭虧為盈，當年系統匯總實現利潤13.77億元。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曾在2009年對供銷合作社的現狀作了連續報道，其中寫道，中華供銷合作總社的分析顯示，目前，供銷合作社的主營收入還是來自於消費品零售和農業生產資料銷售。這種優勢源於我國農資產品的市場化程度不高，而不是供銷社自身的經營能力。
在發達國家，80%以上的農民參加了一個或多個不同類型的合作社，農民1/3以上的生產資料是通過合作社採購的，1/3以上的農產品是通過合作社加工和銷售的。
為甚麼中共的供銷社就效率不行呢？問題就出在體制上。供銷社雙層體制，一是縣以下的基層社， 一是聯合社，從縣級、地市級、省級一直到全國聯合總社，其人員和辦公費用視同政府機構。歷次機構改革中，都有人主張撤銷聯合社，這樣既可以擺脫「三不像」的尷尬狀態，又可以避免與其它部門的職能交叉，還可以為直屬企業鬆綁減負，使之成為「無上級企業」。至於發展農民合作組織這件大事，主動權應該交給農民，指導服務和必要的管理職能應該由農業部門和基層政府承擔。
當局拒絕採納這種意見。為甚麼呢？如果真正使供銷聯社成為農民自己的組織（甚至把供銷聯社組建成農民協會），就必須讓農民自主、自治，先把基層社改造成為名副其實的合作經濟組織，再自下而上地組建聯社，逐級按章程選舉理事會、監事會。這固然是合作經濟的本意，但如此一來，中共如何能控制供銷社呢？怎麼鞏固黨在農村執政基礎呢？這不就至少局部實現了中國的民主轉型了嗎？中共還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嗎？
這其中的厲害，中共極度敏感。所以，它寧可燒錢、拿供銷社唱戲，也絕不會讓農民真正搞合作經濟。換言之，不解體中共，供銷社就只能是中共控制農村、農民的一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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