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視角】深入反思達爾文進化論

是甚麼導致了生命的多樣性？

在現在的絕大多數學校裏，標準答案是進化論。

根據美國科普期刊《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2009年的一篇文章，進化論的創始人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很清楚，他的理論會破壞人們對上帝的信仰。進化論最初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假說，而現在卻在社會上享有正統的地位。

根據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的進化論網站所言，「達爾文的進化論經受住了時間和數以千計的科學實驗的考驗；自從達爾文一百五十多年前首次提出進化論以來，沒有任何東西能推翻它。」

真的嗎？我記得我的科學老師曾經說過，如果一個說法過於絕對，那麼它很可能是不科學的。

截至2020年4月，化學、生物學、醫學、物理學、地質學、人類學、古生物學、統計學和其它領域的一千一百多名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已經簽署了一份針對達爾文主義的科學異議。該聲明寫道：「我們對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能夠解釋生命的複雜性的說法持懷疑態度。應該鼓勵對達爾文理論的證據進行認真的審查。」

然而，如果您在Google上搜索「進化論」，至少在前12頁中您不會找到這個異議或任何其它對進化論的挑戰性觀點。如果您是一個學生，學校會告訴您進化論是一個早已被證實的理論，即使不是真理，也是非常接近真理的了。如果您是一名研究人員，您會發現發表挑戰進化論的研究成果可能會威脅到您未來的職業生涯。在維基百科上，任何與進化論不同的關於生命起源的理論都被標記為「偽科學」。

進化論已被推崇為一種不容置疑的信仰。但是它被貼上了「科學」的標籤，因此在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地擊敗了神創論或智能設計理論。

由於我的孩子們在學校裏被灌輸了這種「信仰」，我覺得有義務探討進化論的真實性及其發展軌跡和策略。

進化論及其證據簡介

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個網站，「生物進化的中心思想是，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就像你和你的表親有一個共同的祖母。」

這裏提到的「共同祖先」或「祖母」，目前被一些科學家認為是一種生活在海底熱液噴口附近的單細胞生物。從那裏，生命的多樣性據說是通過隨機的DNA突變和自然選擇實現的。許多突變是有害的，但一些幸運的突變可能使物種更適合它們的環境，從而通過繁殖保存下來。由於這個過程重複了數十億年，不同的物種就會產生。人類就這樣形成了。

進化論的關鍵術語是「共同祖先」、「隨機DNA突變」和「自然選擇」等。

我小女兒的進化論課程筆記顯示的進化論例證包括以下幾例：

一種墨西哥麗脂鯉（Mexican tetra）魚，由於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中，失去了眼睛和體表的銀色（註：墨西哥麗脂鯉分有眼的正常型與無眼的洞穴型）；

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性；

飛蛾由於棲息地的變化而改變自身顏色。

他們宣稱的進化論證據包括化石記錄以及生命的相似性等等。

然而，一個物種內部因適應環境而產生變化的例子就可以證明發生了從一個物種到另一個物種的進化嗎？所有的化石發現都支持進化論嗎？生物相似性就肯定表明擁有一個共同祖先嗎？

相似性——共同祖先的證據？

共同祖先論的主要觀點之一就是所有生物之間存在某些解剖學特徵、胚胎和分子機制的相似性。

達爾文指出，人類和許多動物的前肢均具有類似的骨骼結構，儘管前肢的用途各異。生物化學也發現，幾乎所有的生物都具有類似的遺傳密碼以及用於轉化能量和構建蛋白質的機制。

然而，具有相似之處就自然表明共享一個共同祖先嗎？

這裏存在一個邏輯上的漏洞。誠然，如果所有物種都是由一個共同祖先演化而成的，它們就會有一些相似的結構和機制。然而，如果我們逆向推斷，如果所有物種都有類似的結構和機制，那麼它們就一定是由一個共同祖先演化而成的，這就不一定是正確的了。

例如，我們可以說，如果詹姆斯是約翰的哥哥，那麼詹姆斯一定比約翰大。然而，這句話反過來說就不一定對：如果詹姆斯比約翰大，那麼詹姆斯一定是約翰的哥哥。

依此類推，如果所有的物種都有類似的結構和機制，一種可能性是：它們是由一個共同祖先進化而成的，但是也存在其它可能性。例如，如果所有物種都是經由一個「設計師」設計而成的，那麼它們也可以具備類似的結構和機制。想像一下，一個時裝設計師設計了一系列的服裝和配飾；該系列的所有物品將體現相同的風格並具有共同的技術細節。

我想特別指出的一點是不同物種早期胚胎的所謂相似性。這種說法源於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74年發表的一幅胚胎插圖。海克爾的這幅插圖被廣泛轉載於各類教科書和論文中，作為達爾文主義的佐證。然而，這幅插圖現在已被一些人認為是「生物學中最著名的騙局之一」。

邁克爾·理查德森（Michael Richardson）是倫敦聖喬治醫院醫學院（St. George’ Hospital Medical School）的一名胚胎學家。他檢查了四十多種不同動物的早期胚胎標本和人類的胚胎標本後，與其他六位合作者於1997年在《解剖學和胚胎學》（Anatomy and Embryology）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表明海克爾任意增加或省略了不同物種胚胎的特徵，偽造了一些相對比例，以誇大它們的相似性。論文指出：

「我們的調查結果嚴重削弱了海克爾插圖的可信度，他描繪的不是不同脊椎動物的早期生命形態，而是基於一個羊膜動物胚胎的不同風格化的描繪。理查德·本尼迪克特·戈德施密特（Richard Benedict Goldschmidt）在《動物學的黃金時代：記憶中的畫面》（The Golden Age of Zoology: Portraits from Memory，1956年）一文中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點：

「『……海克爾在繪畫方面得心應手，使他對自然界進行了改進，並在插圖中加入了比他所看到的更多的東西……給人的印象是，他首先根據自然界勾了一幅草圖，然後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想法，完成了一幅理想化的畫作。』」

1997年發表在《科學》期刊上的一篇論文介紹了理查德森的發現，稱一個世紀前，海克爾的德國同行們「讓海克爾承認他在準備插圖時依靠記憶，插圖所取得的是藝術加工許可（註：而不是科學許可）」。然而，「在他的插圖後來被用於1901年出版的《達爾文與後達爾文》（Darwin and After Darwin）一書並在英語生物學課本中廣泛轉載運用之後，海克爾的供詞就消失不見了。」

DNA突變可以實現甚麼？不可以實現甚麼？

我女兒的學校筆記提供的一些例子已經被證實是由DNA突變引起的，比如無眼的墨西哥麗脂鯉魚、抗生素細菌和飛蛾的顏色變化。然而，即使發生了突變，魚還是魚，細菌還是細菌，飛蛾還是飛蛾，就像一個有紋身或戴墨鏡的人還是一個人一樣。

DNA突變能走多遠？它們能完成從一個物種到另一個物種的跳躍嗎？位於賓夕凡尼亞州的利哈伊大學（Lehigh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學教授邁克爾·貝赫（Michael Behe）博士就此話題撰寫了不少優秀的著作。

在他2008年出版的《進化的邊緣》（The Edge of Evolution）一書中，貝赫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描述DNA突變的侷限性：跳過4呎寬的溝渠並不能預測你將能跳過40呎寬的溝渠或100呎寬的峽谷。

貝赫進一步用淺顯的語言解釋了關於DNA突變的科學。DNA突變，或在複製DNA時發生的未被糾正的錯誤，其實是很罕見的。「平均而言，在一代人中，每複製一億左右的DNA核甘酸，才會出現一次錯誤。」如果為了實現一個變異而需要進行更多的突變，那麼得到這個變異的機會將會以指數級減少。想像一下，在玩彩票時，匹配一個數字和匹配兩個數字的機率該有多麼大的差異。

另一方面，一個生物體的種群越大，發生變異所需的時間就越短。試想一下，只有十人玩強力球彩票與一百萬人玩彩票相比，有人贏得大獎的機率差異有多大。從這個意義上說，細菌（一萬乘以萬億乘以萬億乘以萬億，即地球生命史上共有10的40次方個細菌細胞）比靈長類動物（一萬億，即根據進化論，在過去一千萬年裏通往現代人類的路線上有10的12次方個靈長類動物）更容易實現變異。

貝赫還以科學家與瘧疾的持久鬥爭為例進一步探討。惡性瘧原蟲是一種致命的單細胞寄生蟲，會引發瘧疾。幾十年來，人類開發了各種藥物來殺死它們。然而，寄生蟲可以通過某些DNA突變導致的胺基酸變化而產生抗藥性。對藥物阿托瓦醌（Atovaquone）的抗藥性可以在幾週內形成，但對氯奎（Chloroquine）的抗藥性形成得更慢。而惡性瘧原蟲花了幾十年時間才完全戰勝了氯奎。

巨大的差異是由產生抗藥性所需的不同數量的胺基酸變化而造成的。對於阿托瓦醌，需要一個單點突變（一個胺基酸變化）；而對於氯奎來說，則需要一個雙點突變（兩個胺基酸變化）。

儘管惡性瘧原蟲產生氯奎抗性的雙點突變的機率只有10的20次方分之一，但惡性瘧原蟲的巨大群體——每年有10的20次方個惡性瘧原蟲出生——使其成為可能。然而，靈長類動物要達到同樣的突變複雜度則要困難得多，因為它們的種群規模要小得多。在過去一千萬年中，靈長類動物的數量是惡性瘧原蟲一年中總數的0.000001%。

貝赫總結道：「平均而言，人類要想偶然實現這樣的突變，我們需要等待一億乘以一千萬年。由於這是宇宙年齡的許多倍，因此有理由得出以下結論：在過去的一千萬年裏，在通往人類的路線上，沒有出現達爾文進化論描述的那樣，存在與瘧疾中的氯奎抗性一樣複雜的突變。」

請記住，上面我們所討論的產生氯奎抗性的複雜度只是兩個特定的胺基酸發生變化。而要從猿人「進化」到人類，究竟需要多少個胺基酸變化呢？

2004年發表在《分子生物學與進化》（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論文估計，人類和黑猩猩的分化發生在400～600萬年前。從那時起，有147個胺基酸的變化促成了人類特有的特徵。

如果在宇宙的歷史上，要實現猿人身上的兩個特定胺基酸變化，都不可能通過隨機突變來實現的話，那麼147個胺基酸變化就完全不可能以這種隨機突變的方式發生。

從愛滋病毒到進化的邊緣

在《進化的邊緣》一書中，貝赫研究了一個極端案例，即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也稱為愛滋病毒，以便探索進化的邊緣問題。HIV的形態是最簡單的生命形式，其變異速度比細胞快一萬倍。「愛滋病毒的變異速度達到了進化的極限，達爾文式的進化不可能比這再快了。」

對於瘧疾生物惡性瘧原蟲來說，實現氯奎抗性的雙點突變，全世界每年只發生一次；但對於愛滋病毒來說，在每個愛滋病患者身上每天都會發生一次。自從幾十年前在人體中首次被發現以來，愛滋病毒「所經歷的突變，比自開天闢地以來所有細胞經歷的突變都要多」。

換言之，就像按下快進鍵一樣，在過去幾十年裏發生在愛滋病毒上的事情讓我們看到了在過去數億年裏通過隨機突變可能發生在更大生物體上的事情。

然而，研究表明，自從幾十年前在人類身上發現愛滋病毒以來，「（愛滋）病毒根本沒有發生過重大的基本生化變化」。無論是否突變，該病毒總是與病人免疫系統中相同的蛋白質結合。數以億計的突變都在玩同樣的把戲：改變其蛋白質的形狀，使藥物無法粘附並摧毀病毒。

對瘧疾生物和大腸桿菌的研究產生了同樣的觀察結果。

貝赫有信心認為，「我們目前掌握的瘧疾和愛滋病毒的結果廣泛地代表了所有生物體的可能性」，因為「在一個顯著的程度上，所有的生命體均使用非常相似的細胞機制」。

現代生物化學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生命的秘密，這是達爾文和他的同時代人所無法想像的。細胞不是恩斯特·海克爾認為的「簡單的含有碳分子的蛋白質小團」，而是一個複雜而極具協調性的「工廠」，具有複雜的結構及其功能單元之間驚人的通訊和協調。

在其於2006年出版的《達爾文的黑匣子》（Darwin’ Black Box）一書中，貝赫博士描述了呼吸道上的纖毛、幫助切開的手指癒合的血凝過程以及細菌的鞭毛等一些迷人的機制。在顯微鏡下，這些機制的複雜性毫不遜色於任何現代的機器或工業工廠。

進化被認為是現代生物學的基礎，但根據貝赫的說法，「如果你搜索關於進化的科學文獻，如果你把搜索重點放在分子機器（molecular machine，也稱為納米機器[anomachine]）——也就是生命之本——如何發展的問題上，你會發現一種怪異而完全的沉默。生命基礎的複雜性使科學對其進行解釋的嘗試陷於癱瘓；分子機器對達爾文主義企圖無所不在的影響力製造了一個至今難以逾越的障礙。」

的確，如果您不能指望通過「自然」來把一堆零件自動組裝成手錶，那麼這些不可簡化的複雜系統就無法在沒有智能參與的情況下實現。

至於進化論的可為與不可為之處，貝赫認為：

「著名的遺傳學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从原文中找）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論斷，即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個『修補匠，而不是一個工程師』。他所言極是。修修補補意味著尋找快速修復，尋找暫時奏效的功能，其實就是支離破碎、胡亂拼湊的變化，就像使用口香糖和膠帶來修理機器，或者是通過燒燬橋樑、砸毀鎖頭來阻止外來入侵者，或者通過對字母、單詞、段落和章節進行隨機和胡亂的變動來『改進』文本。

「如果達爾文主義只是一個修補匠，那麼就不能指望這種進化能夠產生連貫的協調的系統，這個系統需要多個獨立的部件為了一個明確的目的而協調配合，共同效力。

「構建生命的主要特徵，包括分子機器、細胞、基因的機理以及其它的生命特徵，都是有目的的設計而成。達爾文式的適應和調整所能起的作用，就是填補這個宏偉建築的一些邊邊角角而已。」

化石：展示抑或不展示？

所有的化石都支持進化論嗎？不是的。

然而，並非所有的化石都被平等對待。那些被認為支持進化論的化石在沒有經過認真審查的情況下得到了推廣；那些與進化理論相矛盾的化石則被壓制和詆毀。有時，化石是偽造的，或由不同的物種拼湊而成。

1993年，邁克爾·科瑞莫（Michael A. Cremo）和理查德·湯普森（Richard L. Thompson）合著的《被禁的考古學：遭隱藏的人類歷史》（Forbidden Archeolog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一書出版，該書對支持和反對人類進化的化石記錄進行了細緻的研究。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此處重點探討古類人猿和現代人類之間的「缺失環節」，即所謂猿人的化石上。這些被廣泛認為是「人類進化理論正確性的一個重要證據」。

自19世紀以來，一些化石被認為是屬於猿人，也就是所謂的「缺失環節」。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東非的露西猿人（Lucy）、印度尼西亞的爪哇猿人（Java Man）和中國的北京猿人（Beijing （Peking） Man）化石等。

學校課堂裏教師篤定的語氣和博物館裏生動的骨骼重建模型令學生和遊客們相信這個「缺失環節」已經找到。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些化石是多麼的支離破碎，科學家們是多麼的眾說紛紜各執一詞。

露西猿人被認為大腦與黑猩猩大小類似，但能直立行走。露西猿人具有重要價值，因為她可能是顯示人類祖先在其大腦達到現代人類的大腦大小之前就開始行走的進化證據。然而，一些科學家並不同意露西直立行走的說法。

與之相反，他們認為露西只是猿類而已，利用強有力的手臂在樹上蕩來蕩去。1983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科學家對此課題展開的激烈爭論。露西可能只是一隻猿，這使得她作為猿人，或者「缺失環節」的地位受到廣泛質疑。

圍繞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的爭議也記錄在《被禁的考古學》一書中。當爪哇猿人在19世紀90年代被挖掘出來時，只發現了一個頭蓋骨、一顆牙齒和一根大腿骨。事實上，大腿骨還是一年後，在頭蓋骨發現地的45呎外發現的。發現者、荷蘭考古學家尤金·杜布瓦（Eugene Dubois）認為，這三塊骨頭來自黑猩猩。但在與恩斯特·海克爾溝通後，他開始確信這是一個「缺失環節」（猿人）。

1895年，當杜布瓦在歐洲展示他的考古發現時，他從科學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反饋。一些人支持「缺失環節」（猿人）的說法，一些人認為這是一個人類，一些人認為這屬於猿類，還有一些人懷疑大腿骨與頭蓋骨和牙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係。這種爭論持續了數十年。

20世紀30年代，繼續在爪哇進行考古研究的荷蘭人類學家馮·孔尼華（von Koenigswald）獲得了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卡內基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ion）的資助。據《被禁的考古學》一書透露，進化論是卡內基研究所最重要的興趣領域之一，因為進化論是影響人類哲學和信仰的核心。馮·孔尼華利用他從當地人那裏收集和購買的30塊碎片構建了一個頭骨，並將其送給了杜布瓦。

當時，杜布瓦已經得出結論，爪哇猿人是長臂猿的後裔，是與人類無關的猿類物種。他不支持馮·孔尼華的頭骨構建行為，並指責他弄虛作假。然而，杜布瓦的意見不再被外界認真對待。隨著進化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爪哇猿人和馮·孔尼華的頭骨模型都被尊稱為人類的祖先。

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北京周口店進行的北京猿人考古挖掘工作得到了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到1927年，考古團隊在只發現了三顆牙齒的情況下，就宣佈發現了一個新的人類祖先。由於證據實在是太缺乏，這個聲明受到了一些科學家的批評，但挖掘和宣傳的資金仍在繼續。

後來在周口店發現了一些頭骨和其它碎片，還有使用火的痕跡和一批石製和骨製工具，顯示出「對相當複雜的製造工藝的掌握」。許多科學家懷疑，「北京猿人」的大腦如此之小，不可能製造出精美的工具並使用火。它可能「只是一個被智人（即人類）獵食的猿類」而已。

可能所有的「缺失環節」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戰。有些被發現是錯誤的，或根本就是騙局。

例如，有科學家根據1917年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發現的一顆牙齒，就宣佈發現了「內布拉斯加猿人（Nebraska Man）」，並認為這是「北美洲的第一批高等靈長類動物」。後來，這顆牙齒卻被證明是來自一隻已經滅絕的豬。

皮爾敦猿人（Piltdown Man）是1912年在英國發現的一個聲稱的「缺失環節」（猿人），40年後，皮爾敦猿人被確定為由猩猩和現代人的骨骼拼湊而成的贗品。BBC稱其為「英國史上最大的騙局」。然而，在這個贗品被曝光之前，連同被過度炒作的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皮爾敦猿人已經成功影響了公眾輿論，使公眾普遍接受進化論是一個真實可信的理論。

從充滿爭議的假說到正統的觀點

1989年，杜尼森（L. T. Theunissen）所著的《尤金·杜布瓦與來自爪哇的猿人》（Eugene Dubois and the Ape-Man from Java）一書出版，書中詳細闡述了圍繞進化論的早期爭議。

英國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是進化論的共同作者。然而，他並不同意達爾文的人類進化觀。他不相信人類的思想可以通過自然選擇來發展。在他的晚年，他認為人類的起源是出於「一種超級的、有目的的力量的引導」。

雖然19世紀末許多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對進化論持謹慎態度，並將其視為一種需要檢驗的假說，但一些唯物主義者狂熱地宣傳進化論，以便將宗教從社會中剔除，來證明人類只是另一種動物。這其中包括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英國生物學家，綽號「達爾文的鬥牛犬」）、恩斯特·海克爾和卡爾·沃格特（Carl Vogt，德國動物學家，以鄙視宗教著稱）等。經過幾十年的激烈爭論，唯物主義者在1880年後佔了上風。這可能是由當時的親社會主義大潮造成的。

顯然，進化論是20世紀之交獻給萌芽中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禮物。這些人在許多知名基金會的支持下，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推銷進化論。

1925年美國發生了備受關注的斯科普斯猴子審判（Scopes Monkey Trial）案件，該案件就是由左派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簡稱ACLU，總部位於紐約，大型非牟利組織）資助的，以挑戰田納西州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人類進化論的法律。其中，虛假的皮爾敦猿人被用來證明人類是由進化而來。雖然進化論者在審判中敗訴，但其作為宣傳噱頭的真正目的已經達到。進化論和宗教之間的衝突被置於社會的中心，格外引人關注。

在狂熱的宣傳之下，進化論思想逐漸主導了公眾輿論。1968年，美國最高法院撤銷了阿肯色州一項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人類進化論的法律。此外，1987年，最高法院裁決反對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項法律，該法律要求如果在公立學校教授人類進化論，就必須同時教授神創論。

最後，假說成為了正統。隨著近幾十年來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的發展，人們發現達爾文的許多原始陳述並不成立，但其核心思想卻被許多人緊抱不放——上帝或創世主和人類的起源毫無關係。

由於進化論的存在，真正信神的人越來越少。許多人認為動物本能是人類最深層的本性，人類可以不受道德約束，放縱自身慾望。他們已經失去了謙卑，認為人類可以成為宇宙規則的制定者。對他們而言，只要「感覺良好」，一切都是正確的。為甚麼二加二不能等於五？為甚麼男人不能成為女人？為甚麼有些人不能隨心所欲去搶劫或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