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實際上已經開發了這些方法來無形地影響人們，因為他們對我們、我們所看的東西、我們的觀點和興趣以及我們的喜好和厭惡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如此了解，以至於他們正在建立模型來改變我們的政治觀點。我們看不見，我們被蒙在鼓裏。」阿盧姆博卡哈利（Allum Bokhari）說。
大型科技公司究竟是如何影響用戶的政治信仰的？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訪問調查記者博卡哈利。他是《#刪帖：大型科技公司抹殺特朗普運動和竊取大選之戰》（#Deleted: Big Tech's Battle to Erase the Trump Movement and Steal the Election）一書的作者。博卡哈利對大科技公司的內部人士進行了大量採訪，以更多了解矽谷科技巨頭如何影響用戶，甚至選舉。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阿盧姆博卡哈利，很高興你能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大科技公司控制信息、 影響大選且不被追責
博卡哈利：很高興能上你的節目。
楊傑凱：我要說，阿盧姆，你寫了《#刪帖》這本非常、非常耐人尋味、非常及時的書。我想請你告訴我——其實你在這裏審視的問題有很多。其中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大科技公司的審查，這中間既有看得見的審查制度，也有你所說看不見的審查制度。但很多人心中的一大問題——你詳細審視了這個問題——就是這一切和我們的選舉過程有甚麼關係？我們從這個問題開始。
博卡哈利：正如我在書中所涉及的那樣。首先，我要說的是，這本書不僅僅是我對大科技公司的看法，它是根據我對臉書內部的人、谷歌內部的人、對這些公司的發展方向，以及他們對民主政治影響——這是完全不需要負任何責任的影響——感到憂慮的舉報人進行的採訪。對這些公司沒有任何監督。
我的消息來源告訴我的一件事是，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改變了矽谷內部的一切，這些公司內部出現了巨大的恐慌。其中大部份公司——幾乎所有的公司都真的傾向極左——它們沒有想到特朗普會贏。
2016年大選過後，反特朗普最積極的科技公司員工當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力量，去制定反所謂的「錯誤信息」、反所謂的「假新聞」、反所謂的「仇恨言論」的各種計劃。這就是這一切的開始。這種趨勢開始加速。我認為，正如書中所說，其焦點一直在於撲滅特朗普運動，確保2016年（的情況）不會再次發生。
你可以說這是帶有黨派性的誇大之詞。很多人說我的副標題「大科技公司抹殺特朗普運動和竊取大選之戰」是危言聳聽。但如果你看看過去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我認為你不會把它叫做危言聳聽。我們看到這些大科技公司在封殺美國最古老的報紙之一：《紐約郵報》。我們看到它們暫停了白宮新聞秘書的帳戶。我們已經看到它們多次審查總統的帳戶。
它們在幹甚麼非常清楚。它們有自己的居心。沒有任何法規能阻止它們干涉選舉，它們對信息流有強大的控制權。它們有動機使用這種權力。有沒有監管機構阻止它們使用這種權力。我們馬上就要進行2020年的關鍵選舉，這將對美國人被允許看到甚麼、美國人被允許閱讀甚麼有重大的影響。
矽谷環境極左 對用戶實施奧威爾式洗腦
楊傑凱：你已經和許多業內人士、舉報人都談過了。在我們深入之前，你能否舉一個你認為最重要的例子，他們告訴了你甚麼？
博卡哈利：好，我將重點談談我的一個臉書消息來源在書中告訴我的一件事。順便說一下，如果你去看看deletebook.com網站，那兒有一個完整的對此人和矽谷內部其他多人的詳盡採訪錄像。
他告訴我的一件事是，2016年之後，臉書的一個重點就是所謂的「去極端化」工作。臉書被媒體指責說它助長了「極度黨派偏見」（hyper-partisanship，註：指政客不顧提案本身，單純從政黨利益考量，為反對而反對的這種態勢）和「兩極分化」（polarization）的文化。所以我的臉書消息來源告訴我，他們一直在關注那些在臉書上從所謂的「極右翼」走向「中間立場」的人，看他們讀了甚麼、看他們看了甚麼樣的影片。我的消息來源說，他們可以建立一個使用者模型來影響該平台上其他所謂的極右派人士。
當然，這就是矽谷。這是一個極左的環境。這一點連（臉書CEO）馬克扎克伯格都承認，矽谷的環境極左，所以他們對「極右」的定義會和我們不同。我的消息來源告訴我的大體要點是，他們事實上已經開發了這些方法來無形地影響人們，因為他們對我們、我們所看的東西、我們的觀點和興趣，以及我們的喜好和厭惡是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如此了解，以至於他們正在建立模型來改變我們的政治觀點。我們看不見，我們被蒙在鼓裏。
我覺得這是非常奧威爾式的。似乎臉書正在努力開發一種洗腦模式，他們稱之為「去極端化」。當然，這詞聽上去很動聽，讓它聽起來是政治中立的：「我們只是想讓每個人少些『黨派偏見』（partisanship），不要那麼兩極分化。」但我認為，這掩蓋了一個非常陰險的計劃。
楊傑凱：這完全取決於其設想的「中間立場」在「去極端化」努力中的位置。
博卡哈利：正是如此。我曾和臉書的人私下交流過，（那人是）左派臉書雇員。他們說：「『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不是一個政治運動。每個人都應該認同它。我們不認為這和政治有關。」他們在女權主義和所有其它極左事務上都這麼說。所以正如你所說，矽谷所認為的政治中間立場可能與大多數美國人所認為的政治中間立場相去甚遠。
類似中共社會信用體系的谷歌「品質排名」
楊傑凱：好吧！請進一步說說吧！這實在是非常耐人尋味。再跟我說說這種無形的影響是如何運作的。你說臉書創造模型，試圖把人們轉移到這個假設的「中間立場」，而我想這個「中間立場」是臉書的當權者決定的。但這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你是否有一個例子——例如，一個實例——來說明這種無形的審查制度已經在實際中運用？事實上，我知道你有。你能否為我們解說一下？
博卡哈利：很難找到例子。但我們已經看到谷歌——雖然這是一個與臉書不同的公司，很明顯——正在做一件非常明顯的事情，我們已經看到谷歌完全抹去了保守派媒體的鏈接，比如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我們在7月份公佈的資料顯示，與2016年同期相比，布萊巴特新聞鏈接在谷歌搜索的可見度下降了99%。他們已經完全封殺了布萊巴特新聞這個很棒的新聞機構。
我曾在那裏工作了五年。他們（布萊巴特新聞）發佈了我所有關於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獨家新聞。他們刊登了我對特朗普總統的獨家採訪。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這些頭條新聞，你甚至找不到它們，包括我對總統的獨家採訪。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個尚未決定選誰的選民，你想了解更多關於祖拜登或唐納德特朗普的信息，甚至是關於你當地選區候選人的信息，你要是（用谷歌），很可能找不到任何非進步主義、非「主流」、非企業化的媒體。這也是谷歌影響人們的一種方式，因為人們不會認為他們看到的搜索結果是有偏見的。他們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自己要的信息，所以他們的思辨能力並不像他們在閱讀《紐約時報》的故事或閱讀霍士新聞的故事那樣高度警覺。你知道在那些媒體上新聞背後有某種觀點。人們不會對谷歌有這樣的假設，這就是他們如何在無形中影響人們。
楊傑凱：這一點讓我想起了羅伯特愛潑斯坦博士的研究。至少在谷歌方面，他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他在展示搜索結果相對排名的重新排序對用戶是有影響的，特別是有關政治候選人的結果。它實際上會顯著影響人們會如何最終投票。
博卡哈利：絕對正確。他的研究顯示，超過百分之十的未決定選民可能因為搜尋引擎結果而改變立場。這足以反轉一場勢均力敵的選舉，而即將到來的2020年大選將是勢均力敵的。我們確實要看看大科技公司是否能左右選舉，它們肯定沒有隱瞞自己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在過去兩個星期。
但我非常想進入到其隱形審查制度的核心，因為它影響你在互聯網上看到的所有一切。我重點關注它的兩個方面，其中之一我在書中詳細討論了，就是「品質排名」（quality ranking）。
「品質排名」是指你在推特或臉書上發佈的所有內容，你在谷歌上嘗試和輸入的每一個網站，都會被賦予一個祕密分數。而這個分數就是這些平台的算法決定甚麼東西會出現在搜索結果頂部、甚麼會出現在你的臉書、YouTube或推特時間線頂部。大科技公司就是通過這個分數對互聯網上的大量內容進行排序，因為它們必須決定甚麼會出現在你的時間線頂部。它們必須做出某種決定。它們的方式就是「品質排名」。
在過去，「品質排名」曾只取決於一些相當簡單和合理的因素。如果你的網站有惡意軟體和病毒、如果有垃圾郵件或網絡釣魚或其它危險的材料，這會影響你的品質得分。你的網站可能不會出現在接近谷歌第一頁結果的地方。推特和臉書也是一樣——如果你的帖子包含不安全的素材，人們就不會看到。這算是合理的。
但在過去四年裏，它們把各種政治判據也引入到了評分中。現在的算法需要考慮一些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比如它們問，某網站或帖子或YouTube影片是否包含「錯誤信息」或「仇恨言論」或「假新聞」或「陰謀論」。所以現在這個「品質排名」部份是由你是否符合矽谷的價值觀、是否符合統治精英的價值觀來決定的。
我認為，這在我看來，這個系統正變得與中國（中共）的社會信用體系越來越像：你的排名也是根據你對統治精英價值觀的符合程度。這基本上就是矽谷的發展方向。我們真的無法逃避，因為布萊巴特新聞在幾個月前刊登了一個新聞，說所有這些公司在「仇恨言論」的共同定義上正在達成一致。它們在「錯誤信息」和「假新聞」、「陰謀論」上可能也會達成一致。所以即使在替代性平台上也將無法逃脫此劫。
完全放棄原則 臉書封殺亨特「電腦門」信息
楊傑凱：這真的很吸引人。你提到了最近發生的這一整套圍繞亨特拜登電子郵件的審查行為。這很耐人尋味，因為我想甚至臉書的代表公開說，「甚至在事實核查之前，我們就要封殺這個報道」——不管所謂的「事實核查」有多可疑——但在我看來，如你所述，人們根據其價值觀並做出決策似乎（被大科技公司視為）政治上的麻煩。
博卡哈利：是的。順便說一句，臉書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放棄原則了。我們最近發表了一篇報道，揭露出臉書負責內容管制的全球總監安娜馬坎朱（Anna Makanju）曾經是拜登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最高顧問。實際上，拜登與烏克蘭政治高層人士的通話中，她有參與。她還在大西洋理事會任職，她是那裏的研究員。大西洋理事會從《紐約郵報》報道（拜登家族）醜聞中的核心公司——布里斯馬（Burisma）公司——那裏拿了四十多萬美元。讓這樣的人在臉書內部擔任如此高級的職位……順便說一下，臉書沒有對這個故事發表評論。他們完全沉默。他們完全想搪塞過去——這讓我覺得是無可救藥的讓步、徹底的利益衝突。
就像你說的那樣，臉書在過去四年裏花了很多時間來建立這個審查機構處理所謂的「錯誤信息」和「假新聞」、建立這個第三方的事實核查員網絡，他們居然繞過這個系統來封殺這個故事。因為此事，他們甚至受到（左派新聞研究機構）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的譴責，而該研究所認可了他們的第三方的事實核查員。這真的很離譜。即使對於臉書來說，這也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前所未有的舉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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