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 溫斯坦 疫苗安全和老藥新用問題（三）

「當這股勢力退縮了，我的希望是，民眾將看明白事情的原委，將認識到：通過實驗室洩漏事件、壓制『老藥新用』有關消息的做法、以及禁止人們討論注射疫苗所帶來的傷害一事。」溫斯坦博士說：「民眾能看到真正的問題是，本該為我們的利益而服務的體制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發生了機構受制於人（即被「俘虜」）的情形。」他說：「我們實際上是給非常大比重的人群在做一個科學實驗，然而它其實又不是科學實驗，因為我們刻意避免收集數據，而這些數據原本可以讓我們評估疫苗對人的影響。這令我感到震驚。」

在本期節目中，我採訪了進化生物學家、DarkHorse 播客的共同主持人布雷特溫斯坦（Bret Weinstein）博士。我們討論了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推出疫苗中的「反常激勵」、「老藥新用」類藥物的功效、武漢實驗室洩漏論，以及這個新時代的科學審查制度。這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布雷特溫斯坦，很高興您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溫斯坦博士：謝謝您的邀請。

楊傑凱：這是否能讓這件事情有被澄清的希望？基本上我指的是審查問題，這種審查（本應該是）針對於究竟發生了甚麼進行有意義的、有學術價值的討論，因為我們社會中在發生著關係人們健康的深刻問題，對不對？您覺得有望能澄清真相嗎？

溫斯坦博士：我是懷抱希望的。但是這要取決於一點，那就是現在出現了好幾個版本的與新冠病毒有關的說法，向我們揭示了我們的體制究竟已經腐敗到甚麼程度了。

實驗室洩漏這個事情和一般事情的發展演變不一樣。

總體而言，當人們發現有問題的時候，他們試圖引起公眾去注意有關證據，他們扮演著類似於吹哨人這樣的角色。而他們的努力基本上都不成功。有的時候，我們是事後才發現他們做過這些努力，這是因為出現了災難性的問題，我們才突然發現之前已經有人警告過我們了。

那麼在具體新冠病毒這個案例上，這些吹哨人主要是推特上一群被簡稱為「DRASTIC」的人組成的。這些人具備科學技能和洞察力，他們分析過公眾情況，發掘出不為人知的證據，然後把事情真相拼湊出來。他們的做法可以說樹立了一個模板，使人們知道當有證據時，我們如何應對這樣的事情。

問題是，其它參與到新冠事情始末當中的有關部門，他們屬於另外一類。那些想維繫控制權並且讓我們相信官方說辭的有關機構，他們進一步加大了審查力度。我之前可以討論實驗室洩漏的假設，我確實時不時地會遇到麻煩，但是就我所知，我在YouTube 平台的頻道沒有陷入危機。

但是這次，我們面臨非常大的壓力，讓我們袖手旁觀，不要討論「老藥新用」的藥物對於預防和治療新冠病毒有效的證據，還讓我們不要討論與疫苗相關的各種數據中出現的不良情況訊號。這樣的話，這件事情浮出水面的難度就大得多。我希望它能夠被公之於眾。

科技部門聽命製藥企業為官方說法背書

溫斯坦說：「這種不正當的激勵與『醫學結論』——即每個人都應該注射疫苗——是一致的，而這個『醫學結論』——即現在CDC的建議，正好反映了製藥企業的利益。」他認為社交媒體已「被俘虜」，無法討論這些迫切需要討論的話題。（AFP）

人們需要懂得，這一系列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有證據支持的說法，然後有一個假裝有證據支持的官方的說法，但是整個科技領域和政府官員在給官方說法背書——這其實透露出這裏有更深層的問題。這是一種跡象，這個跡象顯示出發生了被稱作「俘虜」（capture）的事情。

不幸的是，這種「俘虜」往往與所謂的「監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又譯為「規制俘虜」）密切相關，「俘虜」的概念就是來自於「監管俘虜」。而我們面對的其實比「監管俘虜」所影射的東西要更加龐大得多。

楊傑凱：請說明一下甚麼是「監管俘虜」？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繼續討論。

溫斯坦博士：所謂「監管俘虜」，是指當一間企業或一個行業控制住了原本應該出於公共利益對其進行監管的（政府）機構，並開始改變這個機構或無論其它甚麼架構的組織，使其聽命於該企業或該行業。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人們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但是科技部門聽命於製藥企業的情況卻不常見。我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為甚麼有這層關係，但是他們之間顯然有這層關係。

我們想一想，從疫苗製造商的角度來看，甚麼情況對他們最理想？對他們最理想的情況就是，有人提議所有人都要接種疫苗無論他們甚麼年齡、是否懷孕、是否患過新冠。

楊傑凱：假設倫理道德根本不在其中發揮作用，您是這個意思嗎？

溫斯坦博士：我覺得我真正要說的意思是，我並不知道在這些（製藥）企業內部，倫理道德與信託責任之間是如何發生聯繫的，我也不會假裝我知道。但是這些企業確實被一種不正當的激勵推動著，要儘可能多給人注射疫苗。

而這種不正當的激勵與「醫學結論」——即每個人都應該注射疫苗——是一致的，而這個「醫學結論」——即現在CDC的建議，正好反映了製藥企業的利益。

現在科技部門和社交媒體平台已經採納了CDC 的建議，並把其當作是他們審查政策的基礎。這就說明，這種「俘虜」已經一路觸及到了Facebook、YouTube、推特這些層面了。這帶來的風險就是，我們無法討論關於公共衛生機構被「俘虜」的話題，雖然我們現在迫切需要去討論這個話題。

楊傑凱：因為我們的對話平台基本上不允許我們去討論。

CDC是否已經放棄原則被俘虜？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外觀。（Getty Images）

溫斯坦博士：是的。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一種假設，我們假設你不認為CDC 被任何人「俘虜」了，但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事物和建議的內容作為審查政策的基礎的話，那麼我們將看到，出現的證據和CDC 的建議是不相符的。

那麼我們就需要討論這個事情：「CDC 是否已經放棄了原則有沒有證據證明它已經放棄了原則？有沒有我們能看到的機制導致CDC 放棄原則？」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討論。

但是如果連這樣的討論本身都遭到封殺，因為它被認為是散布醫學上的虛假資訊，那麼我們就等於被噤聲了。對於那些沒有仔細關注這件事的人，他們不會注意到有人在質疑CDC 是否被「俘虜」，因為人們不允許談論這個話題。

楊傑凱：在眼下的情況下，還有很多人會很快對這個體制失去信心，因為沒有檢驗這個體制的途徑，沒有人承擔負責，甚至沒有辦法對它進行評估。

溫斯坦博士：不幸的是，這種情況是兩頭吃虧。一方面，人們不能進行必要的討論，討論本應確保我們安全的機構是否仍代表我們的利益在運作。這就會讓那些察覺到事情不對勁的人進行各種想像。

因此，他們對於事情究竟嚴重到甚麼程度、事情的性質是甚麼，就會胡思亂想，因為如果人們發現的證據和政策之間不相符，那麼唯一允許人們討論的場合，卻都是那些散漫又無法控制的，人們會肆無忌憚地去想像。

為審查者歡呼？這令人恐懼

楊傑凱：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我不知道截至目前已經多少年——我們現在的立法者們、還有社會上很多人士，都在以造福社會的名義支持進行審查。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這一現實或可說社會特質與眼下這整個現實是有關的。

溫斯坦博士：不得不說我對此感到震驚，但是我也知道我已經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過。我被警告過我們曾經燒死過女巫、焚過書、還有「老大哥」（big brother，註：《一九八四》中塑造的一個人物形象，象徵著極權統治及其對公民無處不在的監控）等等。而且我知道，歷史雖然不重複，但是它前後呼應，而且它前後呼應的方式總是令我們措手不及。

是的，現在有些人在歡呼喝采的東西，恰恰是我們的先父們認識到的那些威脅到我們能否在世界上繼續存活下去的東西。我不知道我們的先父們需要怎麼說，才能讓人們警惕到這種情形的發生。但是給我們的警示已經很多了。我們目前看到的事態的嚴重程度令人驚恐。

顯然，有些人前不久還支持言論自由，認為這很好；但是同樣是這些人，現在卻在為審查者歡呼，並幫助他們。這種做法令人心生恐懼。

楊傑凱：我有個問題。現在有些人認為這是個好主意，這批人的數量不算小。這與我們目前看到的這類審查現象有甚麼樣的關係？

我們很難超越先父們的構想

溫斯坦博士：我不認為應該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問題。事實上，我認為我們的建國先父們搞懂了一件違反直覺的事情。每個人都明白，很多言論其實是沒有價值的，而有些言論甚至是毀滅性的。

但是，甚麼是明顯出格的言論？要界定起來，實際並不容易。一般來說，每一百個瘋言瘋語就會出現一個真正有意思的獨樹一幟的想法。

而對於懶得去思考的人來說，抵制所有邊緣化的想法往往是不會錯的，因為你去抵制它們，可能100 次當中會正確99次。

但是如果你一貫抵制邊緣化的東西，而且你不再思考這些邊緣化言論和想法當中，可能存在著真正有建樹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是我們實現下一波進步的根源，那麼我們的進步就會停滯，而且也搞不清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我們的建國先父們認識到，無法通過精確的方法把那些邊緣化中的壞想法和好想法區分開，所以他們認為：「那麼，我們不得不接受保護壞想法這個代價。」為了要讓夾雜在其中的好想法能夠自由地被表達，這就是我們要付出的代價。

我們很難超越先父們的構想。我們現在仍不知道如何區分遠見卓識與瘋言瘋語。而我們需要這些遠見卓識。事實上，每一個偉大想法最初被提出來的時候，它都是始於少數人的。如果我們不想放棄今後所有的偉大想法所帶來的優勢，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邊緣化的想法（中那些不好的部份）。所以它不是沒有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