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篡政後遷往香港的國學大師錢穆 (下)

1949年，當一些知識份子紛紛從香港北上去迎接「新中國的誕生」時，錢穆遷往香港。在他看來，中共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他在英國屬地香港，創建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教育宗旨。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歷史驗證了錢穆對中共的預言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共搞「統戰」，派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及其侄子錢偉長勸錢穆回大陸。

錢穆給老師呂思勉的回信中寫道：「回來雖無刀斧之刑，但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是學生萬萬做不到的；我在香港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教授，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當中檢討，要我像他們這樣做檢討辦不到，等於是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我完全做不到。」

在錢穆看來，中共得天下，就意味著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斷，所以錢穆表示：「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1957年，錢穆發表《歷史真理與殺人事業》，文中說：「毛澤東清算了中國歷史和中國人，難道中國歷史和中國人便不會清算毛澤東？……好殺人、敢殺人、多殺人，絕非歷史真理。若果殺人成為歷史真理，世界將不會有人類，人類將不會有歷史……用客觀統計方法來檢查已往的歷史，好殺人、敢殺人和多殺人的，中國已往如黃巢與李闖，現代世界如斯大林，其他不必多舉，試問有哪幾位多殺人的人物，在他身前身後沒有受真理清算過？」

1969年，錢穆赴金門對軍官發表演講，他預言：「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愈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愈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我們大陸同胞正是受盡苦難，然而最後總會苦盡甘來的。」

1986年，錢穆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

直至晚年他雙目失明，由夫人協助撰寫的《晚學盲言》中，錢穆仍念念不忘批判馬克思邪說。

錢穆故居客廳內懸掛的朱熹墨寶。（Solomon203 ／維基百科）

時局困頓「未曾降志辱身」

在「崇尚西學」、排斥詆毀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中，錢穆為傳統文化辯護，提出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專制，所以他為各種激進勢力所不容，共產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都視他為「封建餘孽」。

但大智不群的錢穆逆流而上，「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方向，他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己任，即使時局困頓，也「未曾降志辱身」。

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金耀基說：「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

錢穆志在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他曾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份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錢穆還說：「大陸之失，我輩知識份子應負絕大責任。」

在錢穆看來，近百年來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與激烈的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他呼籲年輕人，不要老想著「成功」，不要混淆理想與慾望。

蔣介石當年對錢穆非常賞識，但錢穆並沒有成為御用學者。他們之間每次會面都有談話記錄，隨著檔案的公開，從記錄看，錢穆從未向蔣介石索要過甚麼，更未曾諂事過蔣介石。

那些沒有離開大陸的朋友們在錢穆離開之前，錢穆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陳寅恪拒絕了；之後他又去邀請熊十力，熊十力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覆，他還到中山大學找楊樹達，楊樹達也無意離開。

文革後，陳寅恪被稱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革命者」趕走他的助手、護士，停發凍結他的工資與存款，陳寅恪一生積攢的書籍字畫全部被查封，手稿被搶走。「革命者」把幾個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後，用怒吼的批判恐嚇污衊他。雙目失明、患嚴重心臟病的陳寅恪在驚恐不安中度日如年。1969年黃曆新年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一個四面透風的平房裏。極度衰弱陳寅恪當時已不能進食。5月5日下午，命若游絲的陳寅恪再次被「革命者」批鬥，要求他口頭交代罪狀，直至口不能言。5個月後，79歲的陳寅恪淒慘離世。

「文革」爆發，熊十力屢遭抄家、批鬥，其著作被當作「反動復古主義」而遭批判，熊十力不停地寫書，寫了毀，毀了寫，精神無法承受，甚至絕食減食以求速死，漸漸至精神錯亂。他常穿著一件褪色布長衫，腰間胡亂紮一麻繩，獨自一人在街上、在公園裏跌跌撞撞，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

梁漱溟1949年以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薪水不菲，主要「工作」是思過、檢討其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接受思想改造。「文革」中，祖傳三代的畫軸書冊全被焚毀，梁漱溟被紅衛兵要求掃大街、掃廁所，每日接受「群眾監督管制」。

錢基博，1959年「拔白旗」運動中，著作手稿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錢基博的兒子錢鍾書在清華只教了一年書，後擔任《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參與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文革」時，錢鍾書夫婦被下放「五七幹校」，其女婿被逼含冤自殺。

1949年10月，曾被蔣介石器重的馮友蘭向毛澤東表態：「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5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後來「尊孔」的馮友蘭改變立場「批孔」，獲毛澤東賞識，每次被毛澤東接見後，馮友蘭都會感激涕零地獻詩。馮友蘭晚年承認，他在「文革」中的一些思想，「不是立其誠，而是譁眾取寵了」。

早就預見中共的「1984」即將到來的陳夢家，1966年8月被紅衛兵揪鬥，戴上「流氓詩人」的高帽子，後懸樑自盡。

錢穆親侄錢偉長，1958年在清華大學被定為「極右份子」，後被強制勞動改造。

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文革」中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

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墓穴毀於文革。