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國主義罪惡滔天，它臨到死亡的邊緣，膽敢對中朝人民進行細菌戰！消滅它消滅它消滅它！消滅細菌戰，捉拿細菌戰犯，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一起動員一起動員！」
這是筆者五十年代初在大陸念初中時唱的一首歌，也是當時國人耳熟能詳的流行曲。作曲者呂驥（1909-2002），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蓋當局宣稱美帝進行了「細菌戰」，故需動員舉國上下以至全球芸芸眾生「消滅細菌戰」。
相隔近七十載，日前微信上顯示所謂揭秘資料，據雲乃來自解密的蘇聯檔案。內容除堅稱南韓挑起韓戰外，更指控「美帝國主義」1952年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動細菌戰。如此翻歷史的舊案，印證了魯迅所言：「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因為前兩年早已有人在網上為中共捏造「細菌戰」的卑劣行徑百般辯護也。
事緣2013年大陸《炎黃春秋》第11期，發表了前志願軍衛生部長吳之理的署名文章（1998年撰寫），題為《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而曾因「六四」入獄的中共官員鮑彤先生6月8日在「自由亞洲」網站撰文，題為：《闖禍不認錯是中共的傳統——介紹志願軍總部衛生部長的一篇回憶》。該文詳述吳之理所知道的韓戰期間舊事，即中朝兩國譴責美國進行大規模細菌戰，但實際卻是毫無證據的信口雌黃。
吳之理（1915.08~2008.08），安徽涇縣茂林鎮人。1931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預科。1932年轉入國立上海醫學院，1937年夏以優等成績畢業到南京鼓樓醫院實習。後至延安當醫生。1955年被授以大校軍銜，是著名的軍事醫學專家、衛生勤務學專家；其妻章央芬是醫學教育家，夫妻倆均堪稱內行。
吳在上述文章中回憶道：
當年黨中央是確實（至少開始的時候）認為美軍是進行了細菌戰，我們動員了全軍和全國，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進行反細菌戰運動，美帝國主義也是一時臭名掃地，原駐朝美軍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調任歐洲盟軍司令，到達機場時，群眾罵他是瘟神，一時下不了台。他說憑上帝之名發誓，美軍沒有進行細菌戰，才讓他走。
針對吳文，2008年、2010年及2020年，網上先後有三篇文章表示要堅持官方說法，繼續譴責「美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
我們不妨先看看《堅持唯物史觀歷史不容篡改——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作者豫民（見抗美援朝紀念館網2020-4-5）。
文中稱：
《炎黃春秋》雜誌2013年第11期發表了一篇據稱是原志願軍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吳之理同志的遺作——《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似乎給一些慣於替美國說話的人士打了一針強心劑，甚至有人以為韓戰中美軍曾實施細菌戰這樁歷史公案可以蓋棺論定了。
作者就此斬釘截鐵道：該文的真實性不能不使人懷疑。
他先徵引2010年出爐的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文章，即《堅持唯物史觀歷史不容篡改——質疑〈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之主要論點說：
此（吳）文末署寫於1997年，當時最知情的洪學智尚健在——洪乃吳之理的頂頭上司、志願軍副司令、後勤部司令員，為何那時不公開發表？如文中所言屬實，就可與之當面對質，何故非等到洪逝世後才拿出來？
再者，1995年5月16日，洪第三次來丹東視察，對抗美援朝紀念館整個陳列內容（包括《粉碎敵人細菌戰》這一單元）認真細看，不時提出一些重要的具體修改意見。倘若真如《虛驚》所說，洪當年就已經在周總理面前承認對細菌戰證物「作了手腳」，而且面聆總理指示，「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那麼，洪就應該且有權提出撤掉該單元的陳列。可是，洪沒有否定這段歷史，讓其照樣對外公開展出。
洪視察後在有遼寧省委、省政府、瀋陽軍區主要領導及建館指揮部、紀念館同志參加的座談會上發表了一段講話：
「我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全過程，我對這這段歷史全都了解，對一些重大事件和一些細節我全都清楚。現在我還活著，有人不敢瞎說亂說；等我死了，有人就會胡說八道，胡編濫造，甚至歪曲、篡改那段歷史，這是決不允許的！」
豫民說洪的話好像不幸而言中，《虛驚》在洪去世後竟然說他承認對細菌戰證據「做了手腳」，這是對他黨性的褻瀆，人格的侮辱，聲譽的損害。
毫無疑問，洪學智（1913-2-2-2006-11-20）確是「美帝發動『細菌戰』」一事的最知情者。不過，作為一個將「黨性」置於最高地位的中共高層官員，他也往往是只能屈從於「偉光正」的利益，睜著眼睛說瞎話。
關於這一點，讀者諸君可以看看電視連續劇《上將洪學智》。該劇著力塑造洪「三落四宗」，「顧全大局，犧牲小我」的「光輝形象」——三次蒙冤被貶甚至在延安判刑坐牢，卻始終無怨無悔地追隨毛。如此愚忠也實在使人慨嘆！
其中第一次「落」源於長征途中張國燾與毛爭當「一哥」，結果抵延安後包括許世友在內的一批軍長、師長遭整肅。洪身陷囹圄八個月。毛親自去班房探望，並將一條棉線穿入縫紉針，然後遞給洪說：（待刑滿）你自己把肩上的紅領章縫回去吧！期間上頭勸說洪妻與之離婚，幸得其妻篤信夫君無罪，家庭得以保全。
第二次是1959年夏廬山會議，某與會戰友到洪居住之賓館勸其揭批彭，並告知彭曾雲抗美援朝得勝靠兩個「麻子」（指高崗和洪保障了後勤供應），洪坦然說道：沒錯。卒在會上一言不發。翌年被貶至吉林農機廳當廳長。
第三次是1966年文革，被定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受批鬥，1970年逐出省城居所，隻身下放農場勞動改造。直至1972年經毛、周過問，解除勞改。1974年調任吉林石油化工局局長。
毛死後，1977年洪調回京，獲選為中央軍委委員、副秘書長。上述三次「落魄」中，洪堅持直言如昔。但八十年代之後，晉身於廟堂前列，再次授銜上將；甚至高居全國政協副主席。時移世易，他再不能暢所欲言。韓戰真相也只能緘口不言。
由此可見，豫民所問根本無需回答。或者用港人常說的一句話，叫做「人在江湖（黨內），身不由己」也！其黨性未受褻瀆，說假話便是「黨性」，林彪更一針見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至於「人格侮辱」，洪在勞改近8年中，已經領教透了，這回再次受辱也算不了甚麼。「聲譽損害」則屬自然而然，自食其果。
或者我們改用較為溫和的字眼，稱其為「時代的侷限性」所致吧！
豫民的文章有所謂「進一步質疑」：
吳之理同志2008年逝世，為甚麼文章寫成後11年間都不發表，而等到其去世5年後的2013年才發表？此時距細菌戰發生已經60多年，不僅涉及的當事人毛、周、彭等早已逝世，就連黃克誠、鄧華等均已去世，即使親自發現美軍投撒帶菌媒介物的見證人，也罕有在世者。可以說，不僅《虛驚》所述「事實」的真偽，已「死無對證」，即使文章本身的可信度也無法與作者求證了。
該員實際上既質疑吳文所言之真偽，又質疑該文是否吳所撰。前者可以解密的蘇聯檔案對照；後者可用吳文中內疚自責的部份作比較。無需贅述。吳文末尾語重心長，極富感情色彩：
「這事是我幾十年的心病，沒有別的，只覺得對不起中外科學家，讓他們都簽了名。也許我還是太天真，因為他們可能知道真相，但服從政治鬥爭需要。如是這樣倒罷了，如不是這樣，他們是受我們騙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黃克誠說對不起他們。黃說你不用這麼想，搞政治鬥爭嘛，而且一開始你就表示了你對細菌戰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盡到責任了。
我想這件事在歷史上總有一天要說清，現在由我這不在職的知情的83歲的老人說出來比較合適。」
豫民尚有「其三」：《虛驚》對美軍投撒物的描述輕描淡寫，與當時見證人及文獻記載嚴重不符。
細讀吳文，可知《在北韓的各國記者報道調查美國進行細菌戰經過的聯合聲明》（1952年3月28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關於美國在北韓的罪行的報告》（1952年3月31日）、「美帝國主義細菌戰調查團」的《關於美帝國主義在北韓撒布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1952年4月25日）等，其出爐乃中共、朝共、蘇共三家聯合炮製的結果，當然「對發現美軍投撒細菌媒介物的過程都作了清晰準確的記述」。但這種無中生有，無論怎樣鉅細無遺，都不過是個「假」字。所謂「大家所熟知的《志願軍一日》」收錄的戰士陸樹民等所親見親歷內中有多少水份，也不難想像。此處大可從略。
其四，《虛驚》說：
1952年6-8月參加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圖的蘇聯茹科夫院士，「回蘇聯向史太林匯報後後，蘇共中央來電說，細菌戰是一場虛驚。周總理馬上找黃克誠總參謀長和洪學智副司令問，……當時，我國正派人在歐洲作反細菌戰宣傳，總理即下令撤回。之後我國再不提此事，但下面並不知道。一些編書的人老要把美帝搞細菌戰寫進去。」
豫民認為：
這段話也不符合史實。我國政府、領導人並沒有「不再提此事」，而是一直譴責、抨擊美國細菌戰行徑。例如：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講話，談到抗美援朝戰爭說：
「我們方面發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後來是能不能守，再後來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後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
毛講話歷來信口開河，天馬行空。周恩來不可能阻止他胡說八道。他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只是56名委員中的一名！
關於解密的蘇聯檔案，豫民寫道：
吳文所指可能即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的駐莫斯科記者內籐靖夫的文章，及其收集的12份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其主要內容是：
1953年4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貝利亞，向蘇共中央提交一份備忘錄稱，在國家安全部的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報告，是1952年3月蘇聯派到北韓的幾位官員向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呈送的，指控蘇聯駐北韓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沒有得到蘇共中央批准的情況下，支持北韓方面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到北韓前，偽造疫區，偽造了被傳染的人員，編織關於美國在北韓進行細菌戰的證據。貝利亞認定，伊格納季耶夫蓄意扣押了這些報告，使得蘇聯被誤導而支持了中朝政府對美國細菌戰的指控，要求蘇共中央主席團做進一步調查。由此，蘇共中央先後對拉佐瓦耶夫、伊格納季耶夫等作出嚴厲處分；重新確定蘇聯政府關於美軍在北韓實施細菌戰的官方立場，並將這一變化通知中國和北韓；而貝利亞則重新執掌國家安全部門的大權。
豫民繼稱：
然而認真分析這所謂「抄件」，其可信度卻值得懷疑。我國學者齊德學、曲愛國、孟濤等，都提出了有力的質疑。這些從俄國某學者個人手中輾轉抄來的「手抄件」，並非原始文獻，還是「摘抄」而不是全文照錄，其真實性從來沒有得到俄羅斯方面的正式認可。甚至連美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表這一批抄件時也專門指出，在正式的檔案文獻公布前，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將始終受到懷疑。
而且，貝利亞提供這「備忘錄」之時，正值史太林逝世後蘇共中央權力鬥爭激烈的時刻。貝利亞的舉動，使國家安全部長伊格納季耶夫被開除出蘇共中央，貝利亞自己重掌安全部，但是20多天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又將貝利亞逮捕並處死，指責其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證、製造一系列所謂的「反黨集團」冤案。伊格納季耶夫則作為「遭受貝利亞迫害的人員」之一，被恢復了蘇共中央委員資格。因此這些「抄件」的真實性更值得懷疑。
如「抄件」所顯示，1953年5月11日，蘇聯大使等向毛、周通報了蘇聯政府的意見，並當面提交蘇共中央信。毛接信後，將捏造細菌戰責任推給志願軍總部，說甚麼：「指控美國的活動是基於在北韓和滿洲的中國志願軍總部的報告開始的，要證明這些報告的真實性是困難的，如果你們發現了造假，那麼這些來自下面的彙報就是假的。」（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豫民的辯解不堪一駁。蘇方高層內鬥，並不是把外交政策完全拋棄。所以就算是貝利亞心懷叵測，也不等於「備忘錄」及有關文件全是捏造。說中方至今沒得到這些文件，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藉此否定其內容。
豫民之前，有齊德學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反細菌戰是中國方面的造假宣傳嗎?》，（見《當代中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和曲愛國的《是美軍的罪行還是中朝方面的「謊言」———關關於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鬥爭的歷史考察》（見《軍事歷史》2008年第2期），論點論據大體已被豫民移植，此處不再逐一辯析。
鮑彤的文章簡略回顧了當年的國際背景：
「1952年6月，美國是否進行細菌戰的問題提上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議程。美國要求國際紅十字會進行調查，得到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多數成員國贊成，但被蘇聯一票否決。
蘇聯隨即實施反舉措：叫『世界和平理事會』進行調查。這是一個由蘇聯出資和支持的組織。是它，在7月間成立了一個『關於中國和北韓細菌戰事實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在7月28日至8月1日進入北韓，聽取朝方所作的霍亂死亡病例報告和鼠疫死亡病例報告；9月15日發表了一部五百頁厚的黑皮書，肯定了中朝對美國提出的所謂『進行細菌戰』的指控。」
鮑彤接著說：
而吳之理先生文章披露的真相竟是：所謂美國進行細菌戰的指控，全無事實根據。而且無論在北韓還是中國東北，在1952整個一年中，「沒有發現一名和細菌戰有關的患者和死者」。
這位志願軍衛生部長還披露：他自己兩次受到批評。其中一次是志願軍司令彭德懷批評他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替敵人說話。」彭德懷甚至委託防疫隊的副隊長，給作者本人注射鼠疫菌讓他死，就說衛生部長染上美軍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鐵證。
文章還曝光：周恩來因此親自問志願軍副司令洪學智，你們「做了手腳」沒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時沒法交差。」
鮑彤先生文章指出：「這足以證明當時中朝兩國對美軍的所謂指控和所謂調查是弄虛作假的產物，證明中共高層對這種弄虛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領導從來沒有因此而向美國道歉，向全世界承認錯誤，也沒有因此教育自己的黨員引以為戒痛改前非。這又是一個鐵的史實。」
在「細菌戰」這件事上面，中共當年的「蘇聯老大哥」似乎還有點泱泱大國的風度。據俄羅斯有關的解密檔案，1953年春，史太林一命嗚呼之後，新一屆蘇共領導層決定，立即結束韓戰和「細菌戰指控」。外長莫洛托夫在高層會議上，強調細菌戰是中共捏造的。會議聽取了北韓總參謀長南日大將、蘇聯顧問索茲諾夫將軍和北韓人民軍醫藥顧問斯里瓦諾夫將軍等人關於美國並未投過細菌彈的證詞，決定：將蘇聯駐北韓大使和首席軍事顧問，以及蘇聯國家安全部長等人撤職查辦；立即撤回蘇聯向聯合國提交的對美國發動細菌戰的指控；在內部下令立即停止誣陷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活動；對有關美國細菌戰指控的內部責任官員展開大規模清洗以修復共產主義陣營的國際形象；以部長會議主席團的名義致信毛澤東，聲明蘇共認為對美國發動細菌戰的指控純屬捏造，蘇聯方面已經嚴厲的懲處了參與捏造的細菌戰的有關人員。會議在備忘錄中承認：蘇共、中共和朝共共同策劃了指美國在北韓和中國使用細菌武器的誣陷。
在北韓，朝共中央書記樸成友向新任蘇聯大使指出，關於細菌戰的捏造係中共所策劃的，那些所謂細菌彈和裏面的東西應是中共自己的飛機投下來的，而且裏面並沒有細菌。（北明：《韓戰期間美軍使用細菌武器公案始末》，《揭破韓戰中「美國使用細菌戰」的謊言－解密新發現的俄國總統檔案文件》）
不過，雖然蘇、中、北韓三共都在內部承認了細菌戰指控純係捏造，但為維護共產主義陣營形象，三共均不公開細菌戰誣陷的真相。
韓戰結束後，毛以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辦法，讓國人相信細菌戰確實存在過，直到1960年3月毛在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以臭蟲取代麻雀，從而變相宣布停止「除四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63頁），算是給細菌戰誣陷劃上了句號。上述「除四害」（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正是在細菌戰誣陷中首先提出的。
前述鮑彤先生的文章寫道：
「闖禍不認錯，哪怕闖下彌天大禍也堅決不認錯，是中共的傳統。無中生有指責美軍搞細菌戰，只是一例。整個韓戰，明明是「一邊倒」的產物，明明是奉史太林之命幫助金日成侵略南韓，偏偏撒謊說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共何嘗承認過錯誤？對國際社會如此，對本國人民何嘗不然！在「三面紅旗」下餓死幾千萬農民，中共它在甚麼時候甚麼場合向全國人民鄭重地沉痛地懺悔過？更何況，「八九六四」直接調動幾十萬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要求一個對本國人民不負責任的黨，改掉對國際社會不負責任的傳統，不是不可能，但是難，很難。」
鮑彤先生的話使人聯想到新冠病毒來源的探查，迄今仍未得到中方的配合。其中到底有何內情？
世衛總幹事譚德賽原先頗受中方支持，但隨著對隱瞞新冠病毒源頭調查的深入，譚傾向於贊同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的立場，要求中共進一步開放信息源。於是中共惱羞成怒，斥責譚「轉軑」，不再允許譚率領世衛專家代表團來華調查。
還是林肯說得好：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部份人，但不能永遠欺騙所有人。中共對國際社會不負責任，橫蠻無理地堅持「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傳統，難道真可以瞞天過海，逃避徹底覆滅的一天嗎？
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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