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頭條】父子參與中大理大保衛戰 一家五口逃亡美國

李姓父子在墨西哥的一間酒店接受了大紀元的電話採訪。（受訪者提供）

4月9日，帶著一家五口流亡海外的李先生，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接受《大紀元》記者的電話採訪。他與家人因警方加速拘捕「反送中」參與者，擔心遭秋後算賬，不得不選擇流亡，赴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李家大兒子16歲，二兒子14歲，都曾與父親一齊參與反送中運動，最小的女兒只有5歲，便要隨家人輾轉踏上流亡他鄉的路⋯⋯

父子「理大」突圍遭警方拘捕

2019年11月17日，警方包圍理工大學紅磡校區，李先生16歲的長子Alan因與朋友參與反送中運動在理大校園內被困。11月18日，李先生進入學校尋找兒子，並帶出了8名比Alan年紀更小的青年。

2019年11月19日，警察拘捕想離開理工大學的人，當時被捕人數眾多。（余天佑／大紀元）

香港理工大學衝突被視為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最大的人道危機，抗爭者與警察的對峙、抗爭長達16天。最後有1,377位成年抗爭者遭拘捕，318位未成年抗爭者被要求登記身份及個人資料，成為運動中單日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天。

回憶起當時的情境，李先生仍心有餘悸。11月18日抗爭者持續被圍困，李先生進入學校帶兒子回家。雖然他們一家人都是「黃絲」，但身為父母，還是很擔心小孩的安危。李先生說：「外面都被封鎖了，小朋友都很怕，很多都比我個仔年紀小，我可以帶多少就帶多少出來，最後帶了8名後生仔一起離開。」

為了突破警方包圍，抗爭者以垂降下天橋、爬下水道等方式離開校園突破封鎖。李先生帶著幾名青年趁夜避開警察，但下了天橋就遇上警察並被直接拘捕。他們雖然沒有被打，但卻不斷遭言語恐嚇。

2019年11月18日李先生（著紅衣）與兒子從理工大學突圍時被海外媒體攝下的畫面。（李先生提供）

Alan說：「警察恐嚇要殺了我棄屍大海。從北角警署送去法庭的時候，他們（警察）用力推擠我們（遭拘留的抗爭者），拘留時也一直被罵。」他認為香港警察已經無法無天，比黑社會還恐怖。

李先生夫妻倆都很支持「反送中」運動，雖然擔心兒子走上街頭的安危，但還是選擇尊重小孩，李太用電話追蹤兒子的位置，確保Alan的安全。理工大學突圍那晚，李太發現父子倆從理工大學離開後，超過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移動過位置，就知道他們可能遇上警察了。

長子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自2014年「雨傘革命」港人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直至2019年「616反送中大遊行」200萬人上街，李先生一家人始終不曾缺席香港的每一次公民運動。李太說：「見到今日香港的情況，真的很傷心。看到很多年輕人被打，我們也與小朋友討論過，要他上街一定要照顧好自己的安全。」

李先生通常是參與「反送中」活動的後勤支援，他工作下班後會利用時間參與行動。而Alan則是多次站在「反送中」活動衝突的最前線。儘管戴了防毒面具，仍被催淚彈燻得又辣又刺痛，他說：「我們在現場看到警察丟下來彈殼，發現都是中國製造。因為彈頭上的接縫，可以看到焊接紋路，如果是外國的催淚彈彈頭不會有接縫，而且很多子彈都已過期。」

Alan回憶自己遭遇過最恐怖的一次事件是被警察圍堵。約五十幾名手足被逼進某條小路，警察不間斷地射擊催淚彈、胡椒子彈、以及橡膠子彈。而他們前面只有一個人可以退出去的路口，警察就在路口不斷地攻擊，只要突圍就會遭警棍亂打。Alan最後與另兩名友人躍過花槽、翻過欄杆，逃出警方包圍。不過，就留下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每晚失眠、做惡夢，甚至出現片段失憶的症狀。經過心理醫生諮詢、治療，約過了三個月後才逐漸康復。

Alan在抗爭運動後期還去學習、考取了醫療急救執照，因為前線抗爭常需要及時的醫療救護。他說：「我們有很多人骨折，還有催淚彈造成的傷害。」他還發現前線的女生也很多，甚至比男生還勇敢，總是奮不顧身地回頭去救人。

反「國教」走上抗爭路

1999年，李太從中國大陸移民香港，此前她的父母一直都在香港工作。李太說：「我小時候不覺得香港與大陸有甚麼差別，但到了香港就會產生比較。其實沒有小孩前也都覺得差異不大，但遇到教育問題，真的就發現香港教育還是比較好。」

李先生說：「其實別人告訴你，你也不見得會相信，真的是要自己去發現差異。」他舉例，在香港，人們碰到陌生人跌倒，都會主動去幫扶，對方還會謝謝你；但若在中國大陸，人們則會擔心被碰瓷、被訛錢，看到路人跌倒，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

香港的生活經驗，讓李先生開始意識到共產黨有多糟。他說：「你（中共）做得好，誰會反你呢？」

李先生因不希望子女接受「國教」，而走上香港公民抗爭之路。他說：「中共要將『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那套教給孩子，歌頌『共產黨好』的洗腦教育，讓香港人很反感。」

李先生有三個孩子，大仔16歲，老二14歲，最小的才5歲，為了下一代的教育與將來，他站出來反對港府推行的「國教」，也開始關注香港社會議題。

「國教」讓李太憂心忡忡，她說：「很多人見到中國社會『發達、富裕』的假象，被潛移默化地騙了。」她認為所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都是中共政府的洗腦政策。

李先生原籍廣東，2009年結婚後移居香港。他開始閱讀過去在中國無法涉獵的歷史書籍，漸漸發現自己從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假的。過去李先生一直以為是共產黨打贏日本，國民黨在拖後腿，後來才明白事實完全相反。

李先生表示，（國安法之後）老師若在上堂時講真話，批評共產黨，批評政府的政策會被舉報，被中共喉舌針對，在壓力下只能宣讀課文；而「愛國教育」等中共意識形態被通過中聯辦控制的教科書商灌輸給學生，某些內容和大陸的教科書已經很相近，有些內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的英文學校也不似過去那樣多，雖然大部份是粵語授課，但在一些普教中的學校，學生們上中文課便要說普通話，香港的本土文化逐漸被侵蝕。

「踢保」流亡與期待香港重光

李先生與長子Alan都有遭警方逮捕的紀錄，「踢保」後仍隨時有可能遭警方起訴。所謂「踢保」是指疑犯拒絕保釋，警方需於48小時內決定是否落案、起訴相關人士，否則疑犯就不需再續保和到警署報到；但「踢保」並非無後顧之憂，警方仍可繼續調查該案件、起訴疑犯；踢保的疑犯難以預計自己何時被起訴，一般而言，警方若將起訴疑犯，會在報到、續保時告知對方。

因為警方拘捕了大量參與運動的抗爭者，沒有餘力和人手可以調查，所以有很多人選擇踢保。李先生說：「但警察可以慢慢調查案件，隨時捉人，我們只是暫時被釋放。」

《國安法》施行後，香港人人自危，李先生擔憂之後可能無法出境，甚至會與自己的長子一齊被判刑，所以被迫舉家離開香港。47歲的他哽咽道：「香港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們房子剛裝修，所有的傢俬都是新的。其實我們真的很不想離開香港，我們真的很捨不得。」無奈苛政猛於虎，面對中共與港府的惡勢力，李先生只好開始計劃出逃、流亡。

李先生說：「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了，現在的香港根本就是一國一制，不存在一國兩制。香港的行政、司法都不再是獨立機關，紀律部隊已淪為政權打手。香港已不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據李先生所知，目前香港前往英國的航班已遭重點盤查，有很多便衣警察在監視，他擔心自己與家人已在黑名單上，無法上飛機，加上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等各種因素考慮，最後選擇借道墨西哥進入美國尋求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