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周五（6月25日）刊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專欄文章說，在中國共產黨漫長的歷史中，它現在遭遇合法性危機挑戰，時刻擔憂被解體。
他表示，不管中國共產黨在7月百年慶時如何對外標榜成就，但它內心深處仍是焦慮的——中共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是「作為一個執政黨，黨的自我利益與它為中國制定的長期目標之間存在明顯矛盾」。
黎安友說，中共宣佈到2049年，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社會主義國家」，但一個高度發達國家的公民不可能接受中共現在的這套幼稚化管控，更遑論中共已成為一個越發專制的政權。
黎安友用了大量篇幅來回顧中共百年來釀造的災難以及如何僥倖逃脫、走到今天。
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時，在當時那個被洪水、饑荒、軍閥主義和腐敗蹂躪的國家，共產主義是許多競爭性政治力量中最沒有希望的。
他們於1927年在上海煽動了一次產業工人起義。隨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迅速鎮壓了這場起義，並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清洗共產黨員。毛澤東作為黨的普通領導人決定嘗試一種不太正統的策略，他在上海西南600英里處的一個山區發動了一場農村叛亂。不久，蔣介石的軍隊包圍了毛澤東的部隊，把他們趕出了根據地，共產黨開始向遙遠的西北地區延安進行「長征」逃亡，損失巨大。
紅軍到達延安後，該黨標榜自己是代表社會各層人民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力量，吸引許多知識份子來延安，接受毛澤東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培訓。
二戰結束後，隨著日軍撤出中國，毛澤東的農民軍在蘇聯的幫助下，把因為抗日已疲憊不堪的蔣介石軍隊趕出了中國。
黎安友說，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儘管很少有人相信甚至理解馬克思主義或毛主義，但大多數中國人當時對共產黨的統治充滿熱情。為了維護政權，中共圍繞毛澤東建立了一種人格崇拜，將毛推崇為推動中國走向自力更生和繁榮的精神領袖。
旋即，毛澤東將中國拖入了一系列災難。中共篡政僅一年後，毛澤東就派兵介入韓戰，死傷近百萬。
1958年，他發動了「大躍進」，造成3000萬至4000萬人在大饑荒中死亡。1966年，他啟動「文化大革命」，導致多達1億人失去工作、健康或生命，也幾乎摧毀了中共這個組織。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不久，他的遺孀和三個政治盟友就被逮捕，作為「四人幫」接受審判，為毛澤東承擔發起「文化大革命」的罪責。
在毛澤東去世的時候，中國的生活水平還不如日本入侵前的1930年代好。普通老百姓的最高期望就是「三大件」—手錶、單車和收音機。
為了挽救黨，繼任的領導人鄧小平從階級鬥爭轉向現代化。1978年，他搞起了「改革開放」，在最初10年裏，中國經濟達到8.6%的年增長率。
但中共只放開了經濟，政治領域始終沒有同步放開。鄧小平提出的堅持維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允許任何人質疑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人民民主專政或共產黨的領導。
到1988年，改革開放導致通貨膨脹和腐敗加劇，同時中國人接觸到的西方政治價值觀也讓他們思考中國的未來。1989年，中共再次陷入困境。那年春天，數以千萬計的公民在全國三百多個城市舉行民主示威，還有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6月4日，震驚中外的天安門屠殺發生，同時伴隨著全國範圍的逮捕，而至今被屠殺的抗議人士死亡人數不詳。
黎安友沒有提及1989年—2012年間中共政權製造的新危機。但在這個時間段，伴隨屠殺上台的江澤民背負血債，更加強調全民向錢看，依賴經濟繁榮和物質享受掩蓋道德敗壞。尤其是中共在1999年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鎮壓，動用整個國家機器、開足馬力的迫害，註定了中共將從內部開始瓦解它自己。
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時在黨代會上說：「黨內有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黨員和幹部的腐敗和受賄、與人民脫節、過份強調形式和官僚主義等問題。這些問題必須下大力氣解決。」
習近平依靠結合新舊戰略——強調民族主義以及影射外國懼怕中國強大——重新確立了黨的統治權。
他恢復了毛澤東的舊戰略，再次注重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紀律。在大量中共宣傳中，習近平被描述為無所不知、仁慈、面帶微笑的聖人，準確無誤地引導中國走向不可避免的歷史性偉大。
黨員們舉行理論學習儀式，認真記錄習講話，背誦習著作中的內容。學術界被要求在教學中必須遵從黨的路線，而媒體則熱衷於宣傳官方意識形態。
儘管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以及數百萬中國人每年出國旅行或學習，但中共政權仍牢牢控制著中國大陸的信息傳播。大多數中國年輕人都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發生了甚麼。
黎安友解釋說，每一個思考政治的中國人都知道挑戰中共政權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到現在，隨著中共政權開始部署複雜的技術控制方法，如面部辨識和跟蹤公民日常行為構建「社會信用系統」，挑戰變得更加危險。
亞洲晴雨表調查比較了亞洲14個國家的公眾態度，發現中國與越南和新加坡一樣，民眾對政府機構的公眾信任程度最高。
黎安友質疑說，既然如此，為甚麼習近平政權還要對維權律師、女權主義者、勞工活動家、獨立公民社會團體、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發表批評意見的人、地下基督徒以及像馬雲那樣的私營企業家進行嚴厲的打擊？為甚麼它還要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新理論，使法制完全服從於黨的控制？
在中共內部，黨員們也面臨著越來越高的紀律要求和服從中央的權威要求，否則就會被以腐敗之名被清洗。
另一方面的調查顯示，受過教育的年輕城市人群越來越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一個更有反應的政府。
亞洲晴雨表調查（2014—2016年在中國進行）顯示，約佔21%的城市居民，受過一些中等教育、有足夠家庭收入的受訪者，他們對政治制度的運作方式表示不滿的可能性幾乎是非中產階級受訪者的兩倍，對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可更是超過兩倍。
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這些趨勢。它認為，大量的中國公民容易受到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影響。所以，它制定的解決方案就是更加嚴厲地打擊西方意識形態，並將任何異議跡象視為政治解體的開始，同時也距離中國本該進行的社會和經濟變革越來越遠。
「中國（中共）的政治制度自上一朝代滅亡以來，已經有一個多世紀，這一朝代還沒有結束。無法預測這個制度何時以及如何演變，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僅靠鎮壓無法讓中國人民永遠保持沉默。」黎安友最後總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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