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向達 文革被打成右派迫害致死

一次，章詒和跟他的父親、毛澤東「欽點」的中國第一大右派章伯鈞聊天時，談到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大右派向達。章伯鈞稱讚向達是非常難得的高級人才。

章詒和來興趣了，問：「他怎麼個高級法？」章伯鈞扳著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北京大學一級教授

向達跟中國著名作家沈從文是老鄉，湖南湘西人。1924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歷史系。1935年，被北平圖書館作為交流研究員派往英、法、德三國著名圖書館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代典籍。

1938年秋，向達攜帶他抄錄整理的數百萬字的文字資料回國。1939年，先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不久轉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

1946年9月，北京大學復校後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是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第一流學者，譯著的論文和專著達100多種，重要著作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

1949年中共篡政前後，向達有多種選擇的機會，比如，有人邀請他到美國講學，他婉言謝絕了。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多次邀請他南下，他也婉言謝絕了。

他對國民黨當局的一些批評性言論，使他一度被認為是「民主教授」、「進步教授」，成中共的統戰對像之一。

中共當政後，向達成了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全國政協委員。

史學界第一大右派

向達深受北大「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影響，又「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寬假」。他曾公開表示：「我們現在要監督執政黨，使他做得好，不讓他變化。」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運動，北京大學成了重災區，向達則成了重災區中的眾矢之的。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說，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座談會，「批判史學界右派份子向達、雷海宗、榮孟源和陳夢家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向達一下子成了全國史學界的第一大右派，遭到猛烈炮轟。

第一個炮轟他的是北京大學副校長、被稱為中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翦伯贊。翦伯贊在長篇發言中，揭露了向達一貫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罪行」。

他揭發說，向達攻擊黨的領導，把中國科學院一些行政幹部比喻成「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中國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現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

向達曾提出：1949年10月1日以後，中國「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絕大多數搞歷史研究的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上面，即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

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

怎麼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達被打成史學界第一大右派，與他過去的經歷密切相關。向達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像所有老一代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精英一樣，他深愛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曾不遠萬里跑到英國倫敦、德國柏林、法國巴黎、意大利梵蒂岡，用筆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流失海外的中國古籍。

僅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抄寫中國近代史料，就抄了20多萬字！

他還把能看到的敦煌卷子做了詳細的卡片，並抄錄、寫成目錄提要，記上卷子的編號、名稱、長短、所存行數，並抄下其前五行和後五行，重要的卷子還拍了照片，帶回國內。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是強烈要求日本賠償戰時中國文化損失的學術界代表之一，專門寫過一篇重磅文章《日本對我賠償中關於文物部份賠償的問題》。中華歷史源遠流長，浩如煙海，博大精深，怎麼可能只有「五朵金花」？

向達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都是在中華民國時期相對自由的學術氣氛下完成的。他曾寫道：「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這才是北大的傳統精神，也是三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教育的精神。這種精神，需要創始者，也需要繼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歷史作紀錄與證明，詭辯宣傳都不足以淆亂顛倒。」

他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泰斗級人物陳寅恪的好友。陳寅恪最看重的品格就是「獨立精神，自由思想」。1953年，陳寅恪從前的得意門生，後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汪籛到廣州，勸陳寅恪北上，遭陳寅恪痛斥。後陳寅恪致信北京的各位好友表明他的態度，其中就有向達。

然而，中共建政後，一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都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讓向達很不理解。他曾發挖苦地說，考古發掘，你怎麼區別這一鏟挖下去是無產階級的，那一鏟挖下去是資產階級的？

中共高層決定的右派

尤其令向達沒有想到的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竟然是有人揭發他搞民族分裂活動，甚至有人說，他想當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長。

1950年，湘西土家族人就提出，自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而不應再被視為苗族。直到1956年10月，中共最高當局才接受他們的要求，但沒有正式公布，湘西土家族仍處於被苗族自治州「代管」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湘西土家族人就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向上反映，要求認定為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

作為土家族人的知名人士，向達自然成了家鄉人尋求下情上達的對象之一。1956年，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向達曾回老家湘西考察。回京後，寫了一份報告，發表在全國政協刊物上。

1957年3月18日，向達和社會學家潘光旦在政協聯名發言，認為在湘西北、鄂西北、川東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土家族。這些言論現在看來仍然十分中肯，並無過激之處。但是，在反右派運動中，他倆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雙雙被打成右派。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田餘慶、夏自強回憶，當時的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在宣布給向達定性的批判會之前，他倆到江家，江隆基在給有關方面打電話請示後，才在會上宣布。可見，當時將向達定為右派，最終決定權不在北大，而是中共高層。

文革中再次蒙難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向達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先是被一再批鬥，隨後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昌平縣勞動改造。對於向達文革中的一些遭遇，他的同事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北大歷史系教授鄒衡回憶說：「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可怕的太陽似火的上午，時在1966年6月，幾個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頭的向達先生，在三院二樓外曬得滾燙的房簷瓦上『坐飛機』，一跪就是幾小時——向先生已是66歲高齡。我看到有的教師嚇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邊落淚。果然，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一代巨匠向達先生。」

同是北大歷史系的鄧廣銘教授回憶：1966年9月27日，中共的「國慶節」快到了，北大這些「反革命份子」難受的日子也到了。學校命令他們立即下鄉，向達也去了。下鄉以後，分為兩組。一組是嚴重的「牛鬼蛇神」，二組的罪行較輕。向達在一組。那時，他有尿毒症，腿腫，走路疼痛。他找監管的醫生，醫生不給他看病，只給他消炎片。哪知他這病不能吃消炎片，越吃越壞。鄧廣銘等人10月14回到北京，向達因「問題嚴重」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