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提醒民主國家警惕中共的統戰滲透以及大數據收集西方信息的行為。他表示，中共在秘密建立西方人的檔案，用數字手段在海外擴大黨的力量和影響；如果民主國家能強調對等與坦率，就能擊中邪惡的弱點，因為邪惡最害怕真相被公開。
博明10月23日在英國知名智囊「政策交流」用中文發表了題為《貴在坦誠：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講話（中文演講稿點這）。
博明說，信息網絡時代，民主國家正在經歷一場來自專制國家的挑戰。他認為，國家的經濟實力並不是決定這場戰鬥勝負的唯一因素。
博明首先用了18世紀波蘭民主革命失敗的例子。
「提到波蘭失敗的例子有兩個原因：一是提醒大家，民主政府，雖然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和實踐的成果，既非戰無不勝，亦非歷史的必然。二是專制政權對自由社會的干預，不僅沒有江河日下，反而甚囂塵上。」他說。
他表示，跟波蘭相比，美國擁有地利，才得以享有哺育民主憲政求之不得的優良條件；但在信息網絡時代，這種地利已無法讓民主國家抵禦專制政權的侵害。
這位曾經在中國從事多年新聞工作的美國官員說，由於專制政權能夠支配和調動龐大的資源，他們散佈虛假信息、影響西方輿論和認知的能力是不能低估的。
博明在回顧中國國共內戰歷史的時候說，中共之所以能夠戰勝國民黨，除了軍事力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統戰工作，它們自稱「法寶」。中共通過思想滲透和信息操弄，通過拉攏和收買國民黨的精英破壞了國民黨的權力基礎，最終贏得了政權。
「中共領導人把它稱為『法寶』，只要統戰需要，九千萬黨員都必須支持。」他說。
博明說，中共把對付國民黨的一套統戰手段用來對付西方。它們廣泛收集西方公民的各種信息，拉攏腐蝕西方精英，向西方民眾施加影響。
「中共統戰部門幹部的數量是美國國務院外交人員的四倍。」博明說。「中國（中共）外交部負責與各國政府進行外事活動，統戰部則在蒐集它國情報，對海外居民施加影響。他們專門關注外國的精英階層和機構。實際上，統戰人員是集情報、宣傳和心理誘導於一身的通才。」
他解釋說，中共用於心理誘導的原材料就是西方的大數據。「這就是為甚麼中共給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外國公民建立了數字檔案……中共將傳統的列寧主義與強大的數碼監控新工具相結合的宏大部署。」他說。
博明表示，喜歡建立檔案是列寧主義政權的特徵，因為可以用這些資料來進行施壓、勒索、獎懲、威脅、恐嚇、奉承、污衊、分化和征服。
但與以往不同，現在是西方人自己讓獨裁者能夠輕鬆蒐羅到如此大量的私人數據，甚至包括那些從未涉足過中國的西方人也如此。
「我們將知識產權、政府文件和私人生活任意公開，像本攤開的書。我們用智能手機聊天、搜索信息、購物、瀏覽、從事網上金融、導航、社交、宗教信仰到相互傾訴，這些信息的散佈一如倫敦雙層巴士排放的尾氣，使得利用網絡對我們思想和行為的監控易如反掌。」他說。「中國共產黨已經重新安排了舉國部署，用來有效利用數字手段擴大黨的力量和影響。」
博明提醒說，當中共發現它的騙術達不到目的，經常會轉向恐嚇和脅迫。
在談到如何應對中共時，博明提出特朗普總統確立的兩個核心原則：對等和坦率。
「『對等』其實非常簡單，如果它國損害我國利益，我將以彼之道還之彼身。」他說，「『坦率』的概念是，當大家誠實地和公開地談論朋友、對手和自己時，民主制度是最安全的。但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
他引用列根總統的柏林演講，當時的幕僚拚命勸列根刪掉一句話，但列根最終發自內心講出了這句話，並成為他總統生涯中最著名的一句——戈巴卓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博明還提到英國警長Colin Cramphorn的故事。他說：「如果正確辨別邪惡，使它無所遁形，就會發現邪惡其實是脆弱的，甚至是虛張聲勢的。讓邪惡曝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貼上標籤，能使人免受誘惑，擺脫恐懼。」
「邪惡最害怕的是公之於眾的真相。」博明說。
博明畢業於馬薩諸塞州大學，專業是中國研究。畢業後進入新聞界，先後擔任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駐華記者，在中國工作和生活近10年。後來他轉行進入海軍陸戰隊，積累了國家安全方面的經驗。
2017年博明加入美國國家安全團隊，參與起草了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把中國明確定位於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變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20年5月4日，博明在中國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在白宮通過聯線方式參加了維珍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有關美中關係的在線研討會，並用中文發表題為《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的講話。這是美國歷史上白宮高級官員首次全程用中文演說，在華語世界，特別是中國民眾中引起巨大反響，點擊量超過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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