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維京：4·25 我被朱鎔基帶進中南海

1999年那年孔維京49歲。她在北京一家工商銀行下面的分理處做儲蓄宣傳、調研工作，職稱是經濟師。她是個膽小而內向的人，做夢都沒有想過有一天她會成為總行行長都知道的人物，甚至驚動了前中共黨魁江澤民。

這一切都是因為1999年4月25日那天，孔維京被時任總理朱鎔基帶進了中南海。她作為修煉法輪功而身心受益的億萬人中的一員，在去中南海（國務院信訪局）上訪的時候，碰巧站在了中南海西門信訪局大門正對面的人行道上，被走出來向群眾了解情況的朱鎔基隨機點到。

那是一個銘刻歷史的日子。那一天，「法輪功」這個只在中國老百姓之間口耳相傳的佛家氣功的名字一下子被推上了世界舞台；「法輪功學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名不經傳的普通中國人，也陸續被置於聚光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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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膽小懦弱到挺身而出

孔維京從小就是個膽小怕事的人，在公共場合從不敢說話；小時候別人罵她一句甚至一瞪眼，她就會嚇哭。凡事她都躲遠遠的，在公共汽車上，看別人吵架，她心裏都慌得砰砰跳。

所以，當維京第一次看到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法輪》的時候，她先被作者的坦率和膽量震住了。她心想：「這個氣功師怎麼這麼坦誠、實在、正派，敢把這些『封建迷信』如此直白地寫出來，還講『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這不和共產黨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直接對立嘛，將來這共產黨搞政治運動時，不就成了挨整對象嗎？為甚麼這個人不顧個人安危寫出來這些呢？不怕給自己招來麻煩嗎？」

她說，別的氣功師都是甚麼道理也不講，就說「天機不可洩漏」，既可增加神秘感，又沒有政治風險。她感到法輪功的師父完全是為學員負責，把高深的道理都講出來了，這是無私和實力的體現。

維京的第二個感受是，「法輪功簡單易學，至少讓人學會做一個好人。」法輪功的師父講了很多關於生命和宇宙的深奧道理，而且說要重德、要為善，最後達到完全為了他人的境界。雖然標準很高，但句句都說在她的心坎裏。

「師父說，只要修心性，功就在長；還說，24小時法煉人……師父真是說到做到，我身上發生了很多奇蹟。」維京回憶，她花兩晚時間看完了書，結果，常年的胃痛就消失不見了。原來她胃裏有個硬塊，一疼起來就受不了。她這還沒煉功，病就好了，再也不疼了，硬塊也消失了；並且所有的病如腎盂腎炎、風濕病、坐骨神經痛等都好了，她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我還沒煉呢，還沒見過師父呢，師父就把我的病根拿掉了。」

從此，盤踞在她腦中幾十年的頑固的無神論觀念就土崩瓦解了。她無病一身輕。從那以後至今二十六年來她告別了醫藥、告別了病痛。

維京的最大變化是在精神上。因為找到了人生真諦和方向，她變得無懼無憂，膽子也大了起來，她說就像一首歌裏唱的「因為走上了神指的路」。

1999年4月24日晚上，當維京聽到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抓的消息的時候，她沒有片刻猶豫，她決定去信訪局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她想到了「六四」時長安街上發生的一切。她決定穿上銀行的工作制服、帶上工作證，以證明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早晨，她就去了中南海信訪局。

中國人講「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又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維京覺得，師父給她這麼多寶貴的東西，告訴她人生的目的，教她做人的道理，而且還不要一分錢，只要一顆真修向善的心，「在這麼偉大的師父、偉大的法受到污衊時，能不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嗎？」

被朱鎔基隨機點出走進中南海

1999年4月初，時任政法委書記羅干的連襟、曾多次誹謗過法輪功的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一份期刊上再次刊登污衊文章，當地法輪功學員前去澄清事實。4月23、24日天津公安毆打並抓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消息傳出後，京津地區的部份法輪功學員前往國務院信訪局上訪。

4月25日早晨7點多，孔維京來到了府右街。除了一塊兒來的一位北大退休教授和一個不識字的鄰居老太太外，那天她還看到了一位知名演員，大家都認出了她，紛紛和她打招呼；她還看到了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穿著軍裝的現役軍人都站在人群中；她碰到了一個從北京遠郊延慶來的七十多歲老大爺，一問之下知道，老人是連坐車帶走路連夜趕來的；她還遇到了一個從房山來的年輕母親，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女兒；站在她前面一排的是兩個人民大學的大學生談過話……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社會上的普通一員都在4月25日這個休息日裏來到國務院信訪局，要跟政府說出他們的肺腑之言。人們三三兩兩地安靜地站在人行道上，沒有佔車道，也沒有佔盲道。

隨著人數越來越多，維京看見警察分別從南北方向領著法輪功學員走過來，讓分散站立的學員們連到一起。大約快8點的時候，站在裏面第二排的孔維京剛要坐下煉功，忽然聽見前面響起了一陣掌聲。她趕快站起來，往前一看，就見總理朱鎔基正從中南海西門內走出來。朱鎔基身邊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大步流星地穿過馬路來到法輪功學員面前。

朱鎔基一停住腳步就連聲問：「你們為甚麼要到這裏來？你們有甚麼要求嗎？」

大家紛紛回答道：「我們要煉功。」「我們要修煉。」

朱鎔基緊接著問：「誰不讓你們煉功？我有批示，中央有三不政策。」

人群中有人大聲回應說：「我們沒有看到。」「天津抓人了。」

朱鎔基又連聲問道：「是誰讓你們來的？誰是你們的代表？你們有沒有代表？讓代表來和我談。」

大家都說是「自己來的」。

朱鎔基說：「你們這麼多人怎麼和你們談？你們讓代表來跟我談。」

這時有人舉起手說：「我可以代表自己。」大家也都紛紛舉起了手，發出一連串的回答聲：「我代表自己。」「我也代表自己。」……

朱鎔基隨手指了指，說：「你、你、你，你們可以進去和我談談嗎？」維京一看他點了自己，就回答：「可以！」隨後她走出人群，和另外兩個人跟著朱鎔基走進了中南海西門。

朱鎔基的隨行人員立即問他們三人：「哪個單位的？叫甚麼名字？電話號碼多少？」

維京回答說：「海淀區辦事處東昇路分理處。」她聽到另外一人說是某大公司的會計，另一位是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研究生。

朱鎔基邊走邊交代手下的人說，讓信訪局的某某某局長和中辦的某某某主任到這裏來。隨即他們三人被帶進了西門內北側的一個掛著「接待室」牌子的房子，朱鎔基就離開了。

不久來了兩位領導，拿出小本子開始了解情況。他們就把天津發生的情況說了一遍，提出三點訴求：一、立即釋放天津被抓的45名學員；二、公開出版發行《轉法輪》等大法著作；三、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煉功環境。

為了讓信訪局的領導全面了解法輪功的修煉內容，孔維京提出再出去找些更多已出版發行的法輪功著作。經同意後，她就從中南海西門出來，走到馬路對面的法輪功學員們面前，說明了情況，大家就紛紛把手中正在看的或者書包中帶的法輪功書籍遞了過來，她就帶著六七本書和一封「永遠不參與政治──部份老學員的聯名信」折返回去。

等她再回去的時候，她發現又多了一名法輪功學員，說是航天部二院的。在詢問了情況後，兩位領導說，情況會儘快反映上去，但是還要經過中央研究以後才能答覆大家。希望他們出去後轉告外面的學員，讓大家都先回去，不要長時間在這裏聚集。並且說「北京是首都，你們都是北京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要注意維護北京的國際形象和世界影響」等話。

之後維京就和其他幾個人出來了。向大家轉達完情況後，她就又回到原先所站的人群中去了。又過了幾個小時，她看見他們前面的馬路沿下面出現了全副武裝的士兵，站在第一排的學員就站在槍口下，但是大家沒有一個人驚慌，人群沒有一絲波動。後來，不知甚麼時候那些端著槍的軍警撤走了。維京和大家一樣，一直等到了晚上9點多，聽說三點訴求都解決了之後，她就回家了。

「整整十幾個小時，無論是在府右街、文津街、西安門、北海還是長安街，上萬名法輪功學員撤去後，沒有留下一張紙片，連執勤警察扔的煙頭都給撿起來了。」維京說，「後來中共說甚麼『法輪功圍攻中南海』『中央領導人根本沒出來』等等，都是為打壓找藉口的彌天大謊，在真相面前根本不堪一擊。」

「4·25」之後，孔維京這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工商銀行掛了號。她聽人說，江澤民直接點到總行的人，喝斥道：「你們工商銀行還有人去！」

「4·25」之後不到兩個月，中共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鎮壓。在那些黑暗日子裏，維京和大陸的法輪功學員一樣，被監控、被抓、被停發退休金，家人也受到牽連和騷擾；為使家人不被株連，她不得已與相濡以沫的丈夫離了婚，離婚證上的日期就是第二年的7月20日。在之後的十多年中，一想起曾經溫馨和睦的家她就會流眼淚。

儘管中共的鎮壓手段異常殘暴，維京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她說，她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做的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如果說『4·25』之前我煉法輪功是為了自己祛病健身的話，那麼在『4·25』之後，我做的就不只是為個人的事情了。」她說，「尤其在現在社會道德煞不住閘地往下滑的時候，不講人性不講良心的事情層出不窮、怵目驚心，法輪功學員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在救人，因為只有『真、善、忍』才能給人類帶來希望。」

今年的「4·25」又快到了，孔維京在回憶22年前的這樁往事時，也想起了當年帶他們進入中南海、後來圓滿解決上訪事件的朱鎔基。她希望朱鎔基能在有生之年，將「4·25」的真相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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