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透視中共的「國際循環」

在國際國內形勢劇變之下，中共近期聲稱作出了一個重大戰略部署：「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中共所稱的「國際循環」，不能侷限於經濟角度，要從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觀察，才能更好地看清中共的動向。

一、沒有「國際循環」，就沒有中共，就沒有中共的今天

自地理大發現起，世界開始形成整體，「全球化」已五百年了。在這五百年裏，共產主義幽靈通過馬克思、列寧、史太林，呱呱落地，既是一種邪惡的理論，又是一種致命的制度，更是一種罪惡的實踐，席捲全球，禍世一百多年。

可以說，沒有「全球化」，就沒有共產主義運動；而「全球化」——統治全人類，正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目標。馬克思講「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社會主義革命在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強調「國際主義」。

之後，無論是列寧提出「一國勝利論」（認為即使是一個落後國的無產階級可以首先發動革命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並能建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堅實基礎，但一國不能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發動十月暴動成功篡政；還是史太林提出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建立的「史太林模式」，其最終目標仍然是「世界革命」。

列寧、史太林「輸出革命」的最重大成果，就是中共竊國。正是藉靠蘇俄（蘇聯）的催生、撫養、扶植，中共政權才能站穩腳跟。毛時代，先是「一邊倒」，投入蘇聯懷抱，進入社會主義陣營；史太林死後，毛要爭當社會主義老大，不僅與蘇聯關係破裂（甚至兵戎相見），還大力援外，援外到了荒唐的程度。

荒唐之一，據官方報道，中國對外援助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從最初的1%上升到1972年、1973年、1974年的6.7%、7.2%、6.3%，超過了國力所能負擔的程度。而同期，廣大中國人民卻還在貧窮中掙扎著，嗷嗷待哺。即使「三年災害」時期，國內餓死幾千萬人，援外也沒停止。

相比而言，當今世界最大的對外援助國美國，據維基百科，2017財政年度，美國國務院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對外援助總額為501億美元（佔全球官方外援總額的24%），僅略高於預算的1%；而該年美國GDP高達19.49萬億美元。

荒唐之二，中共這些外援，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沒有誰能準確說出，中共在援外中到底耗費了多少錢財。這裏舉兩個典型例子。援助阿爾巴尼亞，據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飆透露，1964年～1970年代末，高達9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給當時人口規模為200萬的阿國人每人發了4,000多元的紅包！結果，阿爾巴尼亞獨裁者霍查後來罵毛澤東是「種族主義，要奴役全人類」。

援助越南，鄧小平告訴1976年訪華的李光耀，有200億美元，基本上屬於無償性質的，結果，打了場「邊境自衛反擊戰」。

荒唐如此，中共竟又炮製了一套荒唐的邏輯來洗腦民眾：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援外在政治上、在「戰略」上是有好處的，是「非洲朋友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等等。

毛死後，中共搞「改革開放」，對外援政策進行了調整，力度小了，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還保留著。中共的「國際循環」也從「政治掛帥」轉換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保留「南南合作」的同時又在亞非拉搞「新殖民主義」，但重心卻在於利用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市場和國際秩序，搞「國際大循環」，終於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二、中美新冷戰，中共再嘴硬，「戰略機遇期」卻已戛然而止

毛曾臆斷新的世界大戰將「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鄧小平上台後，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的，搞起了「改革開放」。中共利用西方的幻想和綏靖政策，成功贏得了幾十年的「戰略機遇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稱，21世紀頭二十年「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說法，中共17大、18大、19大報告中都有重申。

但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關係發生歷史性大轉折，尤其大瘟疫的衝擊，使得2020年成為中美新冷戰元年。美國反制中共，在七大領域全面開戰：疫情、香港問題、貿易和金融、科技、軍事、國際政治、媒體。

尤其，從7月21日至8月11日的三周內，特朗普政府向北京密集發射了如下六發「炮彈」，這預示著美國正在加速與中共全面脫鉤：第一、關閉侯斯頓中領館；第二、蓬佩奧推「乾淨網絡」；第三、特朗普簽署行政令，禁中國應用程式TikTok和微信；第四、制裁11名中港高官進行；第五、美國衛生部長代表特朗普訪台；第六、讓不合規中企退市。

這對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中共來說，真是大難臨頭。中共應對無方，死豬不怕開水燙，依舊用謊言來穩定軍心。謊言就來自中共最高層會議。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據喉舌新華社報道，會議認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再睜眼說瞎話，也掩蓋不了中美新冷戰的事實。國際戰略格局向中美兩極對抗迅猛發展，哪還有中共的甚麼「戰略機遇期」呢？！

三、中共將死命硬撐「國際循環」

有論者將「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理解為中共要回歸「閉關鎖國」，這是不準確的。

沒有「國際循環」，就沒有中共，更沒有中共的今天。「改革開放」後，中共的利益國際化了，中共的野心更全球化了。即得利益、膨脹起來的野心，中共放得下嗎？捨得放嗎？而美國開打新冷戰，目的是解體中共，中共能束手就擒嗎？因此，為了利益，為了野心，為了保命，中共是要垂死掙扎的，其基本手段就是「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

從中共的既往政策來看，其死命硬撐「國際循環」，至少有如下幾個要點：

其一，高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支持「全球化」。

從馬克思的「解放全人類」，到毛澤東的「環球同此涼熱」，再到今日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質是一脈相承的。中共十八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說法，2017年和2018年又分別寫進「黨章」和「憲法」。

落實「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的策略是支持「全球化」。中共的「全球化」，在其2019年9月27日發佈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中有全面、系統、具體的詮釋，核心是說「中國（中共）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為其合法性辯護，目的要把中共模式向世界推廣，對西方進行滲透和顛覆。

《Foreign Policy》今年6月5日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中共將全球化當武器，五大因素干預西方：
1.武器化中國經濟，逼人低頭；
2.「講好中國故事」中共支配話語權，減少異己；
3.拉攏非共產黨精英，魔爪伸向全球；
4.利用海外華僑和華裔；
5.嵌入威權主義規範，扶持專制政府。

其二，拉攏西方金融界和工業界，「穩金融」、「穩外資」、「穩外貿」和「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堵截經濟脫鉤。

這裏僅舉四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在中美貿易戰的衝擊下，2018年和2019年中共大幅度開放金融業。

第二個例子：
經過多年醞釀，從2018年開始，MSCI、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等三大國際指數相繼開始將A股納入，並且指數比重逐步提高。今年6月22日開盤前，富時羅素把A股納入因子從此前的17.5%提升至25.0%，共涉及1,051隻個股，這標誌著富時羅素第一階段分三步的A股納入工作全部完成。

同時，這也是三大國際指數第一階段將A股納入的收官標誌。業內認為，三大國際指數合計將為A股帶來超過一千億美元的外資流入增量。而從2018年開始，外資通過北上資金流入的規模也確實開始放大，2018年至今外資流入的規模已經超過六千億元人民幣。

第三個例子：
今年5月14日，中共央行發佈公告稱，對美國惠譽評級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獨資公司——惠譽博華信用評級有限公司予以備案。這標誌著惠譽成為繼2019年標普之後第二家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信用評級機構。目前「國際評級三巨頭」僅剩穆迪尚未拿到備案，但穆迪拿到備案應只是時間遲早問題。

以上都是金融界的例子。工業界的典型例子，可以舉特斯拉為例。就在中美貿易戰的隆隆炮聲中，2019年年初，特斯拉公司在上海投資50億美元建造的超級工廠破土動工。這是該公司在美國以外建造的第一家電動汽車工廠。

其三，加快同更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貿協定（FTA）和區域貿易協定。

今年7月1日，被稱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2.0」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生效。該協議中有「毒丸條款」，即協議中的任何一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議，則其它成員國可以在六個月後退出並建立其自己的雙邊貿易協定。

美國稱這一條款將進一步在與其它國家（美國與歐盟、英國、日本等）的貿易協定中推廣。這就有效的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孤立了中共（因為中國一直未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其「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這就迫使中共加快推進其FTA策略。截至目前，中共已與澳洲、南韓、新加坡等25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18個FTA，也正在推動12個FTA談判，包括與海合會、挪威、斯里蘭卡、以色列、摩爾多瓦、巴拿馬、巴勒斯坦的雙邊談判，與新加坡、南韓的升級談判或第二階段談判，以及中日韓、RCEP等多邊談判。

從貿易量上看，中國FTA的貿易佔對外貿易的38%，即使不含港澳台的話，這一比例也達到了25%。

此外，中共在2019年主導完成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整體談判，今年的外交工作重點是推動年內簽署RCEP，加快已近18年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

其四，大力推動「一帶一路」、亞投行（AIIB）、人民幣國際化等。但這些方面，中共捉襟肘見，困難重重。例如，據中國人民銀行8月14日發佈《2020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人民幣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2019年人民幣跨境使用逆勢快速增長，跨境收付金額19.67萬億元，同比增長24.1%，收付金額創歷史新高；即使如此，其市場份額也僅為1.76%，連美元的一個零頭都趕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