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控制疫情為由，大陸老百姓出行必須使用「健康碼」，由於各地「一刀切」、朝令夕改的政策，各地曝出亂象。最近，有多名大陸法律學者的「健康碼」突然「失靈」、「變色」，導致有的無法返京，有的差點被強制隔離，甚至有人「被出國」。
謝陽探張展母親 健康碼變成紅色
為了掌握民眾在疫情期間蹤跡，中共採用「健康碼」制度，監控「所有人」行蹤，人人須透過微信、支付寶等App，由系統根據14天內足跡，發給「綠、黃、紅」等級，民眾出入公共場所、運輸工具必須有「綠碼」才能通行。
在中共採取「零容忍」防疫下，近日催生數以萬計的「時空伴隨者」。所謂「時空伴隨者」是被官方不明就裏地透過手機定位把人列為可疑接觸者。民眾就會收到官方簡訊通知，其綠色健康碼也變成帶有警告性質的黃色碼。
11月6日，中國維權律師謝陽原本由長沙到上海探望公民記者張展的母親，但5日負責管控謝陽的長沙國保要求他取消行程，遭到他的拒絕。6日凌晨5點半，他趕到黃花機場，健康碼變成了紅色。
謝陽11月19日對大紀元記者說，「當時我很憤怒，但安檢人員一看到我的碼是紅碼，他立即就用對講機呼喚同伴過來，並叫來了防疫人員，人越來越多，就過來了一台車，來全副武裝的防疫人員，我根本就看不出來他們是誰。」
「在這種情況下，我很恐懼。我相信他們絕對有能力把我完全控制，然後把我送到一個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進行所謂的隔離。在這種情況下，我拔腿就跑，正好外面有一輛的士，我就回家了。」謝陽說。
之後，謝陽擔心長沙市嶽麓街道陽光小區和居委會的人綁架他去隔離。於是，他把手機放在家裏，然後一個人開車在外面躲避，到了晚上才回家。
這時，謝陽接到長沙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的電話，詢問他健康碼的情況。
謝陽說，「我首先對他們進行了憤怒的指責，這個是國安人員幹的事，14天之內我沒有去過任何地方，沒去過中高風險地區，這是國保一個赤裸裸的人身迫害。」「我的行動是一清二楚，你們完全可以通過大數據知道我的行蹤。」
之後，社區裏的防疫人員堵在他家門口，要求取樣做核酸檢測。「僵持了一段時間，我就同意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我就很清楚了，他們想給自己找個台階下」，謝陽說，果然7日的中午，他的健康碼變為綠碼了。
至於為何自己的健康碼變為紅碼，並將他標記為「時空伴隨者」。
事後，謝陽到省疾控中心、長沙市疾控中心交涉，對方指無法提供相關信息，並稱這些信息保存在湖南省疫情聯防聯控指揮部。
「我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變『時空伴隨者』了？這真的是非常可怕。在沒有任何依據證明我是一個感染者，就直接變成了紅碼，我這個是第一宗」，謝陽表示，一般是先變成黃碼，然後居家隔離，而紅碼則是強制隔離的後果。
「把我從紅碼變成綠碼，這也是違法」，謝陽表示，現在他要求長沙市衛建委給他出示一個「時空伴隨者」的政策依據在哪裏？事實依據在哪裏？這兩個部份，他會一直追問下去。
謝陽表示，中共通過這次疫情找到了一些控制異見人士的手段，它只要在健康碼上做一點手腳，它不需要做其它的事情，只要修改下相關數據上的字符，就可以控制一個人，一個謊言可以控制一座城。
健康碼「失靈」 王宇無法返京
半個月前，中國維權律師王宇到黑龍江牡丹江出差，因返京需用北京的「健康寶」，她11月5日嘗試登入，發現到訪地點只能選此輪疫情爆發的地區，導致她回不了北京，直至16日六中全會決議全文公布後才能登入，顯示為綠碼。
王宇11月17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我的健康碼不能登錄北京健康寶。我14天內到過黑龍江牡丹江，根本就沒去過哈爾濱和黑河。但它這個選項只有哈爾濱和黑河，沒有其它地方可選。這不是耍流氓嗎？」
「你如果不選的話，你就不能登錄健康碼，就不能去北京。如果選這個疫區的話，我的健康碼就變成紅或黃，也不能去北京。」她說。
每到敏感日子，北京異見人士、訪民會被帶走或「被旅遊」。現在當局以疫情之名，就可以控制你的自由，不許你出京。
王宇表示，她這個事情發生在六中全會期間，主要是為了維穩；在特別的日子，北京有維穩的措施，一些國保、警察上崗，不允許一些維權人士出門。現在以疫情之由維穩，實質上是人為控制你的自由。
而王宇身在江蘇的丈夫包龍軍也碰到類似情況。包龍軍對記者說，「我覺得是對有些人進行定向控制，如像謝陽的碼突然變紅，禁止他去上海；像我們行程碼到訪過敏感地區的話，我們回北京就很困難。」
「到哪裏辦案都不方便，到哪兒都得做核酸檢測，花錢、花時間。以疫情之名，也就是它們阻撓我辦案的藉口，還顯得冠冕堂皇。」包龍軍說。
四川律師差點被「隔離」
四川華敏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建永11月10日要去陝西省商洛市中級法院開庭。
9日，他從成都搭乘高鐵前往西安。當時，他的四川健康碼顯示綠碼。但下車後，他的「綠碼」竟變成了「紅碼」。
劉建永11月10日向《濟南日報》表示，有防疫人員告訴他，只要是來自成都的乘客，申請的西安一碼通都是黃碼或紅碼，並要求他接受強制自費隔離。
「我在成都一直是綠碼，怎麼到了西安申請一碼通就『紅』了，還好我『鬧』了一下，不然我現在可能就躺在商洛的隔離酒店裏了。」劉建永說。
當時，劉建永向對方要隔離的法律文件，並稱要起訴陝西省政府。經過幾輪交涉，防疫人員終於讓他買票返回成都，在上車前還被要求再做一次核酸檢測。
當晚回到成都後，劉建永還收到了西安北站防疫人員的信息，確認他是否回到成都。
錯誤顯示曾到菲律賓 法律學者遭強制居家隔離
此外，大陸法律學者諶洪果也遭遇類似的事。11月12日，他在公眾微信號「大案在場」發文，詳述了事情的整個過程。
11月11日上午10時，諶洪果乘搭高鐵從低風險地區的山西運城市返回西安，到站下車後，行程碼變了黃碼，且健康碼行程顯示他14日內曾到過菲律賓。
他無奈地表示：「本以為最多10來分鐘就解釋完、查清並解決的問題，卻把我帶到車站隔離區，登記完，身份證收了。待了三個多小時。」
他表示，自己向區防疫部門申訴，接線人員卻以「國家大數據不可能出錯」為由，把他送返家中隔離。翌日經中國移動總部核查，行程碼才變回綠色，菲律賓的行程才被取消。
今年2月，中共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發布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稱，疫情期間，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推出 「防疫健康碼」，累計申領近9億人。
最近，大陸多個城市正研究一碼通用、多碼融合，廣州、上海等正推行健康碼與乘車碼綁定合一（多卡併一碼）。
人權觀察駐香港資深研究員王松蓮對《明報》表示，（中共）政府搜集數據應符合「合法、合比例、必要」的國際人權標準，健康碼全天候記錄行蹤，已明顯嚴重侵犯人權；現時將所有數據合在一起，雖然不清楚每一部份數據的讀取權限如何，但公安能讀取所有信息，「用家（用戶或使用者）基本上等同透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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