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亞倫凱里亞蒂博士（Dr. Aaron Kheriaty）國家防疫機器如何崛起（2）

亞倫‧凱里亞蒂博士：「公共衛生、監控技術和警察權力的結合導致生物醫學安全國家機器的崛起。這種把公共衛生與數字監視和控制技術、以及國家的警察權力相結合的做法，會侵犯我們的私隱，侵犯我們的身體自主權，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今天，我將採訪精神病學家和醫學倫理學家亞倫‧凱里亞蒂博士（Dr. AaronKheriaty），他是「聯合項目」（The Unity Project）的醫學倫理主任、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員。

在因為拒絕接種疫苗而被解僱之前，他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教授，也是該校健康中心醫學倫理項目主任。

凱里亞蒂表示：「（在大流行期間）建立的這種生物醫學安全國家機器將繼續存在，並將被重新部署，用於其它目的。」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亞倫‧凱里亞蒂博士，歡迎你再次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凱里亞蒂：我很高興來到這兒，楊，我一直期待著我們的交談。

接上文：【思想領袖】國家防疫機器如何崛起（1）

5. CDC一直故意隱瞞大量數據民眾被操控了

凱里亞蒂博士表示他一直在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交涉，要求其訊息透明。圖為2020年12月17日，位於馬里蘭州銀泉市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總部大樓。（AFP）

最近，就連《紐約時報》在幾周前也報道說，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一直故意隱瞞大量數據，而不是像疫情早期發布那些關於病例、住院人數和死亡的數據，以及接種疫苗與未接種疫苗的數據。那些數據以年齡分層，以便於我們看到不同年齡組的狀況。

至於他們為甚麼壓制數據，或者不對數據進行透明處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發言人給《紐約時報》的回答是，「如果我們向美國公眾公開這些數據，擔心會增加人們對疫苗的猶豫。」

在一些疫苗接種率高的地區，如以色列、英國部份地區、加拿大安大略省，在過去幾個月中我們看到出現了疫苗負效應，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出現了較高的中共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感染率。疾控中心有沒有數據顯示開始出現類似趨勢？我不知道。他們不讓我們看到，唯一說明的是：我們不想讓你看到這些訊息，因為這可能會改變你對疫苗的看法。

這裏看到的問題之一，也是我認為需要進行重大改革的對象之一，就是疾控中心這樣的機構。他們實際上有兩個職能。一是收集所有50個州的數據和整理這些數據，並向公眾發布。雖然，正如我之前所說，現在他們正在收集數據，但是不一定會公布很多數據。

另一方面，基於這些數據，他們還有提出建議的職能，特別是關於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及接種疫苗等建議，我認為這已經使疾控中心內部捲入了利益衝突。

因此，我們幾乎被操控、安排了，因為公共衛生機構已經成了某個特定政治利益集團或特定政治議程的宣傳部門。

楊傑凱：或者說，甚至是某一種特有的健康願景，一個特定的願景，對吧？

凱里亞蒂：說得對。

楊傑凱：這種願景要受到某種審查。

6. 依據《資訊自由法案》要公開臨床試驗數據

凱里亞蒂：現在，我也一直在與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交涉，要求訊息透明。幾個月前，我和我的律師亞倫‧敘利亞（Aaron Syria），一起協調組織了一個科學家和醫生團體，稱為「公共衛生及醫學專業人員促進訊息透明化」，這有點拗口，不過，我們是依據《資訊自由法案》要求藥監局提供輝瑞公司提交的數據——輝瑞已提交給藥監局以獲得Comirnaty 疫苗批准的臨床試驗數據。

在該疫苗被批准之日，根據聯邦法律，藥監局必須向公眾發布該訊息，但他們至今沒有公布臨床試驗數據訊息，所以我們提出了這個請求。

藥監局回覆說「我們每個月會提供給你們500頁，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員工去複印」之類的理由。計算一下，我們需要75年的時間才能獲得的數據，他們只用了108天就審批完了。

那個法官，（我們）在這個案件中有一個不錯的法官，說：「不，我不這麼認為，你們需要在接下來的八個月裏把這些數據拿出來。」

輝瑞公司隨後介入此案，並表示：「我們希望獲得許可，在臨床試驗數據公布之前，對其進行編輯。」這並不奇怪，這家公司為了維護經濟利益，會試圖以這種方式進行干預。

令人震驚和驚訝的是，代理藥監局的司法部律師同意輝瑞公司的意見，並向法院提交一份請求，允許輝瑞公司在向公眾公布其臨床試驗數據之前對其進行編輯。

同樣的，法官拒絕了這一請求，我們開始看到輝瑞公司的一些試驗數據公布出來。我們的組織正在將這些數據發布到網上，供獨立研究人員評估、檢查和評價。

我們知道，一家公司將根據其自身利益行事，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美國人的健康利益。沒關係，如果我們有值得信賴的公共衛生機構將美國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並確保在向公眾發布新的醫藥產品之前進行嚴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測試，我們就可以對付大型製藥公司。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很不幸，似乎很多公共衛生機構已經被製藥業所俘獲。因此，這些公共衛生機構實際上或多或少地是在執行他們應該監管的行業發出的命令，而這種設置非常危險。

楊傑凱：所以，你認為人們需要發揮某種作用，以某種方式表達他們的關切或參與，你有甚麼建議？我想有很多觀眾會對你的回答感興趣。

7. 德納粹優生運動毒死的第一批是智障人

凱里亞蒂：是的，我認為研究德國醫學界的經歷，將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開始。在納粹上台之前，德國醫學界就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使得德國醫學界、公共衛生更容易與納粹混亂的社會計劃沆瀣一氣。

那麼，大約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優生運動。這是從美國和英國引進的，但是他們更進一步。他們的方向不僅僅是非自願絕育，而且是徹底的非自願安樂死。

1922年，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奧什（Alfred Hoche）的精神病學家和一位名叫卡爾賓登（Karl Binding）的德國律師兩人合作出版一本書（註：《對不值得存活生命毀滅的認可》Die Freigabe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Lebens），談到消滅。書中的德語單詞是Lebensunwertes Leben，即「不值得存活的生命」，他們主張殘疾人應該允許被國家實施安樂死，無論是否經過他們自己的同意或者是監護人的同意。

德國醫學界對此表示擁護，他們為甚麼擁護？因為傳統的希波克拉底倫理（TheHippocratic Oath）發生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轉變。以往，德國醫生會說：「我們的責任是對面前的病人負責，這個脆弱的人，因為疾病需要幫助，我們需要儘一切努力來治癒他們，並儘最大的去減少對他們的傷害。」這就是傳統的希波克拉底醫學。

但從1920年代開始，醫生們開始相信，他們的責任不是對生病的個體患者，而是對整個社會有機體的健康負責。於是就有這樣一個比喻：德國人民、大眾，作為一個整體，是健康的還是有病的？這種社會健康成為醫學的目標。

因此，如果作為一個社會有機體，有一個「癌症（腫瘤）」，那麼，醫生會對癌症做甚麼？他會把它切掉，以使整體變得更好。

那麼，社會中的某些人，某些個人開始被定性為政治體上的癌症，或被視為對整個社會或經濟或健康資源的消耗。

這是一個微妙的轉變，早在納粹上台之前就發生了。

因此，在納粹德國，第一批被毒氣毒死的人並不是集中營中的猶太人或其它少數民族，而是德國精神病院裏的智障病人。根據T4安樂死計劃，第一批毒氣室就設在那裏。

那麼，落後、野蠻的德國醫學界發生甚麼事？20世紀初的德國的醫學院和醫療機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最先進的。因此，在納粹上台之前，德國是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領導者。

是甚麼讓醫療和公共衛生系統開始偏離軌道，其它社會是否也有開始向這個方向發展的誘惑？如果你想了解這種做法的最終後果，可以研究一下20世紀初德國發生的事情。

8. 應結束緊急狀態奪回知情權和拒絕權

楊傑凱：坦率地說，我聽到時，感到很難面對你所描述的情形。至於人們現在可以做的具體事情，是希望看到緊急狀態結束、回歸正常的狀態，那該怎麼做呢？

凱里亞蒂：我認為，接下來的步驟，人們必需要求我們的政府結束緊急狀態。我認為我們在州一級也需要這樣做。人們需要做的第二件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要求並奪回他們的知情同意權和知情拒絕權。

加州等其它州的人們，正面臨著我們所談到的將推進這種生物醫學監控安全議程的立法，他們可以通過參與草根行動來開始反擊。

我建議人們訪問「聯合項目」的網站，我在那裏擔任他們的首席倫理顧問，他們會在那裏找到各種有用的資源，幫助加州等其它州反對這種立法，並且幫助他們的社交圈提高對這種立法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