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金原以為這個導致200萬人死亡的納粹戰犯是個怪物，可令他驚訝的是，他透過玻璃看到的這個走在街道上的人，居然如此普通， 甚至有些瘦骨嶙峋。
（一）
1960年5月的一天，清潔工馬爾金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家猶太人教堂擦玻璃，他在這家教堂幹了有一陣子了。跟其他工人不同的是，他有一雙鷹隼般尖銳的眼睛，實際上，馬爾金是以色列情報機構莫薩德的特工，正在執行一個重大任務，秘密抓捕一名納粹戰犯。
二戰已經結束，為甚麼抓納粹逃犯還要偷偷摸摸呢？原來，阿根廷有近三百年的殖民歷史，人口的90%都來自歐洲，其中五分之一來自法西斯的發源地意大利還有德國，所以阿根廷民眾很親近法西斯。二戰結束後，阿根廷政府走的就是親近國家社會主義路線，民間也有熱心包庇納粹的組織，所以德國很多罪惡纍纍的納粹高官，就躲在阿根廷。戰後以色列展開追捕納粹的要求在官方渠道受阻之後，便積極開始秘密抓捕行動。馬爾金執行的就是這樣的任務，他的目標就是國際社會一直在追捕的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
莫薩德本來是想暗殺艾希曼，但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指示，務必把艾希曼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這個任務的難度可比暗殺大太多了。艾希曼當時已經成為阿根廷公民，受到阿根廷法律保護。
馬爾金原以為這個導致200萬人死亡的納粹戰犯是個怪物，可令他驚訝的是，透過玻璃看到的這個走在街道上的人，居然如此普通，甚至有些瘦骨嶙峋。馬爾金在心裏記下了這個瘦削男人出現的時間。莫薩德特工們早已對這個瘦男人實施了嚴密監視，摸清了他的生活規律，知道他每天在甚麼時間乘哪班公交車上下班。儘管馬爾金目測已經確認這就是他們的目標無疑，但是他們需要更進一步的證據。
在莫薩德的檔案中，三月底的一天是艾希曼的生日，就在這天，這個瘦削的男子手捧鮮花回到家中，與家人發出陣陣愉快的笑聲，生日祝福歌隱隱傳來。確認此人就是艾希曼無疑，準備收網。
（二）
五月，阿根廷要舉行獨立革命150周年大慶典，大量的外國人會出現，正是好機會。以色列莫薩德組成一個 30人的特別行動隊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值得一提的是，特別行動隊的成員大多數都是當年大屠殺的倖存者。
1960年5月11日，當天晚上八時多，艾希曼跟平常一樣出現了，馬爾金的夥伴在街上裝作修理一部汽車，馬爾金在大街上不動聲色的接近了他，對方也沒有格外警惕，因為這是一個常常出現的為教堂擦玻璃的工人。然而，就在兩人擦肩而過的瞬間，馬爾金出手了，一個漂亮的抱摔，「啪」，艾希曼被甩在地上，馬爾金第一時間摀住了艾希曼的嘴，幾乎同時，另外一個莫薩德特工拖住他的腿，二人把他塞入車中，「呼」的一聲，汽車疾馳而去，就像一陣拐角風，捲走了街道上的一片枯葉，沒有人發現有甚麼異樣。隨後艾希曼被注射麻醉劑，當作病人騙過了阿根廷警察，被送上飛機，秘密運回以色列。以色列特工對艾希曼的追捕成為莫薩德揚名的經典之舉。
艾希曼是納粹大屠殺的執行者之一。他在1942年出席了納粹「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萬湖會議，艾希曼被任命具體負責整個猶太人的輸送、驅逐和毀滅行動，他把數百萬猶太人運到納粹集中營。人們叫他「大屠殺的建築師」。戰後他脫逃了十五年，以為自己的罪惡將被人遺忘，自己可以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頤享天年，直到這次莫薩德把他捉拿歸案。
（三）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以反人類罪等十五條罪名被起訴。審判持續了8個月，有100多名大屠殺受害者出面作證。這次審判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很多國家的電視台都在轉播。為了防止在場旁聽的觀眾表現過於激動當場刺殺艾希曼，審判時特地設立了一個上面敞開的玻璃罩，艾希曼就站在玻璃罩裏面接受審判。但是審判席上的艾希曼說：我無罪。這個舉止彬彬有禮，會彈貝多芬名曲，會按照康德的道德律令生活的納粹軍官，為自己辯解的最大理由就是：尊敬的法官，我只是在執行命令，作為軍人我是在恪守職責，我本人不應對屠殺罪行承擔責任。
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辯解，並不是他個人的獨到辯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納粹戰犯的懲辦問題曾變得相當棘手。戰犯們普遍的抗辯理由是：他們是軍人，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殺人是執行命令的行為，按照當時的法律，這樣的行為並不違法。
面對這種辯解，法官們是怎麼樣審理的呢？最後，法官以自然法為理論基礎，認為「惡法非法」，法律必須體現人性、人道，不然，不就等於一群強盜制定規則在內部進行分贓麼？！納粹軍官儘管是在執行法律，但執行的卻是惡法，出於人道和人的良知，他們都應該拒絕執行。
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把平等、正義、人權作為基本準則，對惡法予以否認，對惡法下的惡行予以制裁。最終，以色列最高法院判艾希曼反人類罪和戰爭罪等15項罪名成立。
1962年5月31日夜間，艾希曼被執行絞刑，成為以色列建國以來唯一被執行死刑的人。由於他的子女們不敢露面領取骨灰，6月1日，以色列海軍奉令將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裏，以免猶太國領土受玷污。
艾希曼被絞死了，但是留給人類的思考並沒有終止。
（四）
艾希曼帶來兩個最大的思考問題：一個是：國家在犯罪，全民在參與，認為法不責眾。艾希曼說他無罪，他只是一個巨大的齒輪中一部份，只起了傳動的作用。在艾希曼的審判旁聽席，來自全世界的媒體人當中，有一位猶太裔的美國政治理論家，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位女性教授、著名記者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審判後，她出版了一本書《邪惡的平庸》。阿倫特發現，與以色列法庭描繪的惡魔不一樣，艾希曼只是一個機械的執行命令的普通官員，腦子裏就是想通過出色完成任務來晉升，和普普通通的平常人沒有甚麼兩樣，正是這種沒有思考的平庸和順從，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
對權力順從而行惡、服從，就是「齒輪」的特性。
極權主義體制是一部製造惡的機器，把所有的人變成機器上的齒輪，一起運轉來絞殺人們的生命和思想。《雷鋒日記》裏說：「我要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黨把我擰在哪裏，我就在哪裏閃閃發光，永不生鏽。」正像艾希曼當齒輪很自豪，去殘殺別的生命沒有任何道德負擔一樣，螺絲釘也會「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不思考，就會帶來這種螺絲釘的命運。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思考的參照系統。就像北韓，沒有馬列著作，他們就不會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們只信金家的主體思想，這就是沒有別的參照體系。為甚麼平型關戰役能夠被中共拿出來反覆吹噓也不怕吹破，就因為沒有台兒莊、長沙會戰的對比。因此極權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矇騙人民，不讓他們有一個思考的參照系，說白了，就是不告訴大家真相。
每一個行惡者都要為惡行承擔罪責。但是對邪惡的平庸的思考，比將所有的行惡者判罪更有意義。
艾希曼帶來的第二個思考，就是當命令與良知衝突時，良知才是最高準則。
漢娜阿倫特非常深刻地指出，沒有職責作藉口，罪犯至少會在心靈深處受到譴責，可是有了職責作為藉口，甚至在極權制度中有所謂「高尚」職業的那些人就會說：國家讓我幹的、執政黨讓我幹的，對人民行惡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法官根據上級指令給無辜的人判罪；警察拘捕毆打正義善良的人；醫生摘取囚犯的器官，還依此撰寫臨床報告論文，還要參加國際研討會。
良知淪喪，罪惡必將迅速繁殖，如核裂變一般，波及整個社會。二戰德國民族的整體墮落和毀滅讓人痛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同樣的罪惡以更大規模、更加普遍、漠然的發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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