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報》，自其1946年創刊以來，一直散發著各種各樣的謊言，欺騙著廣大的中國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報》社長的胡績偉對《人民日報》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評價：「除了報頭上的出版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2014年3月號《動向》雜誌刊登的程凱撰寫的「我的《人民日報》情結」一文也透露，「《人民日報》還有『紅頭文件』起不到的功能，就是對民眾撒謊欺騙。」「悟性高的中國人讀《人民日報》都反著讀：如果報上說大好，那就一定是很糟；如果說光明，那就一定是暗淡。」對此讀報秘訣，大家切記，可對應當下所有的官媒。
不過，很多人不知曉的是，在1957年反右前，曾有記者公開曝光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那就是身為中共黨魁的毛澤東也不愛看《人民日報》，這足以說明《人民日報》是如何臭不可聞了，連自己的黨魁、黨媒記者都很嫌棄。
曾與彭德懷、鄧小平等高層有交往的前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曾在人民大學工作的李新，在其回憶錄《流逝的歲月》中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先說說當時的背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史太林去世後，繼任的赫魯曉夫於1956年初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內稱史太林是暴君、獨裁者，進而掀起了揭發、批判史太林的運動。蘇聯對於史太林的批判引起了東歐國家的變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識份子為主導的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最為激烈。蘇聯為此出兵鎮壓，而中共則支持鎮壓。鎮壓導致2萬多匈牙利人死亡。
與此同時，毛和中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快速實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問題，引發了人民的不滿，特別是知識份子的不滿。毛不想放棄史太林式的獨裁統治，因此擔心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份子的不滿。
毛於是通過採取「引蛇出洞」，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民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方式，將知識份子的不滿情緒引爆，並隨後於1957年6月發起了「反右」運動.
可嘆的是，那時的很多知識份子和民眾都很天真，都真誠地相信毛和中共是真心想聽聽人民的意見。當年在人民大學工作的李新也是其中一個。當時他被借調到高教部編教材，但聽說人大想藉機將他打成右派，他便想寫信就一些事情辯駁，好在發信前，他去找了人大首任校長、時任中國史學會副主席的吳玉章。在吳的一句話點撥下，他沒有將信發出，從而避免了被打成「右派」的厄運。
此後，李新在吳玉章的建議下，還積極參加了人大的「反右」鬥爭，並被分配到新聞系和檔案系指導運動。對於檔案系運動的情況，李新在回憶錄中表示已記不清楚了，但新聞系一次會議的情景卻記憶猶新，而且始終感到內疚。
李新記述說，那天是由新聞系召開北京新聞界的座談會。系主任安崗要他主持會議，於是他請大家對中共的新聞工作發表意見。因為到會的新聞系統的人員都不知道中共「引蛇出洞」的策略，他們的發言非常激烈，對中共的新聞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
在會場熱烈情緒的鼓舞下，安崗也忍不住起而發言了。他說：「毛XX就不斷說，他最不愛看《人民日報》，死板板地……」。李新連忙暗地裏扯了他兩次衣服，希望他及時停止發言，但他的興頭很大，一直講個不停。不得已，李新只好宣布休會一刻鐘，隨後再繼續開會。在休會時，他把安崗拉到一旁，嚴厲地批評了他一頓。
1918年出生的安崗年輕時就受中共蠱惑和欺騙，加入了中共，曾任晉東南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勝利報》、《晉冀豫日報》總編輯，《新華日報》太行版副總編輯，新華通訊社晉冀魯豫前線總分社社長兼新華總社特派記者，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等。按照中共的說法，也是「老革命」了，是中共新聞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中共建政後，安崗先是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記者，1955年4月起任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教授。1959年再度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社務委員。由這樣一個對中共辦報內容、風格瞭如指掌，且在《人民日報》待過的人，說出毛不愛看《人民日報》，可信度是很高的。
不過，在毛的「引蛇出洞」中，因為李新的「幫助」，以及其自身是系主任，所以上報的記錄對安崗的發言內容記錄得很少，他也因此躲過了被打成「右派」的命運。但在文革中，安崗還是被打倒。直到1976年後才恢復職務，繼續從事欺騙民眾的辦報事業。他1995年退休，2013年以95歲高齡去世。
彼時的安崗是幸運的，但另外一個記者卻沒那麼幸運了。李新的回憶錄記述說，等到續會時，他故意問安崗是否繼續發言，接到李新暗示的安崗便說自己的意見已經講完了，李新於是請其他人發言，尤其是來自校外人員發言。曾在《人民日報》文藝部當記者、1954年起編《旅行家》雜誌的彭子岡遂站起來發言。
被稱為民國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彭子岡，1914年出生在江蘇吳縣，1934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英語專業。1936年春到上海，任《婦女生活》月刊助理編輯並采寫專稿。抗戰爆發後，她撤退到武漢，進入《大公報》任外勤記者。1938年加入中共。後隨《大公報》撤退到重慶。曾發表新聞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這篇文章一時人人爭讀，成為《大公報》的名作。
在這篇文章中，她將毛描寫成了一個「土包子」。文章寫道：「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時，我看到他的鞋還是新的。無疑這是他的新裝……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裏的一切顯然對他很陌生」，「他」是毛澤東。「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裏面的簇新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裏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
據彭子岡的兒子徐城北回憶，「母親活得很真實，反而讓人不設防，由著她寫。」除了《大公報》記者的地位影響外，她在國統區之所以「吃得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性格。她常對兒子說：「寫文章要忠於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簡單地服從於政治立場。」
基於這樣的性格，在人大新聞系的會議上，彭子岡才有了慷慨激昂的講話。據李新記載，她首先批評《人民日報》，說它擁有那麼多的人，花了那麼多的錢，結果卻完全脫離群眾。她問道：「現在，誰還喜歡《人民日報》呢？連毛XX也不愛看了。」說到這裏，會場上為她鼓起了掌聲。她隨即又說：「《大公報》人手不多，經費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許多文章，很快就流傳全國……。」她越說越有勁，還是她的丈夫徐盈勸阻了她，她才結束了發言。
因為這次發言，彭子岡後來被打成了「右派」，而她的另一條罪狀就是她將毛寫成了「土包子」，是「惡毒誣衊領袖」的罪狀。不服氣的彭子岡辯解說，自己是在有意表現毛是「多麼謙虛、平易近人」，但毛和其身邊的佞臣懂嗎？
彭子岡被打成「右派」後，與同為「右派」的丈夫分別被下放到農村改造。後來摘掉「右派」帽子後，她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與當年並肩採訪的《新民報》女記者浦熙修，隔桌相對，成了「向後看」的舊聞整理者。
文革期間，彭子岡夫婦再次受到衝擊。據其兒子回憶，1971年，下放回街道的彭子岡真成了一名「家庭主婦」。她不願再出事，尤其是不願兒女再出事，於是逐漸習慣了用家務來麻痺自己，雖然如蕭乾所說，「忙乎半天，實際上是把一種混亂轉化成另一種混亂」。她1988年去世。
彭子岡的弟弟彭華是中共外交人員，歷任中共駐瑞士公使館參贊、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駐畿內亞大使、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外事室主任。他曾與李新在抗戰時期共事過，因此李新有些遺憾自己沒有提前給她打個招呼，因此始終感到內疚。
另據李新的回憶錄，彼時人大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有的系領導純粹是為了藉機整人。例如經濟系有個青年教師孟氧，註釋《資本論》出了名，但系領導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幾次送到學校常委會討論都以小青年說幾句怪話不能算反黨，應好好地教育他、教訓他為由駁回，但系領導最後硬是找到了他惡毒攻擊黨的「罪證」，終於給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此外，李新在1957年秋季還參加了反對社會學領域中的「右派」批鬥，他後來承認，對於將費孝通等著名社會學家打成「右派」的罪責中，自己也有一份責任。
中共黨內人士最了解中共，李新的親身經歷再一次告訴中國人，中共根本沒有一絲可以值得相信的地方。就在無數人每天被《人民日報》等黨媒洗腦時，毛乃至中共高官卻根本不愛看，因為他們知道寫的都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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